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农民生活研究

作者： 陈冬仿   来源： 郑州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活   人际关系   国家认同   聚落形态   精神文化   生产活动   两汉   农民  

描述： 汉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民人口是社会的主体，农民生活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重点探讨两汉农民居住场所、生产活动、人际交往、政治及精神文化等生活状况，力求勾勒出那个时代农民生活动态和立体的画卷。 根据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两汉乡村聚落形式和建筑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经过人为规划的聚落和自然

全文：汉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民人口是社会的主体，农民生活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重点探讨两汉农民居住场所、生产活动、人际交往、政治及精神文化等生活状况，力求勾勒出那个时代农民生活动态和立体的画卷。 根据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两汉乡村聚落形式和建筑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经过人为规划的聚落和自然分布的聚落都较为普遍。一般来说，考虑到修缮成本和农民生产生活的便利性等因素，自然分布的聚落为其主要形式。两汉乡村社会中存在的“新兴聚落”和“自然聚落”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其外在形式不等同于“散村”。聚落内部布局是农民长期因地制宜抉择的结果，其形态不可能都是整齐划一的；对于大部分农民的住宅而言，每户拥有独立的庭院，其形制为“一堂二内”，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两汉农民居住场所是一个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相结合的有机体，其内在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随着农民姓氏普及和宗族的发展，聚落内部血缘性联系日益增强，由若干族姓农户杂居成为其主流趋势；从农民家庭结构发展变化来看，聚落内更多是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共存的局面。 生产活动是农民生活的基础。社会生产力在发展，农业技术在进步，生产工具在改进，两汉农民的生产活动逐渐形成以种植业为主导，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特点。汉代疆域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农业各部门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与地位自然会有所不同。两汉农业生产具有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构成农业生产的普遍形式；男耕女织成为家庭内部生产分工的自然模式；根据不同农作物种植的最佳时间来安排农业生产，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化和合理化，并对后世的农业生产及耕作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农民人际交往，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深受当时统治思想及儒家新伦理观的影响。在人际关系的互动模式中，以血缘亲情为纽带构成的家庭、家族联系与互动处于基础性地位。在儒家纲常礼教的影响下，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及夫妻关系为主的农民家庭成员间的联系与互动，从西汉中期以前的基于自然情感下相对平等的关系逐渐趋于不平等的从属关系。随着农民宗族血缘意识的增强，宗族成员间的生活互助更为经常和普遍，并通过族内祭祀活动密切其联系与交往。受相对闭塞生活环境和安土重迁特性的影响，以近距离婚姻为主所形成的姻亲关系，邻里、朋友及师生等关系也是两汉农民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家族一起构成农民人际关系中的“熟人社会”。此外，通过社日和市场等公共性、开放性的节日活动和场所，农民不断拓展自己的人际交往范围，满足不同层面的交往需求。 随着现实政治演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两汉农民生活的政治环境处在动态变化中：一方面，乡里社会权力介体豪族化，由西汉中期以前国家所主导选任的乡里胥吏逐渐为乡里的强宗大姓担任和把持；另一方面，以什伍制为代表的国家制度的作用机理和实践效果也不断发生变化，连坐机能相对弱化。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考虑，汉代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给予农民一定的优遇。以儒术取士的选官制度使农民具有参政的权利和可能；出于受教化的需要他们有一定的受教育机会；享有民爵的权益和一定的法律地位。西汉中期以后，以财势为右的社会现实使农民所具有的种种权益和机会出现理论与实际相悖离的局面，这是封建皇权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在“忠孝一体”政治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农民由对父家长权威的敬畏与服从延伸到对皇权的崇拜与依附；各种民间组织及活动所使用的称号和组织形式体现出农民对代表皇权意志的乡里制的认同；通过祠祀及谣谚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对国家的认知。受其自身局限所致，农民的政治观念是代表皇权意志的国家统治理念长期浸润的结果。 两汉农民的精神生活和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鬼神信仰成为两汉农民重要的精神寄托，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祭祀活动和禁忌习俗，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功利性及生活化。出于祈求福佑、禳除灾疫等目的，两汉农民尤其注重祭祀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社神和对家庭生活影响较大的灶神。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感恩与敬重，祈求护佑子孙，两汉农民主要以墓祭的方式来祭祀祖先，逐渐形成具体的时间和相应程式。为了免受鬼魅的侵害，形成服事以娱鬼魅、驱傩等驱鬼辟邪的方法。基于不死成仙的幻想，两汉农民也有“长生不死”的强烈愿望，积极奉行养生术，建构身后的幽冥世界。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形成时日岁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禁忌。具有农民自身特色的歌舞及小型杂艺等精神娱乐活动，是其积极乐观精神风貌的一种体现。由于投入时间和娱乐内容上的限制，农民很难成为娱乐活动的经常参加者和享受者；因地域和习性等不同，农民的娱乐方式和内容也有较大的差异。 两汉农民的“生活世界”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轨迹。源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和传承性，农民的不同生活形态是对由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安土重迁特性的一种最好诠释。通过对两汉农民生活“小世界”的窥探，不仅可以引领我们去感知那份厚重的乡土人情，促使我们对今天生活在农村中的农民及其生活作出一定的反思和思考，同时也可更深入了解人们生活方面的渊源关系及中国农耕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教育

