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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伏羲神话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天水地区的关系
- 作者： 张先堂 日期：2016-12-05 来源 ：社科纵横 文献类型 ：期刊 关键词：华胥氏 西山坪遗址 甘肃天水 张先 历史文化内涵 成纪 人类社会 大地湾文化 远古文化 天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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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神话初探
- 作者： 鲁小娜 日期：2014-05-01 来源 ：西北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神话 民族精神 民族文化 西北
- 描述：本文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关于西北神话与自然界及日、月神话体系的形成研究： 西北神话的发生与流传与西北自然界密不可分，因此本章重点阐述西北自然风貌、地理环境与西北神话之间的联系。探索昆仑文化与西北民族文化之间的关联；通过古文献中“明夷”与“石夷”以及日、月之母、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的记载梳理西北日、月神话体系的形成及西北人民的宇宙观。 第二，关于西北神话与民族文化的研究，重点阐述西北神话与民族迁徙、农业文化两方面之间的关系： 1、西北神话反映了民族战争与民族迁徙的历史现象。本文结合历史学知识，讨论禹伐三苗之战，黄帝、蚩尤争战以及西王母的历史迁徙轨迹与神话色彩分析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神话中的反映，以及其在神话流传、分化、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2、西北神话中一系列与农业有关的神、人及其事迹，是与当时的农业文化相互印证、相互生成的，本文由此认为这是中国由渔猎时代向农业社会迈进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现象与思维规律。另外，神话是一定历史事实的反映，其中多见神、人与自然灾害做斗争以及族群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况，本文认为这是上古自然村落形成的基本原因，故拟对西北村落的形成在西北神话中的反映进行梳理，继而探索西北村落形态形成的历史原因，并通过对西北村落与城市变迁问题的分析探寻逐渐消失的村落、村落文化的价值及其保护意义。 第三，关于西北神话与民族精神的研究： 1、西北神话中的人、神、事所反映的民族精神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北人，随着神话的分化与传播，这种精神同样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本文从具体神话人物与神话现象入手，对其所反映的民族精神进行梳理并探讨其时代意义与社会价值。 2、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神话中的女性神所扮演的角色、所表现出的时代特征与女性地位，与后世形成了巨大反差，所以本文从西北神话中的女性崇拜入手，探讨女性意识的发展与女性主义神话学的相互影响，进而探索女性意识的发展历程、两性关系发展等问题。 第四，由西北神话论神话的美学特色与“不死”观念： 1、从西北神话出发，探讨一些中国神话共有的美学观念与图腾崇拜意识：如先民们对自然生命的观察方式、表现方式与图腾崇拜之间的关系；原始先民思维中对于人、神、天、地的和谐与互通的想象等。 2、神话中女娲、盘古、鲧皆有死而重生之事，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现象。本文拟对神话中的不死观（死而重生）与仙话中的不死观（长生不死）作比较，着重考其相异点。
- 第五节 民间轶事
- 作者： 暂无 日期：2017-03-13 文献类型 ：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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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话与历史：大禹传说研究
- 作者： 杨栋 日期：2010-12-01 来源 ：东北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夏文化 神话与历史 大禹 古史辨派 大禹文化 大禹传说
- 描述：大禹作为古代的圣王,在中国传统古史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不仅是一位人神叠合的传说人物,更重要的是,由他而形成的大禹精神、大禹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进程,对封建国家的政治意识、普通民众的底层生活、文学艺术的审美文化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大禹传说已经成为考古学、古代史、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古代文学等诸多学科所关注的对象。大禹传说研究不仅可以关涉到夏文化研究,而且关涉到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研究。同时,大禹传说中的神话观念与神圣叙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神话”性结构具有示范意义,对后世文学的叙事情节更具有原型意义。 