黄河文明之近代转型研究
作者: 曲丽丽  日期:2014-04-15 来源 :山东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耕文明 黄河文明 近代转型 母亲河 
描述:中华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20实际八十年代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指出黄河能给予我们的已经给予了我们的祖先,在旧机体上生发不出新文明,简单粗暴的宣判了黄河文明的死刑。《河殇》的出现正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和发展,它在论述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大趋势上有某种合理性,但其对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批判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中西文化之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文化史领域贯穿近代文化研究的主旋律,也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十八大报告同时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创新之处在于,立体化注重天地自然黄河与社会人文黄河之综合研究,在时间的历时性上将中国古代与近现代乃至未来黄河文明的延承发展纵向打通,在空间的共时性上用世界大河文明的广角对黄河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进行横向比较考量。 研究内容上,在对中华黄河文明体系的逻辑框架以及对“大河文明”、“四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母亲河”和“摇篮地”等关于中华黄河文明体系的根本性重要范畴做出清理和诠释的基础上,研究近代具象的黄河与国家和民族命运之具体关系,考量千古黄河所象征的的传统农耕文明在近代史上的近代化转型。论文前两章以对黄河文明基本形态及黄河文明与中华民族关系的探讨为基本学理支撑,其下以近代学术界对黄河的研究、近代黄河泛滥改道与社会文明形态、黄河水利之近代变迁、传统黄河祭拜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考察、近代来华外国人对黄河的认识、近代海外舶来文明对传统黄河文明的冲击、传统黄河文明观念的近代化演进与变异等几大板块次第展开。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先后灭亡,只有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延绵至今。在中华河流文明体系之中,尽管在长江、淮河、珠江、闽江、东北三江平原等地都有广泛而丰富的古代文明遗存,但是只有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在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上绵延不绝。五胡乱华、安史之乱、五代十国、金灭北宋、蒙古灭南宋、满清灭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黄河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大规模冲突共有五次。在屡次冲突中草原文明未能中断黄河文明,反为黄河农耕文明所同化。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日本侵华,近代以来西方海洋工业文明不断对中华传统黄河农耕文明进行侵略、欺侮、蚕食、瓜分,其结果不仅没有将黄河文明蚕食,反而促使黄河文明从传统走向近代,促使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实现了伟大复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中华人文始祖——“三皇”、“五帝”等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从夏商周上古三代开直至明清时期,历朝历代的都城和文明中心基本稳定在黄河流域;中华百家姓大多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华汉字衍生于黄河流域;儒、道、墨、法、兵、阴阳等中华元典智慧体系诞生于黄河流域;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科技发明诞生于黄河流域;以二十四节气为主的天文历法体系诞生在黄河流域;陶瓷、玉石、青铜、丝绸、书画、诗词、中医、武术、戏曲和饮酒等“十大国粹”都集中于黄河流域。这是黄河文明为中华文明核心的九大例证。 在古代,中华文明从黄河流淌而来,在近代,黄河的生存发展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格局。 晚清及民国期间,治河领域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趋势。第一,西式治河方法逐步引入;第二,西方学者开始关注黄河问题;第三,随着留学生的派遣和新式学堂的建立,国内出现了会通中西的治河新生代。但总体而言,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新式治河技术的应用仍然停留在观测实验、著书立说的理论层面。 黄河灾后救济工作逐步近代化。首先,救灾主体多元化,民间士绅组织的义赈组织打破了传统黄河灾后救济中官赈独尊的局面,西方教会势力也逐渐渗透到灾后救济工作中。其次,救灾措施近代化,“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等形式的黄河水灾救济彩票逐步发行。