作者： 顾月琴   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识字   职业教育   社会变迁   杂字   明清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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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士农工商,四民分业思想古已有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教育一般是贵族的特权,汉代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与文化底蕴。隋唐科举制度实行后,学优则仕便成为普遍法则,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更成为士子读书进仕的法定教科书。他们希冀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封建社会的主流阶层,因此往往追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英文化,重人文政务而轻自然科学及技能技艺的学习,导致中国古代农工商等实科教育不发达。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辟土殖谷的农民,作巧成器的百工,通财鬻货的商人,为应对写信记账等生活需求,也有了读书识字的愿望与可能。而科举竞争的激烈,产生了大量的落第文人,这些受过精英教育的落榜者由雅入俗,与市井中人同流,冲破儒家思想约束,编写了大量的杂字教材。这类杂字是我国古代流传在民间与“三百千”并行的识字教材,一般句式短小,语言通俗浅显,内容简单实用。与儒家经典注重修齐治平鄙视工商的思想不同,杂字较少引证古代圣贤言论,除介绍人情世故及自然科学外,还大胆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商业经验、百工技艺等实科内容,将识字教育、知识教育及职业教育融为一体,是普通百姓生活中的百科全书,促进了中国古代民间教育的发展。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杂字成书从体例到内容都是对汉代以来“经学”传统的背叛,元代政府甚至明令限制乡塾使用“杂字”教学,似可作为历代统治者对其抱有偏见的旁证。但由于杂字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迎合百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的观念,因此明清时期杂字种类增多,内容也日益丰富,它的读者不限年龄,不拘身份,成为当时中下层百姓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事实上,发展到明清时期,杂字已逐渐突破识字教材的功能,成为对底层百姓进行知识教育及职业教育的实用教材。由此,儒家精英教育与杂字大众教育相结合,满足了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中国教育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使中国传统文化以无所不在的力量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及教育的普及。杂字非但在中原地区广泛流传,而且还被少数民族学习采纳,出现了少数民族杂字。杂字甚至还跨洋越海,远播台湾、日本等地,对这些地区的教育与文化做出了贡献。因此作为中国民间俗文化的一部分,杂字在中国教育史及文化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其功不可没! 本论文从大量原始资料入手,追溯杂字从古至今的历史轨迹,力求透析商品经济发展下,明清杂字盛行原因及其特点,并寻求杂字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张力,以期为当今中国的教材改革、扫盲教育及农村教育提供借鉴作用。全文包括正文和结语部分,正文部分共分五章: 第一章:分别论述本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及论文基本框架等内容。 第二章:主要追溯了杂字的历史轨迹。杂字作为书名起源较早,远在汉魏时代已有所见,《隋书·经籍志》就著录多种杂字,但这批早期杂字多已亡佚。宋以后识字课本丰富多样,杂字也成为当时百姓子弟农闲时接受教育的常用教材。明清时期杂字获得长足发展,其种类渐趋繁多,内容也日益丰富。民国期间新学兴起但依然有百姓使用杂字教学,建国初期及改革开放后,为配合扫盲教育全国各地也编写了多种杂字教材。 第三章:讨论明清时期杂字在民间盛行的原因。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城乡生活的变迁,人们日常经济生活需要一定的读写能力。价值观念的转变,科举竞争的加剧,“弃儒经商”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市民阶层的壮大,激发了市民阶层主体本身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他们对通俗娱乐的需求,包括对读物的需求日渐明显。北宋以来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为杂字的刊行提供了技术条件。明清时期私塾教育极大发展,杂字也被大量用作补充教材。因此明清时期杂字种类渐趋增多,内容日益丰富,并在民间广为流传。 第四章:系统分析杂字与其他蒙学教材相比的不同特点。传统蒙学教材注重灌输儒家伦理道德,尤其是两宋后受理学思想影响,许多蒙学教材更多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杂字教法灵活,内容多为日常事物名称及农工商等实科知识,贴近百姓实际生活,多用方言口语,通俗易懂,有的还蕴含敦亲睦族、勤俭节约、惜时上进、反对迷信等思想教化,将识字教育、知识教育、职业教育与思想教育融为一体,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实用价值,大大便利和丰富了百姓日常生活,促进了我国古代民间职业教育的发展。 第五章:研究了杂字在国内外的流播情况,包括中原西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及台湾、日本等地的杂字,介绍了与杂字类似的明清商业书,分析了杂字与传统识字教材“三百千”的异同。民国期间新式学堂普遍建立但杂字依然为百姓所接受,建国初期及改革开放后,为配合农村扫盲教育,全国编写了各类杂字教材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这些都体现出杂字对后世教育的深远影响。 该论文结语部分指出杂字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它不仅是民间识字课本,更是对底层百姓进行知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实用教材。杂字与儒家经典命运迥异,虽然没有受到封建统治者应有的重视,但对普及我国大众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民国时期包括建国后的农村教育、成人扫盲教育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元代农书农业词汇研究

