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像石资料论东汉陕北农牧业的发展

作者： 武颖华   来源： 陕西师范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陕北   养殖业   狩猎业   种植业   汉画像石  

描述： 陕北是我国画像石出土较多的地区之一,其图像直观展现了东汉陕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农牧业画像石是陕北地区极具特色的一类。本文在对画像石资料进行真实性分析后认为其能够作为史料直观且真实地反映陕北地区的农牧业发展状况。因此,笔者尽可能多地收集陕北地区出土的农牧业画像石,通过对比研究、综合分析的方法寻

全文：陕北是我国画像石出土较多的地区之一,其图像直观展现了东汉陕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农牧业画像石是陕北地区极具特色的一类。本文在对画像石资料进行真实性分析后认为其能够作为史料直观且真实地反映陕北地区的农牧业发展状况。因此,笔者尽可能多地收集陕北地区出土的农牧业画像石,通过对比研究、综合分析的方法寻找不同画像石中同一类图像之间的异同,再结合史料进行研究,尽可能真实再现东汉陕北农牧业的发展状况。 画像石属于考古文物,陕北画像石资料的发掘时间较早,由于技术的落后、环境的限制,我们很难看到当时出土时的原貌,特别是画像石出土时有些有鲜艳的色彩,一经空气氧化便很快消失,因此笔者在涉猎大量考古报告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深入到绥德、米脂、神木、榆林等画像石出土地、以及汉画像石博物馆仔细观察原石并对当时考古挖掘工作人员进行调研,尽可能真实的还原画像石的本来面目。 通过回顾学术史,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学界利用画像石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陕北东汉时期的农业地理研究较少,这就为本文研究留有较为广阔的余地,因此本文的序言部分就着力于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学术史回顾,并介绍研究区域和研究内容,为全文的研究提供研究方法和思路。 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本文从种植、养殖、狩猎三个角度全面分析和论述了画像石所反映的东汉时期陕北地区农牧业的发展状况,其中探讨了东汉陕北农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汉民族的交融的相关性,以及通过狩猎画像石分析陕北动物食物链所反映的生态环境变迁。 关于对东汉陕北地区种植业的发展状况研究,本文通过解读陕北出土的种植业画像石,根据图像分析其反映的农业要素,了解东汉陕北常见的农作物种类、耕作方式、农具类型以及田间管理技术,从而判断东汉陕北主要的农耕区域,总结其发展特点。得出无定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较其他地区普遍,边郡农业较发达的结论。 对于陕北养殖业发展状况的论述,由于陕北出土的关于养殖业的画像石十分繁多,故本文在对养殖业画像石进行分类整理的基础上,并结合相关史料得出陕北养殖业可分为大牧场放牧和家庭养殖两种类型,通过分析不同牲畜的形象判断其不同的用途。得出陕北养殖业的发展是在游牧民族内迁大的社会背景下,受游牧民族影响出现的经济态势,并且形成了无定河下游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榆林、神木等长城沿线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格局。 在论述东汉陕北狩猎业的发展状况时主要是分析画像石中的狩猎场面。这是因为狩猎场面是陕北画像石中极具普遍性且富有特点的图像,通过解读狩猎画像石中的具体形象,整理得出东汉陕北盛行的三种狩猎方式,即猎手围猎、猎鹰捕兔、猎犬辅助。通过将不同的狩猎画像石以连环画的形式相连复原了东汉陕北的狩猎场面。同时通过对山林、鸟兽画像的分析得出东汉陕北的生态环境,对其所表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作以小结,得出狩猎画像石的分布地域最广,是陕北地区农业及畜牧业的重要补充这一观点。 最后,通过对不同类型画像石的出土地进行分析整理,得出全文最主要的观点：东汉时期陕北以绥德、米脂地区为代表的无定河下游区域是主要的种植业区域,而以神木、榆林为代表的长城沿线则是畜牧业、养殖业为主的畜牧区。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区域进行微观分区,尽可能细小的展示该区域的农牧业发展状况,做到从细微之处着手,得出全面的结论。