近代报刊对黄河水灾灾后救济工作的积极参与,为民间义赈创造了宣传平台,也为中央政府主持的官赈提供了有效的监督。 晚清及民国期间,黄河水利机构屡有变动。1855年铜瓦厢改道之后,清廷治河大权旁落,此后,随着治河机构的不断变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扩日持久的治河权利之争。清初黄河河务由北河河道总督和南河河道总督负责,1855年铜瓦厢改道之后,南、北河河道总督先后裁撤,一切应办事宜都交由地方巡抚兼办,这是中央治河权旁落的开始。民国初年,虽然设立了统一的全国水政机构——全国水利局,但由于经费所限,未能掌握实权,黄河修治大权仍然掌握在流域各省地方水利机构手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为应对1933年黄河大水灾,仓促之下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但黄委会有名无实,黄河下游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河务局一直掌握着黄河修防的实际话语权。直到1934年,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统筹规划下,黄委会与下游三省黄河修防处的责任才逐步明确,黄河水利的中央和地方事权才最终实现统一。 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大河,更是一条文化长河。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中华文明的摇篮地,已经具有文化符号象征意义。日本文化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这种文化符号的体认更为深刻。由于文化上的认同,清末民初,日本各界在对黄河的态度上表现出文明发源地的认同和强势文明衰落后的感伤。这种建立于文化认同感之上的黄河认识又为野心家控制利用,成为宣传对华政策的重要手段。 黄河祭拜是黄河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明清以前,官方政府尊奉“河渎神”为唯一黄河水神,民间则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官方的以大王、将军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河神信仰系统。清代以来,尤其是晚清以来,清政府对民间河神大肆册,封颠覆了河渎神作为黄河正统水神的地位,官方河神祭拜系统开始混乱。不仅官方册封的河神不断增加,诸河神的封号和河神庙的御赐匾额也出现雷同的混乱状况。清帝退位之后,黄河祭拜逐渐失去了国家政治权利的保障,对河神的祭拜也被定性为封建迷信,从国家祀典中滑落。由于国家祀典的摒弃、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批判、传统无神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基督教对信众的争夺,民国以来民间河神信仰空间也不断萎缩。虽然在黄泛区和与黄河航运相关的个别行业中河神信仰仍有市场,但信仰的规模和水平已相当有限。 复古、专制和迷信是中华传统黄河文明观念的重要特征。汉宋调和、儒学会通趋势的出现以及“经世致用”实学传统的复兴是传统黄河文明观念流变的桥梁和先导,中西文化论争与黄河文明观念变迁相伴始终。复古向进化、专制向民主、迷信向科学的观念转变,是黄河文明近代化转型的核心内容。 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主体是黄河农耕文明,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从哪里走来;一百一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主题是海洋工商文明,告诉中华民族现在应如何干;近六十多年的中国当代史,主流是科技信息文明,告诉中华民族将往哪里去。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既在大地,也在大海,更在太空,未来人类大同,必将在高科技支撑的海洋文明与太空文明交汇中完成。
西汉时期关中农业生产初探
作者: 朱坤生  日期:2001-05-01 来源 :厦门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西汉时期 关中 农业经济 
描述:关中农业在西汉时期得到高度发展,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旨在探讨西汉时期关中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促进关中农业发展的因素。全文共分为四部分: 绪言。首先,对本文所研究的区域关中进行了界定;其次,对本课题的学术史作了回顾;复次,阐述了研究本课题的意义。 第一章,西汉时期关中农业发展状况。这部分从生产工具、农作物、耕作技术等方面阐述关中农业取得长足进展的具体表现。 第二章,促进西汉关中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认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指关中优越的自然条件,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及政府对关中农业生产的重视等。 结语。区域经济是全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西汉关中的农业对于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甘肃传统农耕文化的现代价值探讨
作者: 孙群雯  日期:2014-05-01 来源 :西北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现代价值 文化生产力 甘肃传统农耕文化 