作者： 曾令香   来源： 山东师范大学 年份： 2012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语义语法   农业词汇   隐喻认知   元代农书  

描述： 元朝是古代农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的变动，统治者的劝农政策，以及文人自身的原因等，元朝出现了大量的农学著作，是农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高峰期，但大多数农书都失传了。保存至今比较完备的有三大农书，即《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这三部农书都遵循了《齐民要术》大农业的结构框

全文：元朝是古代农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的变动，统治者的劝农政策，以及文人自身的原因等，元朝出现了大量的农学著作，是农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高峰期，但大多数农书都失传了。保存至今比较完备的有三大农书，即《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这三部农书都遵循了《齐民要术》大农业的结构框架，内容非常丰富。同时它们又成为明清时期农书写作的依据，在农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元代三大农书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成，反映了元及元以前的农业发展和社会状况，是语言研究的重要语料。本文即以元代三大农书为语料，力图通过对其中农业词汇的研究，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追溯其历时发展演变，勾勒出汉语农业词汇系统的基本面貌。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将立足于汉语词汇学理论，同时吸纳传统小学的治学方法，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作全方位的系统描写。 论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论述古代农书文献、研究概况以及本文的研究语料、版本和方法。古代农书非常丰富，分类标准也不统一，不少的机构或学者都对古农书的数量进行了调查，但都未能作出一个准确的统计。我们按照历史的发展，从上古到近代，对农书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总结出了古代农书波浪式起伏发展的三个高峰期，元代三大农书的出现即是其中的一个高峰期。对农书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对文献的校注上，语言研究论著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对中古文献《齐民要术》的研究上，近代农书文献的研究成果很少，系统研究更是没有，因此本文以近代的三部农书为语料进行研究，能在一定程度弥补农业文献研究的不足。在语料的版本上，我们选择了目前所能见到的较好的版本，同时参照其他文献中的引用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同时从隐喻、文化等视角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进行多角度的研究。 第二章元代农书的语料特点和研究价值。本章从语料特点和研究价值入手，首先，从语料性质上，元代农书的语料具有专业性、俗语性、地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农业专门用语上；俗语性除了表现在日常用语中，还表现在农作物、农具的俗名上以及农业谚语中；地域性主要体现在方言词中；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词汇来源上。其次从研究价值上，我们主要从词汇的研究价值来谈，一是农书词汇体现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文中主要从词汇反映耕作技术和嫁接技术两个方面来介绍；二是农书是近代汉语研究重要的补充语料，同时农书中的口语词、方言词等可以丰富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三是农书中的农业词汇对丰富专科词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可以弥补农业词汇研究的某些不足；四是农书中的词汇在辞典编纂上也具有重要的语料学价值，具有补充词目、补充义项、提前书证和补充书证的作用。 第三章元代农书农业词汇概说。本章在对农业词汇界定的基础上，将农业词汇分为三个层次，并从农业生物种类、农业生产行为、农业工具等几个方面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进行了系统的共时描写，然后按照历时的观点，将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形成上看，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吸收全民共同语，具体为全盘借用和改造借用；二是沿袭已有的农业词语，具体沿袭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宋三个时期的农业词语；三是产生于元代的新词，具体从农业词汇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来谈。