大禹传说既有“史实素地”的成分,又有后世不断迭加的神话因素、传说色彩等附加成分；作为文本叙事,它既表现出非逻辑性的“非叙述”性特点,又具有神圣叙事的原型编码性质；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其演变与发展又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鉴于此,本文对大禹传说主要作三方面解读： 1.历史考证——大禹传说中的“史实素地”； 2.神话解读——大禹传说中的“神话编码”； 3.文化阐释——大禹传说的演变与发展。 同时,关于神话传说的新的研究范式正在形成。过去单纯依靠文献文本的研究方式,正在转向文化文本的叙事与研究,这种文化文本的叙事包括文字叙事、图像叙事和物体叙事。从神话历史的新视角重新解读大禹传说的原型编码,具有贯通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的跨学科知识整合优势。兹将各章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第一章,以传统的中国古史谱系为考察对象,并叙述禹在其中的位置演变,指出以《帝系》为代表的大一统世系是靠不住的,但不能否认它的价值,这种帝系整合是一种史学的自觉,是当时知识阶层有意识地对古史传说的加工与改造,它虽不是客观历史的真实再现,却代表了当时的历史观念。根据新出土文献所记载的相关内容,提出大禹传说需要重新看待,古史辨派的一些观点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失误和不足；新发现(?)公盨已经证明在西周中期甚至更早,大禹的传说已经是相当古老的被人们当作历史的一个传说了,禹的神性,是后人在原始“史实素地”的基础上附加上去的。 第二章,在梳理出前人关于夏禹族源认识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禹与西北的关系问题,指出夏族当来源于西北,禹前期主要活动在晋南,为避商均而进入豫西,定都阳城,此后夏朝的政治中心基本就在豫西一带,至夏桀亡国后,夏又经晋南逐步向西北退却,在退至汉中一带时,夏族的一支进入蜀地,所以,蜀地的禹迹当是夏遗民带去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禹生石纽”传说给予了新的阐释,认为“禹生石纽”不可信,作为传说,它是“禹生于石”这一神话叙事的置换变形；石是夏民族的崇拜物,随着夏遗民迁入四川,“禹生于石”的传说亦流入四川,与川西北的大石传说相融合,当这一传说流传到汶山石纽时产生了变异,“禹生于石”变成了“禹生石纽”。 第三章,关于夏族的图腾问题。图腾理论是由西方学者建构的,中国的上古历史文化有其复杂和特殊的一面,应该谨慎对待这一理论,防止出现“泛图腾化”倾向。所以,对于上古传说中的神异现象,应该重在阐述其所含的文化意蕴,在追溯其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时,阐释其是如何被先民们赋予信仰意义、宗教价值和神话想象等种种文化因素,并进一步梳理其演变传承的脉络。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夏族的“图腾”所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因素进行追溯和分析才会显得更有意义：夏人对熊有着特殊的信仰传承,鲧禹化熊传说反映了先民们物物相生、以形禅变、生命一体化的原始哲学理念；禹母修已吞吃薏苡便能怀孕,是植物作为再生的仪式和象征的最好体现；人类原始时代信仰“万物有灵论”,石头被赋予生殖能力,又有丰产的作用,所以才有禹生于石,启母石的传说；具有多元起源的“龙”,更是夷夏文化融合的象征。 第四章,禹平水土是大禹传说的重要内容,其涉及的许多问题至今仍无定论。《禹贡》一书,肯定是在战国以后形成的定本,但是其最初的蓝本当在西周初年甚或更早形成,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地附加了各时代的痕迹。对于禹和九州的关系问题,提出禹只是按照当时已形成的“九州”观念去治理水土,而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划定九州。通过考察(?)公盨铭文以及早期文献记载,认为禹治水是为了“敷土”,历史叙事中的“大禹治水”实是对大禹功绩的一种误读,“敷土”才是大禹的真实目的和主要功绩。最后,在“天命”观的背景下,探讨了禹与洪范九畴的问题。 第五章,主要探讨大禹的征伐传说,禹通过不断征伐,逐渐树立自己的威信,逐渐壮大夏部族的势力,最后成天下共主。在禹伐共工这一传说中,杨宽先生的“鲧即共工”说值得商榷,对杨宽先生指出的鲧和共工传说的相同点进行逐一辨析,认为此说不成立,鲧和共工应当分属于两个不同族系。而禹征三苗时,“日夜出,昼日不出”,根据现代天文学的推算,这一天象很可能发生在传说的禹时代,而禹得天下多由于征有苗。禹伐有扈传说,反映了当时禹部族向东发展,遇到了郑州附近的有扈氏阻挡,有扈部落在洛阳附近的甘水一带向西抗击有夏部落,有扈战败,夏族的势力范围扩大。禹杀防风则标志着禹已成为天下共主。 第六章,重点论述了禹铸九鼎传说,文献记载表明至迟在周初便有九鼎的流传,夏代已经进入铜器时代,“禹铸九鼎”传说是对这一时代的反映；九鼎所刻图案可能是螭龙一类的动物,夏民族尚九,从古文字字形分析,“九”当是“虬龙”形,这些可能都源于夏民族的龙蛇崇拜。同时对禹娶涂山女、禹会诸侯、及禹德传说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并给予了一定的阐释。
- 民族学工作者应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从古代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谈起
