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农业大学农耕特色库

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研究: 作者： 郭晓东 日期：2007-05-01 来源：兰州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空间结构演变机制乡村聚落秦安县葫芦河流域黄土丘陵区; 描述：聚落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是研究人地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各国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的恢复与快速发展，国际地理学界将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城市，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日益弱化。在中国，随着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和城市的快速发展，中国地理界和规划界更是将研究的目标集中于城市，乡村聚落研究远远滞后。乡村聚落是乡村人口居住和生产生活的场所，是乡村地域空间的人口聚居点，其形成和发展演变受自然条件和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我国农村地域广大，农村人口众多，乡村聚落数量庞大。长期以来，我国乡村聚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和存在着建房占地与聚落空废化现象并存、村镇发展无序、村庄布局散乱以及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不足等突出矛盾和问题。实证区域秦安县地处陇中黄土高原西部，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之北，渭河支流葫芦河下游。县域黄土分布广泛，山多川少，梁峁起伏，沟壑密布，地形破碎，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秦安县也是我国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农业发展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地关系日益恶化。在人口与生存压力的驱动下，乡村聚落在空间上不断扩散，形成了极其分散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本文以乡村聚落发展及其空间结构为研究内容，从地理、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视角，运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文献方法与社会调查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及GIS技术手段，对葫芦河下游秦安县域乡村聚落及其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分析与综合研究，从不同空间层面构建了乡村聚落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的解释框架，并对乡村聚落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进行了探讨分析。在乡村聚落起源与发展研究方面，论文总结梳理了聚落起源与发展的一般历史轨迹。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历史时期葫芦河流域秦安县域乡村聚落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运用统计资料、影像资料和实地调研资料，对新中国成立后县域乡村聚落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乡村聚落的分裂演变进行了理论假设与分析；在乡村聚落地域一形态空间结构研究方面，论文从乡村聚落系统和乡村聚落群体两个方面，运用分形理论、碎化指数、均匀度指数与最近邻点指数等方法，对实证区域乡村聚落的地域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运用聚落斑块形状指数及GIS等方法，从聚落空间结构要素、空间结构类型、空间结构模式、“村域”空间结构及“村庄”内部空间结构等方面对聚落形态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对乡村聚落的空间扩展特征及聚落空废化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在聚落社会空间结构研究方面，论文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从社会变迁、社会事实与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实证区域乡村聚落社会生活空间的类型与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对乡村聚落社会空间与形态空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分析。现代乡村的发展受到国家政策及规划的强烈影响，乡村空间发展政策以及有关规划理论，直接影响到乡村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当前广泛开展的村镇规划、区域规划都涉及到村庄空间系统的变迁、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村庄建设等现实问题。但在具体实践中，人们往往用简单化的空间集聚模式来处理当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村庄集聚和村庄空间发展问题。论文在深入分析乡村聚落空间结构演变驱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区域整体发展”和“创新城乡地域空间，促进乡村聚落适度集中”的思想，对区域城乡空间网络化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我国传统聚落的营造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分析，提出了促进乡村聚落发展及其空间结构优化的实践途径与对策措施。

雍正朝西路军需补给研究: 作者： 张连银 日期：2007-08-01 来源：厦门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西路雍正朝军需; 描述：论文以清代西路军需作为研究对象，以粮食和牲畜为重点，运用历史学的实证法，兼以数据统计，考察雍正朝西路军需补给及河西驻军的军需补给。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正文又包括六章。绪论：界定研究对象“西路”、“军需”等概念，介绍了选题缘由及意义；回顾学术史；陈述运用的资料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探讨雍正朝陕甘行政区划的变迁，气候状况及甘肃八府二州县的社会经济状况，雍正朝陕甘的粮食储备。第二章：将雍正朝河西和安西以西作为两大区域，以雍正朝为时段，考察雍正朝西路军事布防数量的变化。第三章：以具体的军需案为研究对象，分析雍正七年以后西路军需粮食需求的种类及数量，分析不同种类补给粮食的数量及区域分布；第四章：从明清驿递的功能变化入手，以具体军需运输为例，纠正以往对台站功能的错误认识，并对军需运输的工具、运输组织、分段运输及运输中的脚价问题进行探讨。第五章：河西驻军与噶斯路的军需第六章：西路军需马、驼的购买、喂养；军需马驼的替换与解送；牛羊只的采买；回撤兵丁牲畜的处理。结语：对全文作出归纳和总结，认为清代雍正朝西路军需，尤其是粮草的补给区域逐渐西移，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雍正朝陕甘良好的气候条件为陕甘的粮食生产提供了便利，仓贮、市场、屯田构成了西路军需粮食的补给来源，屯田在军需补给所占的比重是逐渐增强的，由于军需粮石种类不同，具体的粮饷的补给区域不同；军需马驼的补给大多数由鄂尔多斯补给，部分由河南、山西、陕甘供给，而骡头的补给则全赖内地。