描述: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在古代社会生产体系中占据主导性地位。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即建立在古代农业生产和生活基础上的观念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它的内涵和外延决定了农耕文化现代价值的意义。而且在党的文献和学术著作中,多次看到“文化的力量”、“文化力”、“文化生产力”等术语,表达了现代社会中文化在其特定的科学涵义上,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结合文化生产力的因素研究农耕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 甘肃省是我国西部的一个农业大省,是我国西部地区典型的欠发达地区。而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转型中,传统农耕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基于文化生产力的视角进行甘肃农耕文化现代价值的探讨。首先,从文化与文化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入手,分析了文化生产力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对甘肃农耕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进行分析,梳理了甘肃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嬗变。然后进一步的分析了传统农耕文化的现代价值。最后,总结出传统农耕文化生产力的继承与发展。
汉代西北开发
作者: 袁建光  日期:2005-04-01 来源 :湖南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西北开发 启示 屯田 移民实边 影响 汉代 
描述:今天的西部开发,必将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汉时期,没有西北开发,就没有汉朝盛世,也就没有汉朝在当时世界历史上的领先地位。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汉代西北概况”,主要界定了本文所研究的“汉代西北”的范围以及地形,同时根据史料描述了当时的气候、水资源、植被等生态情况。 第二部分“汉代西北开发的盛况”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对于汉代西北的开发,我从交通、屯田、移民实边、农业技术、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城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交通特别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是汉代西北开发的前提和纽带。屯田是当时西北开发的重中之重,文章详细论述了汉代西北屯田的目的、概况、管理、特点以及屯田的重要影响。汉代西北开发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移民实边,文章探讨了移民实边的动因、概况以及影响,然后指出了移民实边的特点。农业技术的发展则主要表现为铁农具的普及、耕作技术的推广、水利建设的发展。此外,畜牧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最后探讨了汉代城镇的兴起、发展、结构和特点。 第三部分“汉代西北开发的影响”阐述了汉代西北开发的重要影响:促进了西北地区的全面发展;推动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成就了汉朝盛世。 第四部分“汉代西北开发的启示”则从汉代西北开发中总结出六点启示:社会稳定是西北开发的前提条件;政府主导是西北开发的重要条件;基础建设是西北开发的必要条件;因地制宜是西北开发的关键措施;生态保护是西北开发的根本所在;精神开发是西北开发的动力源泉。
历史时期西部基本农区的变迁研究
作者: 蔡泉  日期:2001-05-01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区变迁 历史时期 西部地区 
描述:本文所谓西部,是现代划分法,包括了陕甘宁青新、云贵川藏渝等十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农业发源地之一。由于其重要的军事意义,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秦时期,内地王朝已开始以关中为核心农区,对广阔的西部疆域进行拓边、开发,其间历经几起几落。本文从农区衍变的角度出发,引用生态经济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观点,采取综合、演绎、比较、系统分析等方法,力求详述西部地区农区开发的历史,勾画农区兴衰变迁的过程,进而总结出其中的规律性,为本地区在今之“西部大开发”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历史的启迪和根据。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 1.历史时期的西部农区开发,呈现出时间上的不连续性和地域上的不平衡性,农区与牧区不断迭移消长。西汉、隋唐和清三朝的开发规模最为恢宏,西汉开发的五大基本农区奠定了日后西部农区的基本格式,历代无出其右者。隋唐时代凭借雄厚的国力,使得西部农区建设发扬光大。清初,通过军事手段收复西域,西部农区重焕生机。而穿插在这三次开发高潮之中的,是多次的毁灭和衰败,农牧更迭,使得西部农区的建设呈现明显的不连续性。在西南地区,只有巴蜀地区成为农业生产区,其他省份基本上在农业方面无甚建树。 2.西部农区的开发起初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随之产生经济上的意义。