甘肃传统农耕文化的现代价值探讨

作者： 孙群雯   来源： 西北师范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现代价值   甘肃传统农耕文化   文化生产力  

描述：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在古代社会生产体系中占据主导性地位。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即建立在古代农业生产和生活基础上的观念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它的内涵和外延决定了农耕文化现代价值的意义。而且在党的文献和学术著作中，多次看到“文化的力量”、“文化力”、“文化生产力”等术语，表达了现代社会中文

全文：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在古代社会生产体系中占据主导性地位。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即建立在古代农业生产和生活基础上的观念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它的内涵和外延决定了农耕文化现代价值的意义。而且在党的文献和学术著作中，多次看到“文化的力量”、“文化力”、“文化生产力”等术语，表达了现代社会中文化在其特定的科学涵义上，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结合文化生产力的因素研究农耕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 甘肃省是我国西部的一个农业大省，是我国西部地区典型的欠发达地区。而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转型中，传统农耕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基于文化生产力的视角进行甘肃农耕文化现代价值的探讨。首先，从文化与文化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入手，分析了文化生产力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对甘肃农耕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进行分析，梳理了甘肃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嬗变。然后进一步的分析了传统农耕文化的现代价值。最后，总结出传统农耕文化生产力的继承与发展。

黄河文明之近代转型研究

作者： 曲丽丽   来源： 山东师范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母亲河   农耕文明   黄河文明   近代转型  

描述： 中华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20实际八十年代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指出黄河能给予我们的已经给予了我们的祖先，在旧机体上生发不出新文明，简单粗暴的宣判了黄河文明的死刑。《河殇》的出现正是五四以来中

