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农业大学农耕特色库

近代中法高等教育交流史研究: 作者： 张士伟 日期：2010-05-01 来源：河北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天津工商学院大学区制勤工俭学运动中法大学中法高等教育交流; 描述：近代中法高等教育交流有三种渠道:第一种是法国天主教会组织的高等教育交流,主要以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以天津工商学院和上海震旦大学为依托,以法国近代科学为内容,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校园文化、发展规划、管理机构乃至管理理念、规章制度诸多方面直接引进法国的教育模式。第二种渠道是中国的民间人士、教育界精英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组织的高等教育交流。他们在法国耳濡目染其教育成就,产生将法国高等教育引入中国的理念,并付诸实践,从组织赴法华工教育开始,历经俭学会、勤工俭学运动,直至建立私立中法大学。第三种是中法两国政府组织的高等教育交流。它既包括中国政府选派的留法生教育,也包括两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和法国境内合作建立的一些高等院校,如里昂中法大学、巴黎大学中国学院、上海中法工学院等。天主教会、两国政府和民间人士为促进中法高等教育交流而互相援助和促进。 1927年,蔡元培以法国的教育管理制度为参照,主持实施了大学区制和大学院制。近代中法高等教育交流在管理体制上、资金投入上、教育模式上都有独特之处。研究中法高等教育交流的历史轨迹,总结中国近代教育家汲取法国先进教育、改变传统教育、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体制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分析法国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探讨中法高等教育合作的最佳模式,必将为当今中国与外国进行高等教育交流提供一个吸纳与扬弃的参考样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中外高等教育交流提供可资借鉴和利用的资源。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侧面: 作者： 于春龙 日期：2009-06-01 来源：东北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中日文化交流文献学价值大金得胜陀颂碑; 描述：大金得胜陀颂碑立石于1185年(金大定25年)7月28日,碑通高3米20,龙首龟趺。正面汉字,碑阴女真文,为追念完颜阿骨打于此地誓师反辽获胜建金而立。它不仅是女真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北方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国历史文化的实物见证。此碑在中外著作中多有著录,但关于此碑的研究工作做的并不多。由于日久年深,拓制拓片相当困难,拓本大多模糊不清。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揣摩,对金碑碑文进行著录,各家摹本差异很大,使研究者无所适从。这是大金得胜陀颂碑的研究工作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到目前为止,中外已有提及、介绍和研究大金得胜陀颂碑的文著五十余种,其中以日本学者的研究著作居多。日本学者的文著材料收集较广,考察记录详尽,同时个别学者还录有早期的金碑照片及碑文的拓片,这为此后对于金碑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拙论中,笔者将在对大金得胜陀颂碑进行实物考察的基础之上,对中日两国关于大金得胜陀颂碑的研究著作进行归纳总结,从学术客观的角度出发,探究两国学者关于金碑资料相互参考及研究借鉴的积极意义。这将对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及中日两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拙论的具体构成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叙述本论文的写作动机。第二部分介绍大金得胜陀颂碑的概况和研究价值。第三部分对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大金得胜陀颂碑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归纳,并对比。第四部分从学术客观的角度出发,归纳日本学者的研究文著及数据资料在金碑考证研究中的学术价值。第五部分为结论,对前文论述进行总结。

明清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研究: 作者： 刘玉静 日期：2010-05-08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科技文化农业交流明清时期; 描述：明清时期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特殊之地位与影响。一方面,这一时期我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农学著作要超过之前所有农学著作的总和,农学思想也日臻完善。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经验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建立在繁荣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明王朝为了宣扬国威,使众多小国来“天朝大国”朝贡,曾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更为频繁,这也为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契机。传统的中日、中朝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交流在这一时期又有了新的内容。这一时期中国从美洲引进大量高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油料作物以及园艺作物,通时很多优秀的中国作物传到了美洲。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也随之传来,而中国传统的农学著作也被介绍到了西方国家。