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农业大学农耕特色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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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20世纪20-40年代西北灾荒研究: 作者： 温艳 来源： 西北大学 年份： 2005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20世纪20 救灾西北地区灾荒 40年代; 描述： 20世纪20—40年代是民国成立以来西北地区灾荒发生最频繁、最惨烈的时期,几乎无年不灾,无时不灾、无处不灾。各种自然灾害连续并交叉发生,形成灾害链;水旱等灾害呈现出与邻近省份的相同性。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西北灾害的发生具有范围越来越广、频率越来越高的特点。严重的灾荒不仅使得西北地区人口锐减,体质下降; 全文：20世纪20—40年代是民国成立以来西北地区灾荒发生最频繁、最惨烈的时期,几乎无年不灾,无时不灾、无处不灾。各种自然灾害连续并交叉发生,形成灾害链;水旱等灾害呈现出与邻近省份的相同性。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西北灾害的发生具有范围越来越广、频率越来越高的特点。严重的灾荒不仅使得西北地区人口锐减,体质下降,而且极大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传统伦理与道德;灾荒还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和耕畜减少,土地荒芜,农业生产萎缩等,最终导致农村经济几乎陷于破产的境地。在严重的灾荒压力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尽管存在种种局限,但都曾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既继承了传统的救灾经验,又效仿西方的救灾模式,建立了较为有效的新型救灾管理制度,在救灾中实行标本兼治,防救结合,推动了中国救灾体系的日益科学化、现代化。以华洋义赈会为代表的民间救灾团体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参与,成为这一时期西北救灾活动的新特点。

陕北窑洞民居建筑装饰艺术及其民俗文化研究: 作者： 刘艺洋 来源： 西北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传承保护建筑装饰艺术民俗文化窑洞民居; 描述： 民居建筑装饰艺术是最普遍、最活跃的一种艺术形式。陕北的窑洞民居具有黄土高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特征,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既源远流长,又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和生活文化底蕴。本文秉承着这一观念,尝试着从文化内涵的视角出发,对陕北窑洞民居建筑装饰的存在形式、艺术风格、民俗文化等方面进; 全文：民居建筑装饰艺术是最普遍、最活跃的一种艺术形式。陕北的窑洞民居具有黄土高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特征,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既源远流长,又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和生活文化底蕴。本文秉承着这一观念,尝试着从文化内涵的视角出发,对陕北窑洞民居建筑装饰的存在形式、艺术风格、民俗文化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阐述了陕北窑洞民居建筑装饰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形式、艺术审美及人们的文化心理,试图认识到这种建筑装饰的文化价值,唤起人们对陕北窑洞民居建筑装饰的关注和保护,激发陕北文化活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资源优势,打造陕北文化品牌,繁荣地域经济。

两汉护羌校尉研究: 作者： 谢绍鹢 来源： 西北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设置羌人评价护羌校尉事迹官署组织两汉; 描述： 在叙述两汉时期羌人的分布地域、支系、人口和家庭、牧农业等生计情况、社会性质和奴隶的基础上，指出汉羌的接触交往，即汉人拓地征服、设郡县属国、徙边戍边；羌人的内徙，引发汉羌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矛盾冲突。进而分析护羌校尉的设置有外交战略的需要、实际利益的需要、治理的特殊需要。重点探讨其始置时间分歧：武; 全文：在叙述两汉时期羌人的分布地域、支系、人口和家庭、牧农业等生计情况、社会性质和奴隶的基础上，指出汉羌的接触交往，即汉人拓地征服、设郡县属国、徙边戍边；羌人的内徙，引发汉羌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矛盾冲突。进而分析护羌校尉的设置有外交战略的需要、实际利益的需要、治理的特殊需要。重点探讨其始置时间分歧：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说，宣帝神爵二年(前60)说。认为正式设置时间应为后者，而前此已有类似官职，此官职设置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发展过程。而官职称谓“羌骑校尉”、“先行羌者”、“护羌使者”历经变化。官职还几度兴废。详细考察护羌校尉的职权和官署组织。说明它的职掌，厘清护羌校尉和金城属国都尉的关系：认为设有金城属国但没有任命金城属国都尉，护羌校尉并不是金城属国都尉，金城属国都尉的职权由护羌校尉和金城西部都尉兼理。确认护羌校尉级别和地位。详细考证其佐官和属吏，诸如长史、司马、从事、都吏(督邮)、主簿、使驿(驿使、译)、其他曹掾等。详细考察其军队构成包括：将屯兵、义从兵、属国系统的羌胡骑士、郡县系统的边地骑士、屯田系统的屯田兵等，还涉及具体的兵员数目。归纳两汉羌人的历次的抗争事件，分析护羌校尉对羌人的治理方法、手段和策略。列表详细考察护羌校尉人物事迹。并说明其在汉末的演变。最后系统总结分析两汉汉羌关系发展的态势，深入检讨评析对羌政策得失，结合两汉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实例分析对羌政策在整体民族政策中的地位。评价护羌校尉职务的历史贡献和教训。