裕固族经济史: 作者： 任正实 日期：2012-04-01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裕固族游牧经济经济史; 描述：裕固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的回鹘汗国,由此又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丁零。研究裕固族经济史,丁零、高车、铁勒、回鹘经济研究是不可少的环节。从丁零到回纥汗国的建立,裕固族的祖先们经历了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家长奴隶制社会再到封建制社会的转变,但游牧经济一直是社会经济的主体部分。回鹘汗国内部实行封建性的赋税制度,劳务地租和实物地租并行。回鹘汗国以牧业经济为主体,商业十分发达,同唐朝贸易频繁。“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日益衰败,中西贸易只能在回鹘汗国的保护下进行。中西贸易中继站的地位也给回鹘汗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9世纪30年代末,回鹘汗国遭受连年的风雪和瘟疫灾害,加上回鹘汗国统治阶级发生内讧,这些严重破坏了回鹘汗国的社会经济,最终导致其灭亡。 9世纪中期回鹘汗国灭亡后,有一部分回鹘人迁徙到河西地区,这些回鹘人散居在甘州、瓜洲、肃州等河西大部分地区,和原来迁入河西地区的回鹘人慢慢融合,逐步发展壮大并建立了政权,成为河西地区的重要势力。河西回鹘在从事畜牧业同时,受到农耕文化影响,农业技术和农业产品更加丰富。河西回鹘地处“丝绸之路”,这促进了河西地区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对回鹘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进了河西回鹘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河西回鹘时期,商业和手工业成为其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是裕固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裕固族祖先为中西方经济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11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夏李氏政权进入鼎盛时期,切断了回鹘与中原的联系,这样回鹘在汉文的记载中,销声匿迹了近百年之久。直到蒙、元时期,裕固族的祖先以“撒里畏吾儿”这个名称回到史籍记载中,到了明朝初期,由于明朝民族政策的失败、统治阶级的内乱、察合台后王的侵袭、宗教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撒里畏吾儿东迁入关,迁徙至肃州附近以及甘州南山一带。撒里畏吾儿的东迁,是裕固民族形成的关键时朝。东迁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居住在肃州以东25公里处黄泥堡一带的撒里畏吾儿人,因与汉族杂居,受到汉族农耕经济的影响,逐渐以农业代替了畜牧业的主要地位,形成肃州尧乎尔的农耕经济。而被安置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狭长地带的撒里畏吾人,仍然主要从事着畜牧业生产。新中国成立之前,裕固族人民遭受封建头目和国民党军阀的双重剥削,经济贫困,人口锐减。新中国建立后,裕固族地区通过草原统一管理、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和对牧主经济的改造等一系列变革,使贫苦牧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使农牧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蚕丝文化符号对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的表达: 作者： 蔡璐 日期：2012-04-15 来源：西南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集体意识蚕丝文化符号农耕社会; 描述：蚕丝文化是基于养蚕缫丝纺织生产活动,以物质和非物质遗存为表现形式,所形成的价值观、情感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总和。华夏文明孕育了蚕丝文化,养蚕、栽桑、缫丝、纺织成为中华农耕社会中重要的经济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蚕丝文化这个抽象概念被具体化,其中甲骨文、神话传说、先蚕礼、陶蚕蛹、玉蚕、蚕形刻划、蚕织图、十二章等历史遗存形成了独特且赋有丰富内涵的蚕丝文化符号,即本论文研究对象。中国是蚕丝文化的起源地,这种至今仍然保持着独特生命力、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意识的符号,传递的不仅是丝绸这种实物信息,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承载着厚重的蚕丝文化和先进的纺织技术。蚕丝文化符号作为集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既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凝合剂,又是全球化进程中需要重构的重要系统。蚕丝文化符号承载了历史的厚重,带给我们的是历史的信息,对蚕丝文化符号的研究在中华民族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将蚕丝文化符号作为研究对象,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中,主要研究蚕丝文化符号从三个方面表达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首先,确立研究对象,进行资料搜集。由于研究生阶段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重点,本文首先确立了研究对象,即蚕丝文化符号。随着研究对象的确立,搜集并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蚕丝文化符号相关史料以及传播学、符号学、社会学相关理论资料,这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其次,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确立本文研究重点及理论依据：文化意义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符号形式被表达出来,即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意义透过蚕丝文化符号得以表达。