这一时期对外交流的内容、方式和特点等都与明清以前的朝代有很大区别,中外文化科技交流发生了逆转,中国由输出国变为输入国,其交流规模之大、影响之大是空前的,因此是全局的、整体的。而中西文化是两种异质文化,西方农业科技之发展也为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注入了活力。本文主要是从农业史之角度来研究明清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其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言。主要从中外农业科技交流的背景入手,阐述了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进展,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可创新之处。第二章:明清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基础和背景。各时期的文化交流都是与本时期的经济形势,社会形势和国际形势有关。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传统的农业科技也发展到了顶点。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人均生活水平仍然没有多少变化,新增的粮食产量被新增的人口所抵消,所以引进新的物种和先进的技术势在必行。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开始了工业革命,经济飞速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有一些波折,但仍然阻挡不了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进行。第三章:与东亚诸国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在明代以前陆上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将中国与西方国家联系在一起。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对外贸易逐渐增多,海上丝路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海上丝路中国得以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甚至欧洲的国家进行科技文化交流。日本和朝鲜是中国的邻国,在这一时期的交流更加频繁。中国大量的农书传至日本朝鲜,这一时期中日、中朝朝贡贸易仍然是主流,但民间贸易,如貂皮、水獭皮、鞍马等其他农产品的贸易在边境也很繁荣。第四章:美洲作物的引进。这一时期中国从美洲通过民间贸易和官方贸易等引进了大量的高产粮食作物,如玉米、番薯等,还引进了很多经济作物,如花生、棉花和烟草等,以及其他的一些农作物。这些作物的引进使中国的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改变,产量有了提高,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民的饮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章: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多。西方一大批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来传教。他们带了大量的书籍,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同时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如茶文化,儒家思想也传到了欧洲。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对中国和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第六章:整体认识。这一时期的对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与以往的有所不同。在明代以前中国对外交流主要以零星的产品的输出为主。这一时期的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是大规模的引进,如美洲作物的引进,西方最新科技文化知识的引进等,因此具有整体性和输入性的特征。这对中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等等都是不无裨益的。但也有缺憾:这一时期的中国没有和日本一样借着西方工业革命的东风走向现代化,即李约瑟先生所提出的难题。这是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反思从中以求得到启迪。

多元文明聚落中的河湟回民社会交往特点研究: 作者： 马进虎 日期：2005-04-01 来源：西北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河湟地区回汉藏文明交往; 描述：河湟(黄河、湟水谷地)地处横贯欧亚大陆的古代交通线——丝绸之路的南端,属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汉族农耕区和藏族游牧区的分界线,同时,从唐代开始,河湟地区渐渐地向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三教鼎立”的局面演化。到元朝时,那种八个民族世居(藏、汉、回、撒拉、土、蒙古、东乡和保安),三种文化共存的局面基本形成了。从宗教交往的角度看,儒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三者关系的特点,就是“和而不同”。和就是三方相互尊重,相安无事:不同就是存异,不强求一致。因为三者的教义理念既有相互补充的一面,也有差异较大的一面,总的看,差异大于共性。儒家的仁礼和合,佛教的慈悲情怀:伊斯兰教的清洁精神,理论上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利害冲突,可以相互益济,也可以彼此欣赏(美人之美),加上三者共处一地,这是和的基础,但从文明的载体看,三者的悬殊极大,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所以要尊重不同。河湟地区回汉、回藏的交往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河湟回汉藏在经济方面的交往特点是互补共荣,互补就是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的相互补充,互通有无,共荣就是合作赢利,利益均沾。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渊源、文化传统等因素,数百年来,河湟地区逐渐形成一种汉族、土族务劳农业,藏族、蒙古族草原游牧,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经营工商业的这样一种即分工又合作的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河湟回汉藏在政治方面的交往特点是:政教分离,其实就是理顺政教的关系,即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根据历史经验,如何处理好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清代中后期回民起义的爆发以及近代诸马军阀家族的崛起都与此有关。河湟回汉藏在文化方面的交往特点是相互理解,理解的媒介有“花儿”、“匾联”和“纲常” 河湟回汉藏在民间方面的交往特点是平等团结。