从发展上来看，首先是农业词汇内部的发展，或弃置不用，或继续使用；其次是农业词语对全民共同语的渗透，或直接渗透，或引申渗透，或比喻渗透，或本源回归。在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进行共时描写和历时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词汇中出现的同实异名和同名异实现象进行了描写和解释。重点分析了同实异名的语言内外部原因，语言内部原因主要从语音、词汇和修辞三个因素来分析，语言外部原因主要从命名理据的不同、语言在时空、雅俗上的差异和变化以及语言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等方面来分析。 第四章元代农书农业词汇的语义分析。本章主要从本义、引申义、词源义、词义类聚以及词义的发展变化等方面对农业词汇的意义进行系统的分析。一是在分析农业词语语素义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业词语语素义和词义之间的关系，即两个语素义组合、综合或融合等构成词义。二是在分析农业词语本义的基础上，对农业词语的引申义系统进行简单的概说，对农业词语引申义产生的途径、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产生途径主要是相似引申、相关引申和同步引申，而产生的方式主要是连锁式引申、辐射式引申和综合式引申。三是对农业词语中的名物词的词源义进行了分析，我们主要采用系联同源词的方法对其中单音节名物词的词源义进行了探求，从参与构词语素各自意义的来源以及它们结合并凝固的原因两个方面对其中双音节名物词的词源义进行了探求。四是对农业词汇中的几种语义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即同义关系、上下义关系和对立关系。其中在同义关系中，主要对同义动词从构组和语义上进行了描写，并从词义的发展、双音化、异序词、同源词等几个方面对同义词的大量存在进行了解释。五是对农业词汇词义发展演变的分析，主要分析了农业词语义位的增减，词义范围的变化，包括扩大、缩小和转移。并对词义的演变发展从语言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进行了解释。本章力求能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在语义上做一个系统的描写和解释。 第五章元代农书农业词汇语法分析。本章主要从活跃的构词语素、构词类型和方式、农业词语的量词化和名动词类的转变四个方面展开。活跃的构词语素，主要包括“熟”、“田”、“种”、“接”等。农业词语的构词类型包括联合、偏正、动宾、补充和附加五种方式，其中联合式和偏正式占绝大多数，文章对这两种构词类型的具体构成情况作了两个方面的分析。农业词语的量词化主要对由植物各部位名称词演变成量词的进程进行了分析，这些词包括“茎”、“根”、“株”、“枚”、“叶”、“条”、“科”、“树”、“梢”、“枝”、“本”，对这些词语我们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使用情况展开分析，明确其量词形成的时间，对量词形成后进一步虚化的进程及其发展变化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同时在这些词语量词化形成的语义与认知基础上，从隐喻、推理和泛化三个方面对它们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名动词类的转变中，我们主要对农具词语从名称到功能的转变作了描述，具体分析了名动词类转变的语义和认知基础，并对名动词类转变中的突显性原则和邻近性原则做了简单介绍。 第六章元代农书农业词汇隐喻认知分析。本章主要对农业词汇的隐喻系统和隐喻文化认知进行分析。相似性原则是隐喻的认知原则，农业词汇的隐喻多以植株或植株各部位为喻体，来比拟其他物体。同时农业生产包含一定的过程，利用植物生长过程和事物发展过程的相似性，来认识事物发展的过程。具体我们从植物及植物的部位名称“粟”、“桃”、“杏”、“柳”、“松”、“根”、“枝”、“花”、“苗”、“芽”等词族的隐喻，以及从植物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熟的过程和农业生产中耕地、播种、施肥、浇水、收获等过程中有关词的隐喻来分析农业词汇的隐喻系统，实现隐喻系统中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并验证这种映射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文化的角度对汉语农业词汇的隐喻进行分析，隐喻受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隐喻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民族差异。 结语总结全文，对本文的主要观点和不足之处进行总结，以明确以后努力和完善的方向。