全文：中华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20实际八十年代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指出黄河能给予我们的已经给予了我们的祖先，在旧机体上生发不出新文明，简单粗暴的宣判了黄河文明的死刑。《河殇》的出现正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和发展，它在论述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大趋势上有某种合理性，但其对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批判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中西文化之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文化史领域贯穿近代文化研究的主旋律，也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十八大报告同时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创新之处在于，立体化注重天地自然黄河与社会人文黄河之综合研究，在时间的历时性上将中国古代与近现代乃至未来黄河文明的延承发展纵向打通，在空间的共时性上用世界大河文明的广角对黄河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进行横向比较考量。 研究内容上，在对中华黄河文明体系的逻辑框架以及对“大河文明”、“四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母亲河”和“摇篮地”等关于中华黄河文明体系的根本性重要范畴做出清理和诠释的基础上，研究近代具象的黄河与国家和民族命运之具体关系，考量千古黄河所象征的的传统农耕文明在近代史上的近代化转型。论文前两章以对黄河文明基本形态及黄河文明与中华民族关系的探讨为基本学理支撑，其下以近代学术界对黄河的研究、近代黄河泛滥改道与社会文明形态、黄河水利之近代变迁、传统黄河祭拜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考察、近代来华外国人对黄河的认识、近代海外舶来文明对传统黄河文明的冲击、传统黄河文明观念的近代化演进与变异等几大板块次第展开。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先后灭亡，只有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延绵至今。在中华河流文明体系之中，尽管在长江、淮河、珠江、闽江、东北三江平原等地都有广泛而丰富的古代文明遗存，但是只有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在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上绵延不绝。五胡乱华、安史之乱、五代十国、金灭北宋、蒙古灭南宋、满清灭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黄河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大规模冲突共有五次。在屡次冲突中草原文明未能中断黄河文明，反为黄河农耕文明所同化。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日本侵华，近代以来西方海洋工业文明不断对中华传统黄河农耕文明进行侵略、欺侮、蚕食、瓜分，其结果不仅没有将黄河文明蚕食，反而促使黄河文明从传统走向近代，促使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实现了伟大复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中华人文始祖——“三皇”、“五帝”等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从夏商周上古三代开直至明清时期，历朝历代的都城和文明中心基本稳定在黄河流域；中华百家姓大多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华汉字衍生于黄河流域；儒、道、墨、法、兵、阴阳等中华元典智慧体系诞生于黄河流域；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科技发明诞生于黄河流域；以二十四节气为主的天文历法体系诞生在黄河流域；陶瓷、玉石、青铜、丝绸、书画、诗词、中医、武术、戏曲和饮酒等“十大国粹”都集中于黄河流域。这是黄河文明为中华文明核心的九大例证。 在古代，中华文明从黄河流淌而来，在近代，黄河的生存发展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格局。 晚清及民国期间，治河领域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趋势。第一，西式治河方法逐步引入；第二，西方学者开始关注黄河问题；第三，随着留学生的派遣和新式学堂的建立，国内出现了会通中西的治河新生代。但总体而言，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新式治河技术的应用仍然停留在观测实验、著书立说的理论层面。 黄河灾后救济工作逐步近代化。首先，救灾主体多元化，民间士绅组织的义赈组织打破了传统黄河灾后救济中官赈独尊的局面，西方教会势力也逐渐渗透到灾后救济工作中。其次，救灾措施近代化，“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等形式的黄河水灾救济彩票逐步发行。近代报刊对黄河水灾灾后救济工作的积极参与，为民间义赈创造了宣传平台，也为中央政府主持的官赈提供了有效的监督。 晚清及民国期间，黄河水利机构屡有变动。1855年铜瓦厢改道之后，清廷治河大权旁落，此后，随着治河机构的不断变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扩日持久的治河权利之争。清初黄河河务由北河河道总督和南河河道总督负责，1855年铜瓦厢改道之后，南、北河河道总督先后裁撤，一切应办事宜都交由地方巡抚兼办，这是中央治河权旁落的开始。民国初年，虽然设立了统一的全国水政机构——全国水利局，但由于经费所限，未能掌握实权，黄河修治大权仍然掌握在流域各省地方水利机构手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为应对1933年黄河大水灾，仓促之下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但黄委会有名无实，黄河下游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河务局一直掌握着黄河修防的实际话语权。直到1934年，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统筹规划下，黄委会与下游三省黄河修防处的责任才逐步明确，黄河水利的中央和地方事权才最终实现统一。 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大河，更是一条文化长河。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中华文明的摇篮地，已经具有文化符号象征意义。日本文化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这种文化符号的体认更为深刻。由于文化上的认同，清末民初，日本各界在对黄河的态度上表现出文明发源地的认同和强势文明衰落后的感伤。这种建立于文化认同感之上的黄河认识又为野心家控制利用，成为宣传对华政策的重要手段。 黄河祭拜是黄河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明清以前，官方政府尊奉“河渎神”为唯一黄河水神，民间则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官方的以大王、将军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河神信仰系统。清代以来，尤其是晚清以来，清政府对民间河神大肆册，封颠覆了河渎神作为黄河正统水神的地位，官方河神祭拜系统开始混乱。不仅官方册封的河神不断增加，诸河神的封号和河神庙的御赐匾额也出现雷同的混乱状况。清帝退位之后，黄河祭拜逐渐失去了国家政治权利的保障，对河神的祭拜也被定性为封建迷信，从国家祀典中滑落。由于国家祀典的摒弃、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批判、传统无神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基督教对信众的争夺，民国以来民间河神信仰空间也不断萎缩。虽然在黄泛区和与黄河航运相关的个别行业中河神信仰仍有市场，但信仰的规模和水平已相当有限。 复古、专制和迷信是中华传统黄河文明观念的重要特征。汉宋调和、儒学会通趋势的出现以及“经世致用”实学传统的复兴是传统黄河文明观念流变的桥梁和先导，中西文化论争与黄河文明观念变迁相伴始终。复古向进化、专制向民主、迷信向科学的观念转变，是黄河文明近代化转型的核心内容。 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主体是黄河农耕文明，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从哪里走来；一百一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主题是海洋工商文明，告诉中华民族现在应如何干；近六十多年的中国当代史，主流是科技信息文明，告诉中华民族将往哪里去。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既在大地，也在大海，更在太空，未来人类大同，必将在高科技支撑的海洋文明与太空文明交汇中完成。