黄河流域史前至两汉小麦种植与推广研究: 作者： 李成 来源： 西北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史前至两汉时期面食加工技术黄河流域小麦种植; 描述： 在中国农业史上,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旱作农业体系曾发生过重大转变：小麦种植经过漫长的发展,最终取代粟成为北方地区的首要栽培作物。考古资料显示,小麦在黄河流域最早出现的确切时间是龙山时代,然而此后却长期在农业生产中不受重视；从西汉晚期开始,才逐渐在该地区得到了大范围推广。与此同时,小麦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 全文：在中国农业史上,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旱作农业体系曾发生过重大转变：小麦种植经过漫长的发展,最终取代粟成为北方地区的首要栽培作物。考古资料显示,小麦在黄河流域最早出现的确切时间是龙山时代,然而此后却长期在农业生产中不受重视；从西汉晚期开始,才逐渐在该地区得到了大范围推广。与此同时,小麦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运用考古学、历史学等方法,分析梳理黄河流域史前至两汉时期与小麦有关的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对该时空范围内的种植与推广历程、特点、因素及影响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的脉络,以及技术创新、文化交流等条件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史前至两汉时期小麦在黄河流域的种植与推广历程划分为试种、劝种和广种三个阶段。试种阶段从龙山时代至西周,该时期小麦分布呈“西少东多”的特点,黄河下游和黄淮平原的种植面积多于其他地区；小麦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极为有限,表明当时人们对其缺乏重视。劝种阶段从春秋至西汉早期,该时期小麦在黄河下游及附近地区的分布有所扩大,但同时关中地区却出现了“不好种麦”的情况；“五谷”的出现反映出人们逐渐认识到小麦的重要性,而政府“劝种”冬小麦则标志着其地位的提升。广种阶段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该时期小麦栽培除了在黄河下游附近继续得到较快发展之外,还在关中及河西地区得到了大力推广；而从小麦在政府颁发的农事诏令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亦可看出当时其已成为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组成。第二部分,对小麦种植与推广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因小麦生长特点与黄河流域降水量分布不均的自然环境相矛盾,导致其长期无法得到广泛种植；黄河下游和黄淮平原的气候与降水条件更为适合小麦发育,是其试种阶段分布特点形成的基础。随着人类适应并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耕作技术、生产工具和水利灌溉等方面得到了较大发展,带动了黄河流域小麦栽培技术的进步；与此同时,冬小麦由于生长周期的季节性差异,在作物体系中逐渐凸显出互补性优势,使得统治者意识到其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从而推动其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西汉中期以前,由于转磨普及程度的低下和面粉生产的滞后,使小麦的食用方式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导致其缺乏种植积极性；西汉晚期至东汉,转磨形制及筛粉工具的发展提升了面粉磨制的质量,发酵技术的成熟也令面食加工技术得到了显著进步,不仅使小麦的优势得以充分展现并被社会认可,还促进了其在黄河流域的广泛普及。第三部分,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总结古代新疆地区的小麦种植和面食制作技术特点,并分析其与同时期黄河流域技术系统的差异。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新疆与内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在此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区的食品加工技术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促使黄河流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麦面食系统,进而对小麦种植在该地区的普及产生了推动作用。这一历史进程充分反映出文化多样性与互补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意义。第四部分,探讨汉代以后小麦种植业从黄河流域向各地区扩张的情况、及其对于古代社会人口增长的影响,进而揭示各历史阶段小麦地位的变化。尽管两汉时期小麦推广未能动摇当时粟在农业的优势地位,然而其栽培与加工技术的发展,为以后麦作农业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唐代中期以后面食为主的饮食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逐渐确立,小麦也取得了与粟同等重要的位置。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农学、食品工程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从技术手段和实践应用层面对资料证据进行比较；同时在宏观上把握小麦种植与推广历程的整体脉络,探讨各种因素内在的相互联系。这是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