域外引种作物本土化研究: 作者： 杨海莹 日期：2007-05-01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影响域外引种作物本土化; 描述：目前,学术界研究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较多,但关于域外引种作物本土化的研究几乎近于空白。对此,本文界定了域外引种作物本土化的基本概念,认为本土化就是引进的域外作物逐渐适应我国的生存环境,并且受到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影响,而形成具有我国特色新品种的过程。本文所强调的“本土”体现出域外作物在我国的积淀及其对它的包容性,“化”则体现出域外作物的一个动态转化过程。可见,本土化是一个双向过程,既是域外作物适应本土的过程,也是本土作物受域外作物影响自我更新的过程,二者殊途同归,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本文以域外引种作物本土化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域外引种作物的本土化历程,把握我国从域外引进作物在各个阶段的特征及其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域外引种作物本土化研究的进一步创新提出自己的见解,促进了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首先,通过介绍我国古代三次域外引种作物的高潮,清晰地梳理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引种作物阶段性特征,以期对我国古代域外引种作物本土化发展历史过程有一个比较系统和整体的认知。通过分析自然环境、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农业科技水平、饮食风俗习惯对域外引种作物本土化的影响,得出结论:即引种需要选取适当的方法和方式,又要符合我国已有的科技水平,还要关注当时我国社会之需,并能接纳吸收它。从整体来看,域外引种作物本土化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然而,也有一些个别作物在引进后得到快速的本土化发展,如烟草在较短时间内风行全国,这和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及其经济效益有关。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引种作物并没有完全取代我国本土的作物。其次,论述了引种作物本土化对我国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影响。其中,重点分析了引种作物本土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影响,这也是本文内容上的创新之处。域外引种作物本土化不但增加了我国作物的种类,而且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我国缺粮问题的解决,使人口压力有所缓和,也使我国粮食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域外引种作物本土化不但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对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的进步也产生积极的影响。最后,总结得出域外引种作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域外引种作物的本土化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本土化必须要有先进的农业科技水平提供技术保障,并且是和农业工具、交通运输、社会认识、政府经济政策、粮食供给、市场化程度等社会各方面的能力、水平相适应的。但是域外作物引进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人口压力下为了扩大种植面积,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环。域外高产作物虽解决了人们吃饭的问题,但经营方式又刺激了人口的不断增长,造成恶性循环。对历史教训要有个清醒地认识,为实现我国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借鉴作用。

唐代丝绸之路演变与西北市场格局的变动: 作者： 袁黎明 日期：2010-05-01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市场丝绸之路军事环境商业; 描述：丝绸之路横贯东西，绵亘数千里，是古代东西方交通的大动脉，也是中国古代人民与西方各国通商、通使友好往来的贸易之路，它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盛世时代，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自信的中国人以博大的胸襟、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各国进行友好往来，此时丝绸之路也达到其鼎盛时期，沿线商旅往来，络绎不绝，商业贸易呈现繁荣发展的景象。近年来，随着丝绸之路申遗工作的展开与进行，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不断深化，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丝绸之路路线的考察研究、沿线遗址的保护开发等方面，虽也有不少论述丝绸之路沿线经济的著作，总体来说，人们对丝绸之路沿线商业尤其是市场的研究还有所欠缺。