两汉农民生活研究

作者： 陈冬仿   来源： 郑州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活   人际关系   国家认同   聚落形态   精神文化   生产活动   两汉   农民  

描述： 汉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民人口是社会的主体，农民生活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重点探讨两汉农民居住场所、生产活动、人际交往、政治及精神文化等生活状况，力求勾勒出那个时代农民生活动态和立体的画卷。 根据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两汉乡村聚落形式和建筑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经过人为规划的聚落和自然

全文：汉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民人口是社会的主体，农民生活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重点探讨两汉农民居住场所、生产活动、人际交往、政治及精神文化等生活状况，力求勾勒出那个时代农民生活动态和立体的画卷。 根据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两汉乡村聚落形式和建筑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经过人为规划的聚落和自然分布的聚落都较为普遍。一般来说，考虑到修缮成本和农民生产生活的便利性等因素，自然分布的聚落为其主要形式。两汉乡村社会中存在的“新兴聚落”和“自然聚落”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其外在形式不等同于“散村”。聚落内部布局是农民长期因地制宜抉择的结果，其形态不可能都是整齐划一的；对于大部分农民的住宅而言，每户拥有独立的庭院，其形制为“一堂二内”，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两汉农民居住场所是一个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相结合的有机体，其内在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随着农民姓氏普及和宗族的发展，聚落内部血缘性联系日益增强，由若干族姓农户杂居成为其主流趋势；从农民家庭结构发展变化来看，聚落内更多是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共存的局面。 生产活动是农民生活的基础。社会生产力在发展，农业技术在进步，生产工具在改进，两汉农民的生产活动逐渐形成以种植业为主导，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特点。汉代疆域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农业各部门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与地位自然会有所不同。两汉农业生产具有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构成农业生产的普遍形式；男耕女织成为家庭内部生产分工的自然模式；根据不同农作物种植的最佳时间来安排农业生产，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化和合理化，并对后世的农业生产及耕作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农民人际交往，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深受当时统治思想及儒家新伦理观的影响。在人际关系的互动模式中，以血缘亲情为纽带构成的家庭、家族联系与互动处于基础性地位。在儒家纲常礼教的影响下，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及夫妻关系为主的农民家庭成员间的联系与互动，从西汉中期以前的基于自然情感下相对平等的关系逐渐趋于不平等的从属关系。随着农民宗族血缘意识的增强，宗族成员间的生活互助更为经常和普遍，并通过族内祭祀活动密切其联系与交往。受相对闭塞生活环境和安土重迁特性的影响，以近距离婚姻为主所形成的姻亲关系，邻里、朋友及师生等关系也是两汉农民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家族一起构成农民人际关系中的“熟人社会”。此外，通过社日和市场等公共性、开放性的节日活动和场所，农民不断拓展自己的人际交往范围，满足不同层面的交往需求。 随着现实政治演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两汉农民生活的政治环境处在动态变化中：一方面，乡里社会权力介体豪族化，由西汉中期以前国家所主导选任的乡里胥吏逐渐为乡里的强宗大姓担任和把持；另一方面，以什伍制为代表的国家制度的作用机理和实践效果也不断发生变化，连坐机能相对弱化。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考虑，汉代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给予农民一定的优遇。以儒术取士的选官制度使农民具有参政的权利和可能；出于受教化的需要他们有一定的受教育机会；享有民爵的权益和一定的法律地位。西汉中期以后，以财势为右的社会现实使农民所具有的种种权益和机会出现理论与实际相悖离的局面，这是封建皇权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在“忠孝一体”政治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农民由对父家长权威的敬畏与服从延伸到对皇权的崇拜与依附；各种民间组织及活动所使用的称号和组织形式体现出农民对代表皇权意志的乡里制的认同；通过祠祀及谣谚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对国家的认知。受其自身局限所致，农民的政治观念是代表皇权意志的国家统治理念长期浸润的结果。 两汉农民的精神生活和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鬼神信仰成为两汉农民重要的精神寄托，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祭祀活动和禁忌习俗，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功利性及生活化。出于祈求福佑、禳除灾疫等目的，两汉农民尤其注重祭祀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社神和对家庭生活影响较大的灶神。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感恩与敬重，祈求护佑子孙，两汉农民主要以墓祭的方式来祭祀祖先，逐渐形成具体的时间和相应程式。为了免受鬼魅的侵害，形成服事以娱鬼魅、驱傩等驱鬼辟邪的方法。基于不死成仙的幻想，两汉农民也有“长生不死”的强烈愿望，积极奉行养生术，建构身后的幽冥世界。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形成时日岁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禁忌。具有农民自身特色的歌舞及小型杂艺等精神娱乐活动，是其积极乐观精神风貌的一种体现。由于投入时间和娱乐内容上的限制，农民很难成为娱乐活动的经常参加者和享受者；因地域和习性等不同，农民的娱乐方式和内容也有较大的差异。 两汉农民的“生活世界”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轨迹。源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和传承性，农民的不同生活形态是对由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安土重迁特性的一种最好诠释。通过对两汉农民生活“小世界”的窥探，不仅可以引领我们去感知那份厚重的乡土人情，促使我们对今天生活在农村中的农民及其生活作出一定的反思和思考，同时也可更深入了解人们生活方面的渊源关系及中国农耕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水经注》所见关中地区城邑聚落研究