- 作者： 潘定智 日期：2016-12-05 来源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文献类型 ：期刊 关键词：彝族民间 氏族社会 神话传说 古代社会 民间神话 民族史 血缘家庭 钟敬文先生 口头创作 八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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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秦汉民间信仰研究
- 作者： 李秋香 日期：2010-04-01 来源 ：河南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文化控制 文化认同 功能变迁 秦汉 民间信仰
- 描述：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作为秦汉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民众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及认识。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民俗学、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和地域文化史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所谓秦汉民间信仰,它的信仰者不仅仅包括处于社会基层的广大民众,而且包括一些地方官吏和皇室上层。秦汉民间信仰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稳定的农业经济基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秦汉民间信仰呈现出四个主要特点:即传统神祇与新造神灵并存;信仰对象等级性限制的减弱与世俗化特征的加强;神灵地域性特色的相对减弱与一统性特色的凸显;异地神灵与宗教神灵影响的逐渐扩大等。 民间信仰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而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便是其文化功能的重要体现。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文化认同是文化控制的前提,而文化控制是文化认同的结果,两者又都是民间信仰所发挥的文化作用之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民间信仰在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下,在主流文化的强烈渗透下,其所发挥的功能主要是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也就是说,民间信仰在促进文化认同、加强文化控制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地域文化认同、族群文化认同、历史文化认同和异地文化认同。首先,秦汉时期,基层民众以所在地域的基层社神、两个或多个地域的民众以所在地的跨地域人神为信仰对象,围绕着此信仰对象的物化象征,通过对此类神灵的祭献及外在的仪式等群体活动,从而找到了人群的身份归属即实现了彼此的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地域文化认同功能。其次,秦汉时期的华夏—汉族群以始祖神为共同的信奉对象,围绕着信仰对象的物化形式,通过流播有关祖先的创世伟业等神话传说,从而实现了本族群的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族群文化认同功能。复次,秦汉时期的多个社会阶层以古圣贤为信仰对象,围绕着信仰对象的物化象征,通过对古圣贤事迹的重新构建和传播,从而实现了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历史文化认同功能。最后,秦汉时期的各社会阶层对西王母这位来自异地的神灵不断进行加工改造,为我所用,随着信仰圈的扩大,西王母成为大家共同的信仰对象,成为正式宗教在中原诞生或普及之前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一位民间信仰神灵,或者说西王母被异于自身的文化所接受和改造。此为民间信仰的异地文化认同功能。 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控制类型主要分为禁忌类、巫术类、儒家伦理类、宗教类等四大部分。它们分别在解除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感、维护家庭和谐、保护个体生命及其身体健康、减缓社会矛盾、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合不同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明确家庭尊卑长幼的名分、实现对信仰群体的控制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秦汉时期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功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此时期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功能变迁总体上呈现出地域文化认同的由强变弱及族群文化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功能的渐趋增强等方面。民间信仰文化控制功能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先秦到秦汉之际,巫术类和禁忌类在文化控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西汉中期后,儒家伦理类文化所发挥的控制功能逐渐增强。