第三,理清关键词,建立研究框架。掌握相关概念,深化对关键词的理解。建立研究框架,从三大方面研究蚕丝文化符号对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的表达。最后,充实论文内容,综合运用理论知识和文献资料,形成最终的文章。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定性分析揭示蚕丝文化符号与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综合运用传播学、符号学、社会学等知识,研究蚕丝文化符号对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的表达,试图在进一步拓宽古蚕丝文化符号传播研究视野的同时,厘清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与蚕丝文化符号之间的深层结构。本论文研究重要理论基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杜尔克姆提出的集体意识的理论,二是结构主义学派对于文化与符号关系结构阐释的理论。本文重要立论依据是文化意义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符号形式被表达出来,即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意义透过蚕丝文化符号得以表达。杜尔克姆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集体意识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信仰和情感的总和,通过集体意识形成社会生活的固定制度,是一种社会心理形式。在中华农耕社会中,中华农耕社会形成男耕女织的分工模式,蚕丝文化符号的内涵是建立在经济结构基础之上,深植于农耕经济之中。耕与织、男与女二元经济主体需要借助于集体意识,实现社会层面的有机团结,并且蚕丝文化外化为各种具体的符号,有助于促进中华农耕社会中集体意识的传播,提升民族文化认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符号,不同的思想形式或心态是这些符号不同的排列和组合,而正是这些符号传递着社会文化系统内涵。文化意义的产生于再现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即透过蚕丝文化符号这种重要载体得以表达和传播。本论文研究内容一是中华农耕社会自然环境造就了务实的集体意识,使务实精神成为中华农耕社会的一种群体价值趋向,而养蚕纺织活动作为主要农业生产活动之一,蚕丝文化符号中的先蚕礼,突出表达了中华农耕社会经济稳定而重实际的集体意识；二是中华农耕社会结构表现为家国同构,在以家族为本位、尊君重民的集体意识下,各等级间达到和谐相处的均衡状态,蚕丝文化符号中的蚕神传说的演变印证了中华农耕社会家国同构的集体意识；三是陶蚕蛹、玉蚕、蚕形刻划以及蚕织图表达了中华农耕社会注重道德情感行为引导的集体意识,首先陶蚕蛹、玉蚕、蚕形刻划对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的内涵具有阐释功能,纵观蚕丝文化符号发展历程,对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情感信仰具有约束功能；其次,蚕织图突出体现了对于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行为的引导功能。结论认为蚕丝文化符号表达中华农耕社会经济中稳定而重实际的集体意识；表达中华农耕社会结构中家国同构的集体意识；表达中华农耕社会秩序中注重道德情感及行为引导的集体意识。

秦石鼓文与渔猎文化研究: 作者： 李向阳 日期：2007-05-01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石鼓文渔猎研究秦; 描述：石鼓文自唐初出世以来迄今将近1400年。在这期间，因为石鼓文的残泐导致关于石鼓文的归属、时代及内容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到了民国时期的马衡、罗振玉、郭沫若等著名学者主张的石鼓为秦刻石得到确立，其具体年代问题仍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如马几道、陈昭容等坚持“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之间”的说法在目前没有新的材料及考古发现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比较合理的提法。诚然石鼓文时代问题是破解石鼓文的关键，但是与其在缺乏材料的情况下再进行无益的争论，不如换个视角对石鼓文这个重要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利用。本文欲针对石鼓文中的渔猎文化因素，以春秋时期渔猎为背景，结合文献资料作一个专题研究。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对石鼓文研究及先秦渔猎文化研究做一个概括性描述。作者认为鼓文所记述的主要内容是捕鱼和田猎活动。即使许多文字已经残泐辨识不清，通过对石鼓渔猎要素的解析，结合前人对石鼓文字及内容的考释，足以向我们展示出春秋时期秦国鲜活的渔猎文化面貌。鉴于对石鼓渔猎研究的成果较少，有必要作一次更深层次的专题研究。石鼓文的时代问题。石鼓文的时代问题是石鼓文研究中长期存在争论，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同样，在本文的论述中，时代问题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部分，作者主要通过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及其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辨析，比较其优劣，选取一种相对合理的说法。经过分析，最终采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之间”这个时间界限作为石鼓所记渔猎发生的背景时代。石鼓文田猎的性质。西周是一个礼仪社会，礼的精神贯穿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田猎活动同样是包含着一系列礼仪活动在里面。因此田猎也被称为“蒐狩之礼”。这一部分作者通过对文献资料中的西周、春秋田猎活动的解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周时期的田猎主要是天子、诸侯军事演习借助的手段。到了春秋时期，田猎的性质及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田猎部分被取消，纯粹的军事检阅出现；另一方面军事检阅部分被省略，只保留了田猎部分，田猎因此变成了一种游戏娱乐活动。而石鼓文田猎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见证。通过对石鼓文中的一系列行活动如猎前誓师、占卜吉日与师前祭、开辟猎场、田猎进行、猎罢献禽祭祀五个方面解析，认为石鼓文所记的这次田猎是兼具军事训练及娱乐的活动。渔猎环境的考察。渔猎是对自然生态环境依赖性很强的一种生产活动。没有河、湖水资源及丰富的天然植被是不可能孕育渔猎文化的。作者通过对石鼓文中的捕鱼地点汧水流域以及春秋时期秦都雍城附近的历史地理环境作一番考察，认为当时的秦雍都附近具有优越的自然渔猎环境。渔猎的方式及其工具使用。这一部分作者分别对捕鱼、狩猎采用的方式进行分析。