作者： 朱莉娜   来源： 陕西师范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关中地区   《水经注》   汉至北朝   城邑聚落  

描述： 《水经注》是公元六世纪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全书记载了大量的聚落地名,包括城、乡、亭、聚、戍、坞、堡等,它们都是县级以下的较小聚落,同时也记载了县级以上的大量城邑。关中地区是我国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之一。渭河作为关中盆地的母亲河,与关中盆地原始聚落的聚

全文：《水经注》是公元六世纪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全书记载了大量的聚落地名,包括城、乡、亭、聚、戍、坞、堡等,它们都是县级以下的较小聚落,同时也记载了县级以上的大量城邑。关中地区是我国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之一。渭河作为关中盆地的母亲河,与关中盆地原始聚落的聚集和城市的发展休戚相关。本文以《水经注》河水、漆水、沪水、沮水、渭水等篇为基础,通过对关中地区故城、县、城、乡、亭、聚、戍、坞、堡等98个城邑聚落的细致考察,以窥见汉至北朝间关中地区聚落形态的若干真实面貌。 本文主要分为四章来展开论述： 第一章通过将《水经注》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以及《魏书·地形志》所见关中地区之城邑聚落情况相比较,进而突显《水经注》的重要史料价值及记载特点。如其在时间上不仅兼及以上诸志,古今贯通,历史沿革,一览无余。并通过对《水经注》所记载的关中地区城邑聚落进行逐一分析,明确各城邑聚落分布的省废时间、地望、聚落的规模、总体布局、建筑形态及其作用,并与考古勘探和发掘的古城址相互印证,进一步突出《水经注》史料价值。 第二章则围绕《水经注》所记关中地区聚落形态展开讨论,可知其形态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城邑,多称为“故城”,包括县城及以上的郡城和都城。另一种是县以下的聚落,包括乡、聚、亭、城、戍、坞等。通过对关中地区98座城邑聚落的形态、性质做进一步研究,进而分析归纳关中地区聚落体系中基层聚落的一般形态及其民众的生活方式。 第三章主要探讨《水经注》所见关中地区城邑聚落的特点。主要特点可分为时空与具象两大方面。从时空方面看,主要有时代特点和空间特点。时间特点的主要显著特征是集中于先秦和西汉两个时代,空间特点的显著特征是城邑聚落主要集中于渭水流域。《水经注》所记关中地区城邑聚落的具象特点,主要有：大量的城邑聚落具有城、郭、城垣,军事性质建城,政治性建城,戎城的存在,由宫变城,避难所等,这些特点都是郦氏《水经注》记载城邑聚落有别于其他正史地理志的显著之处。 第四章《水经注》所见关中地区的城邑聚落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景观,主要利用城邑聚落形态研究秦汉时期的历史,直观反映当时人们的生存生活状况以及社会结构,进而全面系统的展现当时社会的政治景观、经济景观。城市等级制度的完善及军事功能增强体现了王朝森严的等级制度,由两汉的“农业都市”到魏晋时期城乡融合的编户社会体现社会强有力的调控机制,关中地区城邑聚落的动态分布直观地反映了王朝势力的拓展和萎缩,其文化内涵反映出汉代强势文化的向外辐射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关中聚落模式的形成、地理位置的择优原则体现了明确的农业生产景观。聚落内涵则体现出关中地区由两汉农业、工商业全面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长期动乱走进经济低谷的经济景观。 结语,对全文观点作简要概括总结。