西部位于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相互斗争、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竞争的中心,各朝代均对西部的稳定予以高度重视,由是产生农区的开发和建设。军屯和移民是最基本的开发形式。军队通过战争占领西部之地后,为巩固成果,防范外敌再犯,遂屯田以养兵,加强边防,减轻转输压力。移民队伍掌握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将其吸引至西部垦荒,是提高开发地生产力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的直接有效的方式。 3.农区开发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成反比。西部生态环境原本脆弱,经历了几千年的大规模垦殖,虽然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但是也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恶果延续至今,严重影响了西部在未来的发展潜力。 4.西部当前和未来的农业建设,应走治理与开发相结合的道路,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保持对西部决策的连贯性和长期性,杜绝短期行为,科学的平衡农、林、牧三者的比例,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作用。
元代农书农业词汇研究
作者: 曾令香  日期:2012-05-20 来源 :山东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隐喻认知 语义语法 元代农书 农业词汇 
描述:元朝是古代农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的变动,统治者的劝农政策,以及文人自身的原因等,元朝出现了大量的农学著作,是农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高峰期,但大多数农书都失传了。保存至今比较完备的有三大农书,即《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这三部农书都遵循了《齐民要术》大农业的结构框架,内容非常丰富。同时它们又成为明清时期农书写作的依据,在农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元代三大农书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成,反映了元及元以前的农业发展和社会状况,是语言研究的重要语料。本文即以元代三大农书为语料,力图通过对其中农业词汇的研究,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追溯其历时发展演变,勾勒出汉语农业词汇系统的基本面貌。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将立足于汉语词汇学理论,同时吸纳传统小学的治学方法,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作全方位的系统描写。 论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论述古代农书文献、研究概况以及本文的研究语料、版本和方法。古代农书非常丰富,分类标准也不统一,不少的机构或学者都对古农书的数量进行了调查,但都未能作出一个准确的统计。我们按照历史的发展,从上古到近代,对农书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总结出了古代农书波浪式起伏发展的三个高峰期,元代三大农书的出现即是其中的一个高峰期。对农书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对文献的校注上,语言研究论著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对中古文献《齐民要术》的研究上,近代农书文献的研究成果很少,系统研究更是没有,因此本文以近代的三部农书为语料进行研究,能在一定程度弥补农业文献研究的不足。在语料的版本上,我们选择了目前所能见到的较好的版本,同时参照其他文献中的引用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同时从隐喻、文化等视角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进行多角度的研究。 第二章元代农书的语料特点和研究价值。本章从语料特点和研究价值入手,首先,从语料性质上,元代农书的语料具有专业性、俗语性、地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农业专门用语上;俗语性除了表现在日常用语中,还表现在农作物、农具的俗名上以及农业谚语中;地域性主要体现在方言词中;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词汇来源上。其次从研究价值上,我们主要从词汇的研究价值来谈,一是农书词汇体现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文中主要从词汇反映耕作技术和嫁接技术两个方面来介绍;二是农书是近代汉语研究重要的补充语料,同时农书中的口语词、方言词等可以丰富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三是农书中的农业词汇对丰富专科词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可以弥补农业词汇研究的某些不足;四是农书中的词汇在辞典编纂上也具有重要的语料学价值,具有补充词目、补充义项、提前书证和补充书证的作用。 第三章元代农书农业词汇概说。