随着西汉末东汉初佛教的东传和东汉末年原始道教的创立,宗教类文化控制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逐渐突出。但新的文化控制手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有的文化控制手段的迅速消失。相反,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生交融与整合,从而对民众的日常行为及精神世界发挥着强有力的文化控制作用。而国家政策法令的干预和主流文化的影响、人的社会化途径的多重作用、自然迫力的持续及生存危机感的出现、文化交流尤其是异文化对本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等,是导致秦汉民间信仰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等文化功能发生变迁的主要动因。 简言之,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是秦汉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重要体现,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功能不仅体现为共时性,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而导致变迁的动因则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 当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花儿”及其研究
- 作者： 马莉 日期：2009-05-01 来源 ：中央民族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人类学 花儿 文化遗产
- 描述：我国民间歌曲中,有一类体裁的歌叫做“山歌”,山歌是人们在山间自由抒唱的一种抒情小歌。“花儿”便是这种抒情小歌,是甘、青、宁三省(区)相毗邻的一大片地区内所流行的山歌,更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具地方特色、内容最丰富的文化遗产。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和政县科托村的调查,把“花儿”这种民歌看作一种文化系统放在文化区域空间背景中进行研究。本文全面展现了1950年以来,“花儿”这一区域文化作为一面镜子,如何反映当地社会文化变迁、如何与社会结构产生互动的过程,以及与当前的政治、经济、商业、旅游以及全球化的关系的探讨。 全文分六个部分:一“人类学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的贡献”:主要论述了人类学整体观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保护的重要意义。二“花儿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描述了河州花儿的历史、和政县松鸣岩的历史地理、以及田野点科托村的地理、历史与文化背景和作者进入田野的过程。三“1950年以来的‘花儿'研究及‘花儿'文本:学者视野中的‘花儿'”是对1950年—2008年间“花儿”搜集和“花儿”研究历史的回顾,同时也描述了“花儿学”研究、“花儿”文本与国家政治形势、文化思潮之间如何发生互动的过程,并对以往“花儿”研究及“花儿”文本进行了反思。四“当地人心目中的‘花儿'”:主要是对1950年—2008年间一个民间“花儿”歌手的生活史的研究。从生活历程、冲突事件、花儿艺术学校、他的学生、国家级文化遗产传承人五个方面进行了叙述,将人物的事件与思想观念变化结合起来,融合历史记忆与自我评价,表现了个人与文化群体、个人与社会变迁的联系。五“‘花儿会'的时代变迁”:(一)主要讲述松鸣岩“花儿会”的历史起源及神话传说;(二)对1950—2008年间松鸣岩“花儿会”变迁过程的概貌性描述。(三)通过参与观察对2006年松鸣岩“花儿会”的组织结构及相关活动进行了深度描述。(四)通过个案访谈讲述政府部门近几年对“花儿”这种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动向以及文化再生产领域的“花儿”的分析。六主要是对“原生态”概念的反思。 本文强调,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的,“花儿”这种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也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发生了变迁。本文认为,人类学的整体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原生态”的理解有重要的启示。“花儿”的存在有着它们的载体,即“花儿”歌手及当地的民众,他们是“花儿”赖以存在的基础,离开源于心灵的声音(唱腔)、表情(传情于眉目)、动作(行为与追求)、大自然(高山、峡谷、草滩、森林)的庇护以及庙会的净化、虔诚寄托和保护、人头攒动的热烈氛围等等主体和客体的组成的文化环境,“花儿”的生存和传承的基础将不复存在;“花儿”作为一种文化,它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系统,它们与“花儿”的表现形式和存在形态,即活态的、多元的、群体性、口头表述性,构成了“花儿”这个区域文化的整体。
- 四、铜牦牛的传说
- 作者： 暂无 日期：2017-03-13 文献类型 ：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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