《救荒活民书》研究

作者： 马兰胜   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救荒活民書》成書考   思想與主張   荒政  

描述： 南宋董煟著的《救荒活民书》作为中国荒政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灾荒救济与管理的著作，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它不仅大量收录了历代荒政的思想和做法，还标志著宋代荒政所达到的较高水准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荒政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还为研究北宋一代之思想、政治、文化提供了独特视角。《救荒活民书》的成书既有其社会背景又与作

全文：南宋董煟著的《救荒活民书》作为中国荒政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灾荒救济与管理的著作，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它不仅大量收录了历代荒政的思想和做法，还标志著宋代荒政所达到的较高水准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荒政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还为研究北宋一代之思想、政治、文化提供了独特视角。《救荒活民书》的成书既有其社会背景又与作者个人师承密切相关；《救荒活民书》对後世荒政史籍的编撰从内容到体例具有奠基之功；《救荒活民书》的史料价值和董悄的救荒思想值得後人去研究。

唐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作者： 贺茹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文化交流   回流性   丝绸之路   游牧民族   唐代  

描述： 唐五代时期，中古先民们通过丝绸之路同周边及以远地区的各民族进行了频繁的物质、精神文化交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本文从唐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角度切入这一历史性课题，系统全面地展示和分析了唐代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各主要方面。论文主要内容如下：导言主要从唐朝历史以及丝绸之路中外交