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古籍、出土文书和遗存古迹的分析调查，来复原唐代西北丝路沿线地区的市场分布状况，探讨其贸易的性质、类型、对象，以此来考察唐朝前后期西北地区市场格局的变动情况，并分析其原因、规律及其作用机制，以期有用于世人。区域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定的区域因为其在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经常把研究地域分成若干区域，以突出其独特性和典型性，本文在绪论中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时间、空间)做了界定，明确了研究的内容和意义，分析了前人研究现状，并根据资料特征，找到文章的思路和切入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一个地区赖以发展的基础，因此，本文在第一章中介绍了丝绸之路沿线的自然、社会环境，以此来分析丝绸之路沿线市场发展的环境基础；并以安史之乱为界限，将唐代丝绸之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然后以此为基础展开后文的论述。根据区域典型性和独特性原则，本文将唐代西北地区划分为丝绸之路东段、西域、关内道三个区域，分别对其商业市场发展状况进行论述，分析了其贸易的对象、类型及市场分布状况，以区域商业中心为切入点探讨了丝路沿线市场变化的原因及作用机制，并以此得出全文的结论。根据对丝绸之路东段、西域、关内道三个区域的分析，笔者认为唐代丝绸之路沿线市场的在唐代前后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从总体上看，在安史之乱以前，唐代丝绸之路全线畅通，东西方贸易频繁，丝路沿线的市场也得到很大发展，沿线的州县治所多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城镇。在隋朝和唐初，沙州和甘州是河陇地区著名的商业中心，长安年间以后，凉州逐渐崛起，取代甘州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国际都会；西域地区西州成为当地的商贸中心；关内道地区原州的商业和市场贸易超过了其他州县。安史之乱后，传统丝路中断，回鹘道和灵州道成为中西交通的主干线，原来的凉州、西州、原州等由于吐蕃的占领和侵扰，市场贸易逐渐衰落，而丝路新道沿线的灵州和庭州等地贸易日渐兴盛，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商贸都会。纵观唐代丝绸之路的演变与西北市场格局的变动，其市场发展有几个特点：首先，丝路东段、西域、关内道三个地区的市场相对独立，其贸易的对象和类型各不相同。其次，丝绸之路的变动是唐代西北市场变动的重要因素，路线的变动决定了市场的兴衰。第三，唐代西北地区出现商业中心、军政中心合一的现象。第四，军事因素在唐代西北地区市场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五，唐代西北地区的市场贸易多为过境贸易，虽然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并没有改变丝路沿线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结构布局。

唐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作者： 贺茹 日期：2014-04-01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文化交流回流性丝绸之路游牧民族唐代; 描述：唐五代时期，中古先民们通过丝绸之路同周边及以远地区的各民族进行了频繁的物质、精神文化交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本文从唐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角度切入这一历史性课题，系统全面地展示和分析了唐代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各主要方面。论文主要内容如下：导言主要从唐朝历史以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史研究的背景出发，阐述了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综述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其次，从唐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动力与基础展开。唐朝历史上丝绸之路出现了“大规模、长距离”交流的鼎盛局面，是经济繁荣、政治强大、北方少数民族的努力和交通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论述了唐代丝绸之路运行的动力后，主要对唐代丝绸之路得以发展的媒介手段进行了叙述。早在唐以前，中古先民就通过各种途径同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发生了往来交流；唐以后，则更为频繁，就沟通媒介而言，通过书籍、战争、北方少数民族等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的趋势，以多种媒介为基础，先进的科技艺术文化大规模地输出，与此同时异域先进文化也广泛在中国传播并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力，使中原大陆的宗教文化、艺术文化，乃至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趋向性变化。随后，针对唐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文化、异域文化彼此交流内容进行了概述。通过文献学、考古学的研究，揭示了唐代中原内陆文化与丝绸之路各国文化交流内容；分类阐述了唐代丝绸之路对外彼此文化内容的渊源关系；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化与南亚、西亚和欧洲古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的深层关系。最后一部分，作为本文的重点，主要对唐代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内容的特点进行阐述及概括。