本章在对农业词汇界定的基础上,将农业词汇分为三个层次,并从农业生物种类、农业生产行为、农业工具等几个方面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进行了系统的共时描写,然后按照历时的观点,将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形成上看,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吸收全民共同语,具体为全盘借用和改造借用;二是沿袭已有的农业词语,具体沿袭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宋三个时期的农业词语;三是产生于元代的新词,具体从农业词汇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来谈。从发展上来看,首先是农业词汇内部的发展,或弃置不用,或继续使用;其次是农业词语对全民共同语的渗透,或直接渗透,或引申渗透,或比喻渗透,或本源回归。在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进行共时描写和历时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词汇中出现的同实异名和同名异实现象进行了描写和解释。重点分析了同实异名的语言内外部原因,语言内部原因主要从语音、词汇和修辞三个因素来分析,语言外部原因主要从命名理据的不同、语言在时空、雅俗上的差异和变化以及语言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等方面来分析。 第四章元代农书农业词汇的语义分析。本章主要从本义、引申义、词源义、词义类聚以及词义的发展变化等方面对农业词汇的意义进行系统的分析。一是在分析农业词语语素义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业词语语素义和词义之间的关系,即两个语素义组合、综合或融合等构成词义。二是在分析农业词语本义的基础上,对农业词语的引申义系统进行简单的概说,对农业词语引申义产生的途径、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产生途径主要是相似引申、相关引申和同步引申,而产生的方式主要是连锁式引申、辐射式引申和综合式引申。三是对农业词语中的名物词的词源义进行了分析,我们主要采用系联同源词的方法对其中单音节名物词的词源义进行了探求,从参与构词语素各自意义的来源以及它们结合并凝固的原因两个方面对其中双音节名物词的词源义进行了探求。四是对农业词汇中的几种语义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即同义关系、上下义关系和对立关系。其中在同义关系中,主要对同义动词从构组和语义上进行了描写,并从词义的发展、双音化、异序词、同源词等几个方面对同义词的大量存在进行了解释。五是对农业词汇词义发展演变的分析,主要分析了农业词语义位的增减,词义范围的变化,包括扩大、缩小和转移。并对词义的演变发展从语言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进行了解释。本章力求能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在语义上做一个系统的描写和解释。 第五章元代农书农业词汇语法分析。本章主要从活跃的构词语素、构词类型和方式、农业词语的量词化和名动词类的转变四个方面展开。活跃的构词语素,主要包括“熟”、“田”、“种”、“接”等。农业词语的构词类型包括联合、偏正、动宾、补充和附加五种方式,其中联合式和偏正式占绝大多数,文章对这两种构词类型的具体构成情况作了两个方面的分析。农业词语的量词化主要对由植物各部位名称词演变成量词的进程进行了分析,这些词包括“茎”、“根”、“株”、“枚”、“叶”、“条”、“科”、“树”、“梢”、“枝”、“本”,对这些词语我们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使用情况展开分析,明确其量词形成的时间,对量词形成后进一步虚化的进程及其发展变化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同时在这些词语量词化形成的语义与认知基础上,从隐喻、推理和泛化三个方面对它们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名动词类的转变中,我们主要对农具词语从名称到功能的转变作了描述,具体分析了名动词类转变的语义和认知基础,并对名动词类转变中的突显性原则和邻近性原则做了简单介绍。 第六章元代农书农业词汇隐喻认知分析。本章主要对农业词汇的隐喻系统和隐喻文化认知进行分析。相似性原则是隐喻的认知原则,农业词汇的隐喻多以植株或植株各部位为喻体,来比拟其他物体。同时农业生产包含一定的过程,利用植物生长过程和事物发展过程的相似性,来认识事物发展的过程。具体我们从植物及植物的部位名称“粟”、“桃”、“杏”、“柳”、“松”、“根”、“枝”、“花”、“苗”、“芽”等词族的隐喻,以及从植物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熟的过程和农业生产中耕地、播种、施肥、浇水、收获等过程中有关词的隐喻来分析农业词汇的隐喻系统,实现隐喻系统中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并验证这种映射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文化的角度对汉语农业词汇的隐喻进行分析,隐喻受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隐喻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民族差异。 结语总结全文,对本文的主要观点和不足之处进行总结,以明确以后努力和完善的方向。
从画像石资料论东汉陕北农牧业的发展
作者: 武颖华  日期:2014-05-01 来源 :陕西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陕北 汉画像石 狩猎业 养殖业 种植业 