全文：唐五代时期，中古先民们通过丝绸之路同周边及以远地区的各民族进行了频繁的物质、精神文化交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本文从唐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角度切入这一历史性课题，系统全面地展示和分析了唐代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各主要方面。论文主要内容如下：导言主要从唐朝历史以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史研究的背景出发，阐述了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综述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其次，从唐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动力与基础展开。唐朝历史上丝绸之路出现了“大规模、长距离”交流的鼎盛局面，是经济繁荣、政治强大、北方少数民族的努力和交通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论述了唐代丝绸之路运行的动力后，主要对唐代丝绸之路得以发展的媒介手段进行了叙述。早在唐以前，中古先民就通过各种途径同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发生了往来交流；唐以后，则更为频繁，就沟通媒介而言，通过书籍、战争、北方少数民族等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的趋势，以多种媒介为基础，先进的科技艺术文化大规模地输出，与此同时异域先进文化也广泛在中国传播并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力，使中原大陆的宗教文化、艺术文化，乃至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趋向性变化。随后，针对唐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文化、异域文化彼此交流内容进行了概述。通过文献学、考古学的研究，揭示了唐代中原内陆文化与丝绸之路各国文化交流内容；分类阐述了唐代丝绸之路对外彼此文化内容的渊源关系；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化与南亚、西亚和欧洲古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的深层关系。最后一部分，作为本文的重点，主要对唐代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内容的特点进行阐述及概括。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往来的最主要通道之一，沿着这一通道，中西文化交流得以继续并顺利的发展，而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其主要的特点：一方面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双向性特点，中原各种科学技术、动植物物种以及先进的礼俗文化传入西域诸地，另一方面，异域文化也在中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一直以来对于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都是以中国为主体，事实上，异域文化对塑造中国内陆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民俗话特点和本土化特点，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大规模引入了外来植物、动物以及宗教，在彼此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的影响下，经过长时期的磨合，异域文化在中国扎根结果出现了本土化和民俗化的特点，外来物质文化和异域艺术、宗教的本土化与民俗化对丰富中华文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作用与影响；第三就是其在传播过程中表现的渐进性特点，丝绸之路文化传播渐进性的特点多表现为由近距离逐渐向远距离地区和国家发展，并通过渐进式分段式递传，维持了丝绸之路发展，同时也使中国与来自世界各地民族国家保持了往来，通过彼此往来中的渐进性，丝绸之路上中国文明就先后融入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欧洲基督教文化。最后，就是中国对外传播的物质文化内容，经过另一种文化同化后，新的文化高潮有了机会产生，经过外国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发展再回馈给中国，产生了新的物质、精神文化内容的回流性特点。丝路文化的回流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对消除不同文化间的隔膜，加强中国与进贡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回流性特点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深究。

沙井文化墓葬及相关问题研究

作者： 杨博   来源： 西北师范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墓葬   青铜时代   沙井文化   比较研究  

描述： 本文以沙井文化的墓葬为研究对象，全文共分三部分。 绪论部分：本文以墓葬为载体，研究沙井文化。绪论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归纳总结了有关沙井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简史。对《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丰富的考古学资料进行仔细推敲，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错误，并将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 正文部分

全文：本文以沙井文化的墓葬为研究对象，全文共分三部分。 绪论部分：本文以墓葬为载体，研究沙井文化。绪论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归纳总结了有关沙井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简史。对《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丰富的考古学资料进行仔细推敲，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错误，并将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 正文部分：分四章。 第一章，沙井文化背景资料。概述了沙井文化的发现、发掘过程及其年代，重点分析其分布范围、族属，解读了渊源、发展去向，证实了沙井文化的分布只限于甘肃金昌、永昌、民勤境内，并认为沙井文化应归于羌戎文化体系内。 第二章，沙井文化墓葬梳理。对沙井文化墓葬的形制、随葬器物、葬式葬俗进行了归纳总结，明确沙井文化的墓葬特点。 第三章，沙井文化墓葬比较研究。这一章是本文的重点，通过沙井文化双湾墓葬群内部的比较，并且还把沙井文化与甘青地区同时期墓葬、北方草原地区同时期墓葬、中亚地区同时期墓葬的形制、殉牲习俗、随葬品作对比，比较范围层层扩大，探讨了沙井文化墓葬与这些地区同时期文化墓葬的相互关系。 第四章，沙井文化墓葬文化反映的文化交融。由沙井文化看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沙井文化随葬器物所含元素反映出沙井文化不但受到北方草原地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结语部分：总结概括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及收获。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东天山地区聚落遗址研究

作者： 习通源   来源： 西北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游牧   东天山   半农半牧   聚落遗址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描述： 公元前二千纪开始,在我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开始出现以经营农业为主的人群,这些人群同时兼营一定程度的畜牧业、狩猎业和采集业,属于半农半牧经济模式。这一时期,哈密盆地绿洲地带和巴里坤的河湖地带都分布着许多农业聚落遗址。在公元前一千纪左右,欧亚大陆大部分区域进入了青铜时代晚期和早期铁器时代,随着气候的剧变,经