在捕鱼活动的论述上，主要是对《汧殹》石中的“(?)”字做一个文字学考察，虽然对于此字的释读尚有争论，但是文中出现的大量鱼类告诉我们：此次捕鱼是使用了网罟一类工具的。狩猎活动是石鼓文记述的重点。从《田车》、《车工》、《銮车》我们可以说是采用了车逐的狩猎方式，结合《乍原》中的“秩秩逌罟”，可知此次田猎是一场大规模的车猎，而且是采用围猎的方式。春秋时期秦人渔猎及其地位。石鼓文中所记的春秋时期秦人渔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是在农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它向我们证明在社会经济结构朝着农业型社会转变的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这段时间里，渔猎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表现在它与人们生活中的饮食、日用、祭祀、娱乐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也因此证明渔猎在秦人社会是有着一席之地的。结论：石鼓文中渔猎描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渔猎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证据。通过对田猎性质、田猎方式、田猎与社会生活关系几个重要方面的解析使我们看到，时值秦国农业快速发展的春秋时期渔猎在社会生活中仍扮演重要角色。

社会史视角下的明清农书研究: 作者： 康旭峰 日期：2006-06-01 来源：南京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书经世致用士人社会史明清; 描述：明清时期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农书编纂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明清农书不仅在数量上全面超越了以前各个历史时期，而且其内容广博，涉及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并且对明清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明代中期以后，“经世致用”思潮风行；明末清初和清末出现了两次“西学东渐”的高潮；“农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以科举考试制度为特征的精英教育与民间大众教育紧密结合；出版印刷业繁荣。所有的这些都成为了明清农书创作的有利条件，促成了明清时期农书创作高潮期的出现。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和封建王朝重农思想的影响，士人群体是明清农书的创作主体，而这其中，具有进士、举人等科举功名身份的各级官员和在野士大夫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地方性农书为代表，明清农书有着显著的地域特征，而明清时期普遍实行的地方官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有效地促进了区域农学的交流。明清农书的创作也体现出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如明代农书的创作的高峰期是在嘉靖以后，而光绪朝则是清代农书创作的兴盛时期。这其中既有“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也有海外贸易的刺激，又有美洲新作物的推动。借助于明清农书，明清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播在农书作者与农民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明清民间大众教育的繁荣使得广大农民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这是农书在农民群体间传播的前提。由于明清时期出版印刷业发达，农书的价格并不是农书传播流布的重大障碍，而明清时期多元化的图书发行渠道也有利于农书的传播。明清时期的民间日用类书能有效地传播物候、农业生产知识。图说性质的农书因其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故广受欢迎。明清农书在海外的传播促进了中西衣学的交流，扩大了中华农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清末直隶协赈考察: 作者： 杨虹 日期：2011-03-20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甘肃旱灾协赈江南北水灾; 描述：荒政,是政府为救济灾荒而颁行的法令、制度和政策措施的总和。封建时代的荒政体系发展到清代已经达到顶峰。20世纪初,清王朝统治愈行衰败,政府主导的荒政体系即主要是官赈已名存实亡。在此背景下,省际之间的协赈逐渐兴起。协赈,主要是省际协赈,意指在本省经济许可范围内,协助其他省区灾荒赈济的活动。直隶协赈因颇具时代与地方特色,从而成为本文考察对象。探究20世纪初直隶协赈状况,首先要对其协赈背景有所了解。庚子国难中,直隶受创巨大,自顾尚且不暇更无力兼济他省。但此后直隶农工商业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协赈他省奠定了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思想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投入协赈行列,并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从而为协赈活动地开展打下了社会基础。其协赈江南北水灾和甘肃旱灾即为典型事例,本文对其进行了具体地考察。首先是对相关灾情及灾省官员和江南义绅的赈灾活动予以关注。然后从官方与社会力量两方面对直隶协赈活动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着重对报界、善会及女界等社会力量的筹赈活动予以考察,力求再现直隶官民共济他省灾荒的情景。最后通过将20世纪初直隶协赈活动与江南义赈以及本省19世纪末协赈活动进行比较,揭示出直隶协赈的时代与地方特色,即募捐主体多元化趋势、募捐机制近代化趋向以及协赈思想多层次性。

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 作者： 张祥稳 日期：2007-04-01 来源：南京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乾隆时期康乾盛世自然灾害灾害史荒政; 描述：“自古圣王之世，水旱之灾亦时有之”。康乾盛世时期的乾隆朝也不例外，它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期之一。乾隆朝60年间，自然灾害的种类多，发生的频率高，被及的范围广，涉及的人口多，产生的危害大。面对频仍的自然灾害，乾隆在发出“灾民实可怜”叹息的同时，命令大小官吏，要把民饥民困视作己饥己困，务必以拯灾恤困为“国家第一要务”，“宁可国家多费帑金，断不可令闾阎一夫失所”，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拯灾救荒的政策措施——荒政。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和荒政，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群众生活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衰落的重要因素。