描述:陕北是我国画像石出土较多的地区之一,其图像直观展现了东汉陕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农牧业画像石是陕北地区极具特色的一类。本文在对画像石资料进行真实性分析后认为其能够作为史料直观且真实地反映陕北地区的农牧业发展状况。因此,笔者尽可能多地收集陕北地区出土的农牧业画像石,通过对比研究、综合分析的方法寻找不同画像石中同一类图像之间的异同,再结合史料进行研究,尽可能真实再现东汉陕北农牧业的发展状况。 画像石属于考古文物,陕北画像石资料的发掘时间较早,由于技术的落后、环境的限制,我们很难看到当时出土时的原貌,特别是画像石出土时有些有鲜艳的色彩,一经空气氧化便很快消失,因此笔者在涉猎大量考古报告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深入到绥德、米脂、神木、榆林等画像石出土地、以及汉画像石博物馆仔细观察原石并对当时考古挖掘工作人员进行调研,尽可能真实的还原画像石的本来面目。 通过回顾学术史,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学界利用画像石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陕北东汉时期的农业地理研究较少,这就为本文研究留有较为广阔的余地,因此本文的序言部分就着力于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学术史回顾,并介绍研究区域和研究内容,为全文的研究提供研究方法和思路。 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本文从种植、养殖、狩猎三个角度全面分析和论述了画像石所反映的东汉时期陕北地区农牧业的发展状况,其中探讨了东汉陕北农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汉民族的交融的相关性,以及通过狩猎画像石分析陕北动物食物链所反映的生态环境变迁。 关于对东汉陕北地区种植业的发展状况研究,本文通过解读陕北出土的种植业画像石,根据图像分析其反映的农业要素,了解东汉陕北常见的农作物种类、耕作方式、农具类型以及田间管理技术,从而判断东汉陕北主要的农耕区域,总结其发展特点。得出无定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较其他地区普遍,边郡农业较发达的结论。 对于陕北养殖业发展状况的论述,由于陕北出土的关于养殖业的画像石十分繁多,故本文在对养殖业画像石进行分类整理的基础上,并结合相关史料得出陕北养殖业可分为大牧场放牧和家庭养殖两种类型,通过分析不同牲畜的形象判断其不同的用途。得出陕北养殖业的发展是在游牧民族内迁大的社会背景下,受游牧民族影响出现的经济态势,并且形成了无定河下游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榆林、神木等长城沿线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格局。 在论述东汉陕北狩猎业的发展状况时主要是分析画像石中的狩猎场面。这是因为狩猎场面是陕北画像石中极具普遍性且富有特点的图像,通过解读狩猎画像石中的具体形象,整理得出东汉陕北盛行的三种狩猎方式,即猎手围猎、猎鹰捕兔、猎犬辅助。通过将不同的狩猎画像石以连环画的形式相连复原了东汉陕北的狩猎场面。同时通过对山林、鸟兽画像的分析得出东汉陕北的生态环境,对其所表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作以小结,得出狩猎画像石的分布地域最广,是陕北地区农业及畜牧业的重要补充这一观点。 最后,通过对不同类型画像石的出土地进行分析整理,得出全文最主要的观点:东汉时期陕北以绥德、米脂地区为代表的无定河下游区域是主要的种植业区域,而以神木、榆林为代表的长城沿线则是畜牧业、养殖业为主的畜牧区。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区域进行微观分区,尽可能细小的展示该区域的农牧业发展状况,做到从细微之处着手,得出全面的结论。
两汉农民生活研究
作者: 陈冬仿  日期:2014-05-01 来源 :郑州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国家认同 生活 聚落形态 精神文化 人际关系 生产活动 两汉 农民 
描述:汉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民人口是社会的主体,农民生活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重点探讨两汉农民居住场所、生产活动、人际交往、政治及精神文化等生活状况,力求勾勒出那个时代农民生活动态和立体的画卷。 根据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两汉乡村聚落形式和建筑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经过人为规划的聚落和自然分布的聚落都较为普遍。一般来说,考虑到修缮成本和农民生产生活的便利性等因素,自然分布的聚落为其主要形式。两汉乡村社会中存在的“新兴聚落”和“自然聚落”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其外在形式不等同于“散村”。聚落内部布局是农民长期因地制宜抉择的结果,其形态不可能都是整齐划一的;对于大部分农民的住宅而言,每户拥有独立的庭院,其形制为“一堂二内”,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两汉农民居住场所是一个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相结合的有机体,其内在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随着农民姓氏普及和宗族的发展,聚落内部血缘性联系日益增强,由若干族姓农户杂居成为其主流趋势;从农民家庭结构发展变化来看,聚落内更多是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共存的局面。 