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往来的最主要通道之一，沿着这一通道，中西文化交流得以继续并顺利的发展，而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其主要的特点：一方面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双向性特点，中原各种科学技术、动植物物种以及先进的礼俗文化传入西域诸地，另一方面，异域文化也在中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一直以来对于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都是以中国为主体，事实上，异域文化对塑造中国内陆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民俗话特点和本土化特点，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大规模引入了外来植物、动物以及宗教，在彼此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的影响下，经过长时期的磨合，异域文化在中国扎根结果出现了本土化和民俗化的特点，外来物质文化和异域艺术、宗教的本土化与民俗化对丰富中华文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作用与影响；第三就是其在传播过程中表现的渐进性特点，丝绸之路文化传播渐进性的特点多表现为由近距离逐渐向远距离地区和国家发展，并通过渐进式分段式递传，维持了丝绸之路发展，同时也使中国与来自世界各地民族国家保持了往来，通过彼此往来中的渐进性，丝绸之路上中国文明就先后融入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欧洲基督教文化。最后，就是中国对外传播的物质文化内容，经过另一种文化同化后，新的文化高潮有了机会产生，经过外国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发展再回馈给中国，产生了新的物质、精神文化内容的回流性特点。丝路文化的回流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对消除不同文化间的隔膜，加强中国与进贡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回流性特点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深究。

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文化交流研究: 作者： 索毕德 sobhitha 日期：2010-04-15 来源：山东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佛教文化交流佛牙比丘尼斯里兰卡中国僧人; 描述：古代中国和斯里兰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有着频繁的交往,其中文化交流在两国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这种文化交流主要是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在中、斯文化友好交流中,僧尼以及佛教艺术、典籍、佛牙等重要载体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斯里兰卡位于亚洲南部,是南亚次大陆南端印度洋上的岛国,中国古书中零星记载斯里兰卡的名称有30多个。中国与斯里兰卡虽远隔重洋,但自古以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就源远流长。汉时,中国人就已到达斯里兰卡,开始了探索性的使节外交。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快速发展,两国使节往来频繁。中国与斯里兰卡正式开始了文化上的交流,尤其在佛教文化方面。唐朝政治高度发展、经济文化繁荣,受到斯里兰卡国王的格外关注。在公元7、8两个世纪,斯里兰卡国王曾先后六次派遣大使去唐朝访问。这一时期中、斯之间贸易十分频繁。元朝时,政府继续发展同斯里兰卡的友好关系,积极拓展海外贸易。元朝商人海外贸易十分活跃,这一时期中、斯交往也较为密切。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更进一步推进了中、斯之间的文化交流。以法显、求那跋摩、僧伽跋摩、玄奘、不空等为代表的中外高僧通过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着中、斯之间的友好往来,为两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斯里兰卡的比丘尼也来到中国传播佛教文化,也是中、斯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远洋贸易与佛教交流的重要载体,商人在推动两国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官方使节的互访也是中、斯两国友好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佛教典籍、佛教艺术是中、斯佛教交流中不可或缺的媒介。佛牙本身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在中、斯佛教文化交流中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关于佛牙的巡礼和交流已经成为两国友好往来的重要缩影。中国僧人远赴斯里兰卡朝拜佛牙,瞻仰佛礼,实际上已成为两国人民彼此理解、沟通的有效方式。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来,印度一直是中国众僧西去取经、朝拜的最向往、最崇敬的佛教圣地。而佛教自传入斯里兰卡后,即得到国王的大力提倡,发展十分迅速,很快成为斯里兰卡的国教。后来,随着佛教在印度逐渐衰落,斯里兰卡一跃成为南传佛教的中心。同时,古代中国的一些帝王也对于佛教的引入青睐有加。因此,佛教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中、斯文化交流中的重中之重。中、斯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的友好关系和深厚友谊。一方面,斯里兰卡向中国学习,深受其惠；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也在对外友好交流开放中,吸取了斯里兰卡的优秀经济、文化成果,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共赢的,两国在相互借鉴中携手进步、共同发展。