时至目前，史学界对上述问题研究较少，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我们认为，对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和荒政展开深入、全面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有一个全面了解，从中归纳出乾隆朝60年间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及人为因素；另一方面，乾隆时期的荒政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对于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对我们今后的防灾、救灾和抗灾工作无疑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同时，对于康乾盛世衰落的原因，史学界一直忽略了自然灾害、荒政这两大因素，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所以，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三大板块：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乾隆时期的荒政，乾隆时期自然灾害、荒政与康乾盛世衰落之间的关系。本论文以清代乾隆时期(1736——1795年)全国18各直省的自然灾害与荒政为研究对象，阐述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全貌，研究这一时期拯灾救荒的政策措施及其落实情况，分析自然灾害与荒政对康乾盛世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学的实证考察为基本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证紧密结合，综合运用计量、归纳、考证、演绎等研究手段。按照选题研究思路，充分利用和吸收自然灾害史、荒政史和清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借助灾害社会学、灾害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全面介绍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梳理乾隆时期的荒政体系，研究自然灾害、荒政与康乾盛世衰落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结构安排上，把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既有对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和荒政落实情况的整体描述，又有典型的个案分析；在行文过程中，把文字叙述与图表显示紧密结合。全文主要由六章组成：第一章，主要阐述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动态，选题的依据和研究的意义，研究的目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可能存在的不足和研究方案，以及本论文研究的时间段和地理范围界定，等等。第二章，详细介绍清代乾隆时期水灾、旱灾、雹灾、虫灾、冻灾、风灾、瘟疫和地震等八种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乾隆朝60年间，各种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特别是水旱灾害。在上报至中央政府、确定已经“成灾”或已造成严重危害的自然灾害中，水灾被及的总州县次约为8074个，旱灾为3770个，雹灾为1148个，霜灾为163个，风灾为271个，人疫、牛疫共68个，地震111个。由此看来，乾隆时期，水旱雹灾发生最为频繁。在各类已发生的自然灾害中，有的被灾面积大，受灾人口多，危害严重，所以文中有选择地对一些特大自然灾害作专题介绍。第三章，主要是在把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情况与清初康雍朝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归纳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特点，影响自然灾害发生的人为因素等。这一时期自然灾害的发生，呈现其自身的特点，如：灾害种类繁多，以水旱雹灾为主，地区分布不均衡，年发生情况差异较大，地形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决定着灾种及其发生的频度，等等。显然，乾隆时期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这一部分主要是探讨乾隆时期的人为因素对自然灾害的影响，如政府在水利问题上的不作为，民间对水利兴修的消极态度，各地普遍存在的与水争地现象，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封建迷信思想盛行；等等。所有这些，使自然灾害发生更加频繁，危害更大。第四章，首先，简述清代以前我国古代荒政的发展历程，介绍清初顺康雍时期拯灾救荒的基本程序、主要措施及备荒情况，以便于对乾隆以前荒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为下文阐述乾隆时期荒政作必要的铺垫。然后，着重研究乾隆时期，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政府在借鉴前代荒政的基础上，制定了系统的救济灾荒的制度和政策，并在实际中加以落实。虽然这一时期关于荒政并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法律、法规出台，但在“以例治天下”的清代~①，已经出现过的拯灾行为即是以后救荒的范体。实际上，乾隆继位以后，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就使政府救荒行为走上了经常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荒政的集大成时期，它也是我国古代荒政最完善的时期，不论是与有清一代的各朝相比，还是与清代以前的各代相比，这一结论是毋庸争议的。我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随着自然灾害的出现，荒政便应运而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清初顺康雍时期，救荒的基本程序包括报灾、勘灾、审户扣给赈，主要措施包括蠲免、抚恤、赈济、借贷、缓征、平粜、安辑流民等，地方主要是通过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积谷备荒。乾隆时期，拯灾救荒的基本程序与康雍时期不存在多少差异，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时间上的规定作了变动，有利于灾后赈、贷、蠲、缓事宜。在赈济问题上，乾隆始终恪守一个原则，即成灾必赈，它包括灾后抚恤、正赈、加赈和厂堂赈济，特别是加赈，在这方面，乾隆朝的政策极其宽大，几乎每年都有此举；赈济的钱粮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乾隆一贯反对私人钱粮参与其中，除了乡村的粥赈等慈善类行为；正是因为如此，仅赈济一项，60年间国家花费的银粮可谓不计其数，无法准确统计。