生产活动是农民生活的基础。社会生产力在发展,农业技术在进步,生产工具在改进,两汉农民的生产活动逐渐形成以种植业为主导,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特点。汉代疆域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农业各部门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与地位自然会有所不同。两汉农业生产具有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构成农业生产的普遍形式;男耕女织成为家庭内部生产分工的自然模式;根据不同农作物种植的最佳时间来安排农业生产,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化和合理化,并对后世的农业生产及耕作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农民人际交往,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深受当时统治思想及儒家新伦理观的影响。在人际关系的互动模式中,以血缘亲情为纽带构成的家庭、家族联系与互动处于基础性地位。在儒家纲常礼教的影响下,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及夫妻关系为主的农民家庭成员间的联系与互动,从西汉中期以前的基于自然情感下相对平等的关系逐渐趋于不平等的从属关系。随着农民宗族血缘意识的增强,宗族成员间的生活互助更为经常和普遍,并通过族内祭祀活动密切其联系与交往。受相对闭塞生活环境和安土重迁特性的影响,以近距离婚姻为主所形成的姻亲关系,邻里、朋友及师生等关系也是两汉农民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家族一起构成农民人际关系中的“熟人社会”。此外,通过社日和市场等公共性、开放性的节日活动和场所,农民不断拓展自己的人际交往范围,满足不同层面的交往需求。 随着现实政治演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两汉农民生活的政治环境处在动态变化中:一方面,乡里社会权力介体豪族化,由西汉中期以前国家所主导选任的乡里胥吏逐渐为乡里的强宗大姓担任和把持;另一方面,以什伍制为代表的国家制度的作用机理和实践效果也不断发生变化,连坐机能相对弱化。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考虑,汉代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给予农民一定的优遇。以儒术取士的选官制度使农民具有参政的权利和可能;出于受教化的需要他们有一定的受教育机会;享有民爵的权益和一定的法律地位。西汉中期以后,以财势为右的社会现实使农民所具有的种种权益和机会出现理论与实际相悖离的局面,这是封建皇权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在“忠孝一体”政治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农民由对父家长权威的敬畏与服从延伸到对皇权的崇拜与依附;各种民间组织及活动所使用的称号和组织形式体现出农民对代表皇权意志的乡里制的认同;通过祠祀及谣谚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对国家的认知。受其自身局限所致,农民的政治观念是代表皇权意志的国家统治理念长期浸润的结果。 两汉农民的精神生活和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鬼神信仰成为两汉农民重要的精神寄托,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祭祀活动和禁忌习俗,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功利性及生活化。出于祈求福佑、禳除灾疫等目的,两汉农民尤其注重祭祀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社神和对家庭生活影响较大的灶神。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感恩与敬重,祈求护佑子孙,两汉农民主要以墓祭的方式来祭祀祖先,逐渐形成具体的时间和相应程式。为了免受鬼魅的侵害,形成服事以娱鬼魅、驱傩等驱鬼辟邪的方法。基于不死成仙的幻想,两汉农民也有“长生不死”的强烈愿望,积极奉行养生术,建构身后的幽冥世界。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形成时日岁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禁忌。具有农民自身特色的歌舞及小型杂艺等精神娱乐活动,是其积极乐观精神风貌的一种体现。由于投入时间和娱乐内容上的限制,农民很难成为娱乐活动的经常参加者和享受者;因地域和习性等不同,农民的娱乐方式和内容也有较大的差异。 两汉农民的“生活世界”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轨迹。源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和传承性,农民的不同生活形态是对由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安土重迁特性的一种最好诠释。通过对两汉农民生活“小世界”的窥探,不仅可以引领我们去感知那份厚重的乡土人情,促使我们对今天生活在农村中的农民及其生活作出一定的反思和思考,同时也可更深入了解人们生活方面的渊源关系及中国农耕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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