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史: 作者： 金千秋 日期：2001-06-01 来源：中国艺术研究院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乐舞交流印度舞蹈舞蹈艺术舞蹈学外来艺术古丝绸之路民族乐舞文化交流史天宫伎乐艺术交流; 描述：本文主要论及历史上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状况，丝绸之路是一条横亘于欧亚大陆的文化交通之路，也是世界文化展开的中轴之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都曾与这条丝路发生过联系。古丝绸之路分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路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民族地区以及希腊、罗马等国交往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东亚、东南亚以及阿拉伯地区的各国之间的交往之路。从历史上来看，陆、海丝绸之路曾出现过不同的鼎盛时期，两汉至唐代前期是陆路丝绸之路的兴盛期，唐代中期以后是海上丝路取代陆路丝路兴盛起来的交通之路。这两条“丝绸之路”所涵盖的内容是极其宽泛的。回顾历史，在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史上，曾有过许多不同民族的乐舞交流事例，也出现过许多宗教乐舞传播的盛况，它们均是由陆、海丝路上各民族操作进行的。东西方乐舞艺术从表面上来看，它们的形态迥然不同，实际它们之间又有着互相牵连，扯不清的渊源关系。中国的先秦时期，同西方的乐舞交流尚处于间接性地接触性交流，到了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通使西域后，乐舞艺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乐舞交流形成一个高潮，推动了汉代乐舞交流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时代，导致了不同区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随着佛教东渐，佛教乐舞迅速普及中国。随唐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对外乐舞交流最为活跃的时代，它接纳一切外来艺术，又无私地把消化、整理的中西乐舞艺术传向东亚、东南亚各国，推动了文化落后国家的民族乐舞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家王朝建立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唐、宋以后与日本、朝鲜、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国交流日渐频繁，乐舞交流也非常盛行。丝绸之路上的乐舞交流是世界上各种文明交流中的一个亮点，本文在探索历史上中外乐舞艺术交流的同时，还对丝绸之路沿途的文明古国的乐舞艺术的生成与发展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作了初步探索，以便对各个不同民族文化圈内的乐舞文化以及圈与圈之间的文化交流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对西平地区的文化影响: 作者： 李永翎 日期：2010-05-01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文化影响西平历史时期交通; 描述：在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对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研究重视不足,无论从研究数量,还是研究成果,都无法与丝绸之路主干道相比较。而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及生态意识的出现,丝绸之路在通畅阶段对沿途地区的环境及生态的负面影响在学术界引起了争鸣。客观、公正地评价丝绸之路,在不回避丝绸之路确有消极作用的同时,肯定它对沿途地区的的积极影响应该是我们对丝绸之路的基本态度。本文通过对古代文献和现代考古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认为自汉武开疆扩土,丝绸之路青海道既是汉军进兵主要路线,羌族逼迫撤离西平湟中地区的逃离路线,也成为了汉族迁徙进入河湟地区的主要通道。汉族进入西平湟中地区,改变了过去地区单一民族的状况,出现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汉族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成熟的农耕技术,带来了富有经验和技能的大量劳动力,而且带来中原注重仁义礼仪的儒家文化。统治者的重视、私塾的盛行、官办学校的出现、文化大儒的出现,使得在中原战乱、局势难平的混乱时期,河西地区的文化却因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而大受其益。大批高官显贵、俊儒奇才陆续前来避难,河西地区在成为中原文化的寄宿地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河西文化的形成。而移居西平的大家族,在相对稳定的西平湟中地区得到了发展壮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积极参与河西地区的政治角逐,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走向和区域稳定。秃发鲜卑自河西走廊迁居西平湟中地区以来,对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影响深远。来自东西方的商旅僧侣带来了佛教,而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使得西平地区成为佛教重要的传播地区。研究以确凿的事实证明,在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通畅的丝绸之路青海道不仅促进了西平地区的民族融合、文化整合,而且促进了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研究表明交通条件在地区开发中的重要作用,这有助于强化我们对当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而在早期开发中,出现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现象,对我们今后开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及区域移民将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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