先秦诸子经济思想的生态阐释: 作者： 赵麦茹 来源： 西北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启迪生态阐释先秦诸子经济思想; 描述：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人类对于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关注空前加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人类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西方自然观、逻辑思维与认知世界的行为等方面的范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环境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应运而生。伴随着这一过程的还有当代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 全文：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人类对于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关注空前加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人类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西方自然观、逻辑思维与认知世界的行为等方面的范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环境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应运而生。伴随着这一过程的还有当代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伦理及思维方式的热捧、肯定与借鉴。其中，先秦时期以儒道为代表的各家学派所蕴涵的生态伦理思想尤其受到众多学者的肯定，但比较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意识到先秦诸子的经济思想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因子。这样一来，一方面，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之大前提下人类很有必要从生态角度对于包括先秦诸子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深度挖掘，但是另一方面，在这种重新认识与深度挖掘的过程中，人类却忽视了先秦诸子经济思想这一领域，这两个因素是促使笔者致力于从生态角度对于先秦诸子之经济思想进行研究的根本原因。儒家、道家、墨家、《管子》、法家是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几家学派，笔者即以这五家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其渊源和学术背景，先秦诸子之经济思想也不例外。支撑着先秦诸子之经济思想的是先秦各家学派的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人性观理论、自然观理论以及历史观理论。由于先秦诸子的思想都秉承由夏商周三代文化发展沉淀下来的周文化，所以他们的思想根基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在自然观方面主张整体论、内因论与有机论，在逻辑思维范式中强调主客一体的整体思维方式，擅长于类比与串联式思维，在行为范式方面注重将人类的德性推广于整个自然界，强调合理取材、善待自然、知止知足。中国先哲思想根基的以上特点使得其思想充满了以“和”为贵的人文气息，这种人文气息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而且也深深地渗透于人与自然之间，其生态伦理思想是相当深刻的。先秦诸子的这种生态伦理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其经济思想，具体表现为，在先秦诸子的生产观、消费观、赋税观和分配观等经济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因子：如对于农业生产活动，先秦诸子特别强调对于四季节气等天时因素的遵循，倡导人们依照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合理劳作，不妄为，不逆自然规律行事。在消费领域，先秦诸子又特别注重节俭消费，倡导人们在消费的同时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消费自然资源时“知止”、“知足”。在赋税与分配领域，先秦诸子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和”思路，注重以章显“公平”(只是相对的公平)的薄税政策和上下兼顾的分配政策来保持社会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发展。蕴藏在先秦诸子经济思想中的这些丰富的生态因子给身处生态困境中的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如我们应从道德境界的高度培养我们悲天悯物的生态情怀、从法律角度完善我们的各种环保政策与法律条文、在具体的行动方面切实落实环保政策等等。具体到我国，在现阶段从生态角度研究先秦诸子的经济思想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环境伦理学是旨在建立解决环境问题所需的生态伦理的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同样需要这门学科，而先秦诸子的整体思维模式无疑给这门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最有效的工具；解决环境问题同样需要从法律的角度制定生态道德的底线，在这一方面，先秦诸子注重以“圣王之制”的国家法制强制力量来保护自然资源的做法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先秦诸子从“天和”“人和”与“心和”三个角度落实其“和”思路的做法也给我们以深刻启迪；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当前我国政府又着力而为的一大政策，先秦诸子一方面注重上层统治者在节俭消费行为方面的示范作用，一方面注重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这种观点对于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人口与自然资源配给日益紧张的当代中国来说同样适用；建立环境道德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根本途径，先秦儒家学者以“由内而外、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给予自然万物以关爱的做法也给主张承认自然内在价值的当代学者以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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