《诗经》中生活习俗研究

作者： 王志芳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活习俗   考古发现   综合分析   《诗经》   文献记载  

描述： 《诗经》以其记载历史的真实性和记叙内容的丰富性，加之诗歌特有的简洁、凝练、含蓄的艺术性，激发着历代学者的研究热情。许多学者从民俗学角度关注其中的生活习俗，挖掘和探究其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考古资料逐渐被引进《诗经》研究领域，推动了《诗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在借助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全文：《诗经》以其记载历史的真实性和记叙内容的丰富性，加之诗歌特有的简洁、凝练、含蓄的艺术性，激发着历代学者的研究热情。许多学者从民俗学角度关注其中的生活习俗，挖掘和探究其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考古资料逐渐被引进《诗经》研究领域，推动了《诗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在借助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和丰富的考古发现，通过文字记载和考古实物的有机结合，对《诗经》表现的诸多生活习俗予以综合考察分析，并通过探求交融了宗教信仰、生态条件、经济方式、社会制度、民族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生活习俗，再现历史的细节和真实，带读者进入《诗经》的时代，去接近质朴、粗犷的远古世界，从而了解先民的伦理观念、道德信仰、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情感意志，进一步强化人们对《诗经》史料价值的认同和肯定。 本文从《诗经》记载的纷繁复杂的习俗中，选取了最贴近民生的农耕、采集、渔猎、畜牧等物质生产习俗和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婚姻等社会生活习俗，共九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分析。 一、农耕习俗研究 农业生产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物质生产门类，先民根据已经掌握的物候知识，按照时序、节令的不同，有步骤地安排各项农事活动。耕种方式经历了火耕、耜耕、犁耕、牛耕等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诸阶段。耒、耜、斧、斨、钱、镈、銍、錡、銶等生产工具，被用于整地、中耕、收获、加工等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通过相土、开荒、整地、选种、播种、保苗、除草、灌溉、除虫、施肥、收割、晾晒、入仓等一系列耕种过程和管理方法的实施，先民将会收获麦、黍、稷、稻、粱、菽等粮食作物和瓜果菜蔬以及桑、麻、葛等经济作物，并将这些农耕生产所得广泛用于饮食、祭祀、酿酒、养蚕等各个领域。先民从事农业生产时，除运用科学方法以外，也举行典礼仪式，从而形成了藉田劝农、祈报求丰、预卜祈雨等一系列农耕信仰习俗。 二、采集习俗研究 《诗经》反映了商周时期仍与农耕生产并存，在先民的物质生产中占重要地位的采集劳动。从事采集工作者以女性为主，采集者借助简单的工具，于山涧、泽畔等处采摘品类众多的野菜和果实。这些采集品除供食用外，还被用于养蚕、纺织、祭祀、医药、制衣、包裹、缩酒，甚至被用为传情达意的媒介，服务于先民生活的诸多方面。先民通过采集劳动，逐步熟悉了季节的变化和植物的生长规律，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知识。 三、渔猎习俗研究 渔猎是人类早期的谋生手段之一，商周时期的先民运用网渔具、钓渔具以及其他形式的杂渔具，展开了内陆水域和近海的捕捞业。这一时期出现了人工养鱼。丰富的渔业产品除了为人类提供鲜美的食品外，还被用来祭祀、蒙鼓、装备武器等。先民根据不同的狩猎对象选择不同的工具和方法，被猎获的动物满足了先民对肉食、皮毛、角骨等的需求。统治者的大规模田猎活动又具有娱乐、阅军、习武等性质。 四、畜牧习俗研究 畜牧业是从狩猎经济发展而来的，商末周初是畜牧最蕃盛的时代，这一时期饲养牲畜基本采用圈养和放牧相结合的方法，主要驯养马、牛、羊、猪、狗等家畜和鸡、鸭、鹅等家禽，各种禽、畜被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于夏商时期的相畜术至春秋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五、服饰习俗研究 服饰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外在表现，从《诗经》记载中已经能够看出相对稳定的服饰形式和逐渐完备的服饰制度。其时，衣服的原料主要来源于丝、麻、葛、草、皮等。先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纺织、印染技术。