在灾后借贷和钱粮缓征方面，乾隆时期的政策大大突破了前代的规定，政策上有越来越重视和宽松的趋势；特别是以往例不缓征的漕粮、漕项，在这一时期常常予以“法外开恩”。这对缓解灾民困苦，使灾区粮食充裕，稳定粮价和物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灾区赋税的蠲免也是乾隆时期荒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不但使蠲免的有关政策得以兑现，而且在皇帝巡幸、战争爆发、连年被灾和普蠲全国钱粮之际，灾民们也往往得到额外的蠲免，其数字惊人。为了使灾民有力购粮度日，乾隆还将政府所储或所购之粮减价出售，有按例减价，亦常有破格减价，即通过政府对灾民的粮价补贴，尽可能让灾民度过难关。除了政府直接向灾区调拨大量的粮、银外，乾隆还充分利用市场实现全国范围的粮食自由流动，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为灾区“裕食”的目标。令人遗感的是，尽管乾隆为救荒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在备荒特别是在地方积粮以备荒歉方面关注不够，因而使各地最终把救荒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的临时补苴上，这主要表现在各州县积储严重不足、积储制度徒有虚名，乾隆对这一情况也是一清二楚。总之，乾隆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在荒政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尝试。这一时期的荒政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各地荒政落实情况差异较大，不尽人意，文中通过个案的分析，使我们可见这一问题之一斑；造成荒政落实不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五章，它是在第二、第三、第四章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的衰落与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和荒政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康乾盛世是在乾隆朝中后期逐渐衰落的。但时至今日，没有一位学者把自然灾害、荒政与康乾盛世的衰落联系起来。实际上，笔者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其主要表现在：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了农业经济，使本来就停滞不前的传统农业出现了倒退的趋势，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的荒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灾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实际上其作用微乎其微；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一方面迫使清廷花费大量的人、财、物力，用于对灾区的蠲赈贷等；另一方面，对被灾地钱粮的缓征和对灾民的借贷，也使数额巨大的钱粮因灾害连年、人民生活困苦等原因而最终无法征还，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广大农民不得不依靠政府度过难关，这样就使得政府与百姓暂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人民群众在与官员的面对面接触中，更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吏治败坏等社会深层次的问题；还有，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本身就暴露了政府在水利问题上的不作为。在我国封建社会，“四民之中，最苦者农也”，毫无疑问，在自然灾害中真正受苦受难的是平民百姓，他们本来生活就十分困苦，劳作终年，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可以想象在自然灾害的频繁侵袭下是一幅怎样的不堪入目的灾民图。尽管乾隆政府在实际中为了救民于水火也进行了相应的努力，但由于存在全国粮食总量严重不足、自然灾害过于频繁、吏治败坏等多方面因素，使这一时期的荒政并没有能够解决灾民的实际问题，因而灾区的闹赈、遏籴、抢米等斗争此伏彼起，虽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灾民流离于道络绎不绝，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安置措施，但最终没有遏制住流民大潮，使他们最终成为清代中后期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主力军。所以，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最终，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正是在乾隆时期自然灾害的风风雨雨声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浪潮中落下了帷幕。第六章，对本论文的第二至第五章进行总结和提炼，认为：清代乾隆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期之一。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有其自身的特点是。自然因素是导致灾害频繁的最直接的原因，但人为原因却不可忽视。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损失惨重，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它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灾民生活更加贫困，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乾隆在荒政上可谓不遗余力，慷慨大度，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另外，还应与他的个性和信仰佛教有关。康乾盛世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它开始衰落于乾隆中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自然灾害及荒政的影响不应忽视。透过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荒政及其对康乾盛世衰落的影响的全面考察和研究，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四点启示：一是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二是自然灾害是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荒政是一把“双刃剑”，要重在落实；四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必须把科学防灾、救灾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也必须把依法救灾和以德救灾有机结合。尽管本文在撰写过程中，笔者广泛地搜集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和深入的分析，但由于涉及的资料繁多、撰写时间仓促和个人专业水平有限等因素的存在，文章的不足甚至舛误之处在所难免，如对自然灾害被及州县次、荒政实施过程中相关数据统计不够全面，只对自然灾害发生的人为因素进行分析，对康乾盛世的衰落与自然灾害、荒政之间的关系分析也不够全面、透彻，等等。