全文：公元前二千纪开始,在我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开始出现以经营农业为主的人群,这些人群同时兼营一定程度的畜牧业、狩猎业和采集业,属于半农半牧经济模式。这一时期,哈密盆地绿洲地带和巴里坤的河湖地带都分布着许多农业聚落遗址。在公元前一千纪左右,欧亚大陆大部分区域进入了青铜时代晚期和早期铁器时代,随着气候的剧变,经济模式的改变,游牧经济和游牧民族开始逐渐出现。东天山地区作为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地带,也在同时期逐渐进入游牧经济时代,出现了游牧民族,在东天山两麓出现了大量的游牧聚落遗址。这个时期这种经济模式的转变,给古代东天山地区的文化面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目前对于这一时期东天山地区从半农半牧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过程和游牧聚落遗址特征的研究很少。作者希望通过自身从2005年以来在东天山地区所做的调查、发掘工作掌握的基础资料出发,结合以往历年来的工作成果,对东天山地区公元前二千纪以来聚落遗址的变迁进行初步的研究。 本文共分八章。在第一章绪论部分,作者首先划定了文章研究的时空范围,总结了以往对东天山地区古代遗存的相关研究情况,分析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论文中使用的理论研究方法。在第二章,详细描述了东天山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特征以及全新世以来气候变迁的环境背景。第三章针根据已有的考古发掘、调查资料,对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并根据其考古学文化特征,结合年代学分析结果把这些遗存划分为五组不同类别的文化遗存,在此基础上将东天山地区的半农半牧经济模式向游牧经济模式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该地区在公元前1800～前1600年之间部分人群因气候、人口压力或绿洲承载能力的原因越过东天山到达巴里坤湖湖畔开始定居。公元前1200年左右气候的又一次干冷化时期,东天山地区开始出现早期的游牧活动,并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一千纪晚期。第四章对分布于哈密盆地绿洲地区和巴里坤湖畔的两种以农业为主的半农半牧经济模式的聚落遗址选址、等级、聚落形态、经济形态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五章对分布于东天山南北两麓的游牧聚落遗址因不同功能造成的选址、布局特征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对比。东天山北麓以大中型聚落遗址为主,少见小型聚落遗址,反映了这种大型中心聚落遗址是古代游牧民族在夏季牧场的统治中心。南麓同样分布有少量大型聚落遗址,但以中小型聚落遗址为主,其选址布局都是以保证人畜度过酷寒的冬季为前提的,是游牧民族的冬季营地。此外还对大中型遗址周边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遗址进行了分析研究。第六章对公元前一千纪的农业聚落遗址进行了研究,这一时期的农业聚落遗址延续了前期的传统,其分布、布局和等级等特征变化不大,体现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在第七章限于资料的缺乏,对公元元年左右进入东天山地区的外来草原游牧文化进行了简单的探讨。这一时期的聚落遗址中居住遗迹比较少见,主要为墓葬遗存,说明此时已经完全进入了游牧文化时代。第八章在前文各章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东天山地区分布的农业聚落遗址和游牧聚落遗址进行了对比分析,推演了从半农半牧经济向游牧经济演变的过程,最后分析了东天山地区聚落形态变化与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的关系。

从考古发现看辽上京地区契丹人习俗

作者： 杨婷婷   来源： 辽宁师范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契丹   辽上京   习俗  

描述： 辽上京的营建，为契丹辽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辽上京地区的发展进程，本文拟利用该地区考古发现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结合历史文献，对当地契丹人风俗习惯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以期有助于深化上京地区契丹人习俗的研究。风俗习惯与历史演化是相辅相成的，对一个地区的风俗习惯 的充分了解，更有利于了

全文：的。1、从上京周边瓷窑遗址分布及出土器物上看，当时辽上京手工业发展较好，出土辽瓷造型粗犷但工艺精美，是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实用工艺品。这些历史文化遗物，既反映了契丹民族历史文化特点，又反映了契丹族和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