各种质地丰富、种类繁多的佩饰是服饰最绚烂多彩的组成部分，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感受和追求。周代后期，服饰被纳入了礼治的范畴，成了礼仪制度的载体和表现形式。 六、饮食习俗研究 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饮食习俗在人类各种生活习俗中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诗经》的记载反映了以农业为主、饲养业为辅的生产经营方式对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从而形成的以粮食作物为主食，以各种动物食品、蔬菜为副食的基本饮食结构。随着各种饪食器的不断改进和丰富，蒸、煮、熬等逐渐取代烧、烤而成为主食烹饪的主要方法。这一时期的菜肴按烹调方法的不同，大致有炙品、醢、羹、脍、脯、脩、菹等类型。盐、梅、酒、饴、花椒等各种调料的运用，为烹调艺术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先民运用凌阴贮冰和井底冷藏等方法储存食物。饪食器和饮酒器的系列化增加了饮食文化的丰富性。 七、居住习俗研究 在《诗经》所记载的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存在着地穴式、窑洞式、地面式、干阑式等各种形式的居宅。由夯土、版筑法建成的土木结构的居宅，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主流。先民根据相应的标选择更有利于生存的居住地和确定更科学的建房时间。居室内一般陈设有筵、席、几、床等家俱。 八、交通习俗研究 人类进入定居阶段以后，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交通设施的修筑，商周时期，道路、桥梁等设施的修建和维护在国家政务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车、马、舟船等交通工具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方便。交通设施的修筑和交通工具的运用，使人与人之间由此及彼、由近而远的交往和物物交换打破了地缘的局限，为社会生活的丰富提供了可能。 九、婚姻习俗研究 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是先秦时期已经确定了的谈婚论嫁的程序。《诗经》所反映的时代已经进入专偶婚时期，但远古群婚、对偶婚等遗俗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出现了婚姻形态多元化的特点。媵婚是贵族阶层诸多妻妾的一个来源，同姓不婚是周代婚姻习俗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本文侧重于从民俗学和考古学角度，选取了《诗经》中记载的农耕、采集、渔猎、畜牧等物质生产习俗和衣、食、住、行、婚姻等社会生活习俗，进行了综合考察分析。《诗经》中以诗歌这种艺术语言表现出来的诸多生活习俗，基本上能找得到与之相应的考古实物，并有《诗经》之外大量古典文献予以资料的支持。《诗经》记载和考古实物相互印证，说明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一致性，从而充分证实了《诗经》对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诗经》是诗，同时也是史，它以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保存了翔实的历史、文化史资料，承担了记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重任。

中国农业伦理问题研究

作者： 方金   来源： 山东农业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业政策伦理   农业环境与资源伦理   农业伦理   伦理型农业体系   农产品生产与交易伦理  

描述：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策有了很大调整,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产品的生产和交易空前繁荣,农业新技术日新月异,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然而,在这些重大变化的同时,农业领域以及农产品生产与交易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生物技

全文：伦理学的角度探讨农产品生产与交易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并就伦理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交易战略的构建进行了研究。最后,对我国更加公正和合乎伦理的农业体系构建提出了初步设想。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1