汉代河西人口分布系统考述: 作者： 杨芳 日期：2007-05-01 来源：西北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河西人口分布系统汉代; 描述：本文主要依据河西地区出土的汉代简牍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和前辈学者的相关论著,对汉代河西地区人口分布系统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主要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目前研究概况等。第二部分为汉代河西的民政系统人口及数量,包括内地移民、少数民族和奴婢。主要论述了移民、少数民族和奴婢的来源、管理、生活及待遇等问题,并对民政系统人口数量进行了推算。第三部分为汉代河西的军屯系统人口及数量,包括军队成员(戍卒、田卒、骑士、庸卒、应募士、谪卒、良家子)、士卒家属、葆子、私从者等,主要对这些人的身份、来源、活动等进行了考证,并对军屯人口的数量进行了推算。第四部分为汉代河西司法系统人口及数量,司法系统管理下的人口主要有囚犯、囚犯家属和恶少年,主要对囚犯的来源、管理和生活,以及恶少年的身份、活动进行了考述,并对司法系统的人口数量进行了估计。第五部分为流动人口,包括是客民、流民、商人、外国使团等,主要对客民的身份、活动及流民、商人、外国使团的活动等问题进行考述。第六部分为结语部分,依以上各部分的考述为基础,对汉代河西人口的构成特色及其影响进行了总结和阐述。

汉代农业生产管理研究: 作者： 黄富成 日期：2007-06-01 来源：南京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耕文明小农经济农业技术汉代农业生产政府管理; 描述：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两汉时期，为巩固集权统治地位，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干预的程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性要素，如土地配置、人口流动、技术传播、铁器布控、经济交流乃至农本文化的宣教、农田开发等因受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及制度管理的机制制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作用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而各异。本文通过探讨汉代政府管理机制对农业经济各种生产资源要素的引导和诱使，基本揭示了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宏观面貌，诸如小农经济在西汉整体性发展的原因、区域农业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江、淮等地在西汉一代农业经济发展长期滞缓、铁农具的发展与普及区域间差异较大的原因、农耕文化流浸的社会诱因以及农田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等，这些农业进程中的社会、经济现象均与政府管理的各种机制作用息息相关。由于技术在农业生产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更多关注了技术各构成要素形式及其在政府管理机制作用下对资源开发的途径、对于经济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对于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的经济绩效关系分析等。在内容上本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章：汉代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管理。阐述小农经济形态的发展与形成，春秋战国是小农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形成期，文章认为秦汉则开始从法律地位上具体实践这种与集权体制匹配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结构均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单位，在生产上实行家庭内外耕、织结合的经济形式，在种植结构上分为大田主业谷物生产和桑麻瓜果蔬菜等副业生产。三杨庄汉代民居和农田遗迹的出土具体体现了这种小农家庭的经济生产结构。土地是小农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拥有法律意义上的私有田宅不仅是小农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也是政府“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伦理思想的体现。政府通过减税、“以律占租”、灾免、借贷、假田等法律确认的形式培植和维护小农经济个体的普遍发展，在承认小农私有财产权利的同时，也规定小农必须承担的赋税徭役等法定经济义务。但土地产权的自由流动也使小农容易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小农生存及其生产环境的管理，一方面重视民的本位作用，另一方面极力维护小农的土地权益及在农业生产中享用基础设施。总之，小农经济作为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是政府农业生产管理的核心。第二章：汉代农官制度。汉代的农官系统是政府财政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农业生产管理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收入直接归中央大农或少府；武帝时的屯田开荒、农田水利及告缗田的开发等，大多由中央大农等直接管理，税入大农。农官系统只负责经济税赋征收而不治民。地方职官对农业生产管理的范围较为广泛，承担着治民和发展经济的政治和法律义务。职官“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文化政策、促进技术流传、督察农业生产等活动，既是他们的行政职责又是其法律义务。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管理是政府干预农业经济的本质体现，在内容上注重土地开发、人口增减、赋税征收及高产、宜地作物和农业技术的推广等。而“力田”这一阶层所代表的乡村社会靠种田起家的中小地主，成为政府在乡村社会宣教“重农”思想的代言者，不仅承担大量税赋苛责，也是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三章：汉代铁农具的铸造与监管。铁器为田农之本，铁农具的应用和进步直接体现了农业发展的水平。铁官制度是指政府垄断铁器的生产、冶铸与销售渠道，铁器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经济战略物质成为政府调控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铁器官营后，铁农具实行标准化的工业生产，其质量监督和监察有一套完整的铭文标识体制。文章着重探讨了文献中提到的农业生产中的“大器”，认为“大器”就是“代田法”推行过程中，由大农相关专门机构研发的起翻土作用的带犁鐴大铁犁。由于它是铁官标准化生产的专用器物，价格昂贵，体积较大，不给也不适用于小农生产，因此“不给民用”。但翻土部件的出现为以后铁犁形制的发展与改进奠定了技术基础。铁农具的流传与普及与汉代区域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关：西汉前期，对周边外族实行封锁，铁器冶铸技术及产量尚有局限，这一时期许多地方木铁农具并用；西汉中后期，由于区域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在基本经济区和北方屯区，铁犁牛耕的发展已基本普及，而在江、淮、西南和岭南等地，受限冶和供铁作用，农耕业的发展仅集中于内地移民集聚地区，铁器农耕的发展并不普遍，铁农具所占比例较小；东汉时江淮、江南等地农业发展较快，至汉末，许多宜农地区已基本普及铁农具。铁农具区域发展的阶段差异体现了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第四章：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农田开发是在政府的统筹组织下进行的，尤其是大规模毁林开荒、变牧为田的屯田垦荒及农田水利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土地原有的生态面貌，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耕地扩张、安抚流亡、经济增产等效果，但由于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匮乏以及大规模引浑淤灌对湖沼滩泽的堙没及滩区内的农田开发等，还是导致了局部的环境灾害，尤其是不当的水利工程因取排水失误还会导致土壤重归退化。江淮地区陂塘蓄水灌溉工程的发展对于改变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化害为利，改善农业生产的水域环境及人地宜居环境关系的改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后世江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农田开发及水利建设中管理不当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足以警示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第五章：农业生产的区域政策与区间交流管理。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是依据集权统治的政治利益需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四种较为明确的区域经济政策，即保障基本经济区的发展、移民实边、贬抑诸侯、虚治东越等政策影响了西汉后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区域间的农业经济联系与交流体现了区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区间生产力差异。与西北及北方外族农业经济的交流，在输出与引进的经济互惠过程中，更体现了汉民族兼融并蓄的精神风貌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与扩张，尤其是汉与匈、羌、乌桓等北方部族的边境互市贸易以及与西亚诸国的经济交流，不仅成为维系双方关系稳定的重要利益纽带，而且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途。政府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投资与人口流动等促进农业生产技术在各地的传播，在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同时，有力地推动农耕文化在落后地区的发展，利于统一的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第六章：结语：历史的启示。我国两千余年来“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今农村经济发展和土地改革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通过揭示基本经济区农业经济转化的方式与手段，认为政府对农业经济资源控制与管理的机制和技术进步与流传的形式不仅是历史时期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且同样可为当前紧张的农业生产资源提供更多手段的管理模式与实现效益增扩的途径；由于我国各地因资源、技术水平的差异，区域经济存在较大的联系和互补性，通过政府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对农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过程中，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农田生态环境是大环境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应以促进环境和谐为前提。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大农田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二者的良性循环是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基础。总之，通过客观评述汉代政府管理的制度机制对各种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形式、实现途径及影响范围，即经济组织效率和管理机制的关系，可了解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管理组织结构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促进或抑制作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绩效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即在国家力量作用下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对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各种要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主导和诱使作用。通过对汉代社会基础制度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绩效方式的剖析，基本可明白汉代农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面貌。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体制障碍，推动“三农”问题解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现实的借鉴与警示意义。

< 1 2 >

热点排行

首页

-农业历史 (498)

-其他 (28)

-学位论文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