汉代农业生产管理研究

作者： 黄富成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耕文明   小农经济   农业技术   汉代   农业生产   政府管理  

描述：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两汉时期，为巩固集权统治地位，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干预的程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性要素，如土地配置、人口流动、技术传播、铁器布控、经济交流乃至农本文化的宣教、农田开发等因受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及制

全文：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两汉时期，为巩固集权统治地位，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干预的程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性要素，如土地配置、人口流动、技术传播、铁器布控、经济交流乃至农本文化的宣教、农田开发等因受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及制度管理的机制制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作用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而各异。本文通过探讨汉代政府管理机制对农业经济各种生产资源要素的引导和诱使，基本揭示了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宏观面貌，诸如小农经济在西汉整体性发展的原因、区域农业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江、淮等地在西汉一代农业经济发展长期滞缓、铁农具的发展与普及区域间差异较大的原因、农耕文化流浸的社会诱因以及农田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等，这些农业进程中的社会、经济现象均与政府管理的各种机制作用息息相关。由于技术在农业生产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更多关注了技术各构成要素形式及其在政府管理机制作用下对资源开发的途径、对于经济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对于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的经济绩效关系分析等。 在内容上本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章：汉代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管理。阐述小农经济形态的发展与形成，春秋战国是小农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形成期，文章认为秦汉则开始从法律地位上具体实践这种与集权体制匹配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结构均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单位，在生产上实行家庭内外耕、织结合的经济形式，在种植结构上分为大田主业谷物生产和桑麻瓜果蔬菜等副业生产。三杨庄汉代民居和农田遗迹的出土具体体现了这种小农家庭的经济生产结构。土地是小农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拥有法律意义上的私有田宅不仅是小农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也是政府“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伦理思想的体现。政府通过减税、“以律占租”、灾免、借贷、假田等法律确认的形式培植和维护小农经济个体的普遍发展，在承认小农私有财产权利的同时，也规定小农必须承担的赋税徭役等法定经济义务。但土地产权的自由流动也使小农容易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小农生存及其生产环境的管理，一方面重视民的本位作用，另一方面极力维护小农的土地权益及在农业生产中享用基础设施。总之，小农经济作为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是政府农业生产管理的核心。 第二章：汉代农官制度。汉代的农官系统是政府财政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农业生产管理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收入直接归中央大农或少府；武帝时的屯田开荒、农田水利及告缗田的开发等，大多由中央大农等直接管理，税入大农。农官系统只负责经济税赋征收而不治民。地方职官对农业生产管理的范围较为广泛，承担着治民和发展经济的政治和法律义务。职官“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文化政策、促进技术流传、督察农业生产等活动，既是他们的行政职责又是其法律义务。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管理是政府干预农业经济的本质体现，在内容上注重土地开发、人口增减、赋税征收及高产、宜地作物和农业技术的推广等。而“力田”这一阶层所代表的乡村社会靠种田起家的中小地主，成为政府在乡村社会宣教“重农”思想的代言者，不仅承担大量税赋苛责，也是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章：汉代铁农具的铸造与监管。铁器为田农之本，铁农具的应用和进步直接体现了农业发展的水平。铁官制度是指政府垄断铁器的生产、冶铸与销售渠道，铁器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经济战略物质成为政府调控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铁器官营后，铁农具实行标准化的工业生产，其质量监督和监察有一套完整的铭文标识体制。文章着重探讨了文献中提到的农业生产中的“大器”，认为“大器”就是“代田法”推行过程中，由大农相关专门机构研发的起翻土作用的带犁鐴大铁犁。由于它是铁官标准化生产的专用器物，价格昂贵，体积较大，不给也不适用于小农生产，因此“不给民用”。但翻土部件的出现为以后铁犁形制的发展与改进奠定了技术基础。铁农具的流传与普及与汉代区域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关：西汉前期，对周边外族实行封锁，铁器冶铸技术及产量尚有局限，这一时期许多地方木铁农具并用；西汉中后期，由于区域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在基本经济区和北方屯区，铁犁牛耕的发展已基本普及，而在江、淮、西南和岭南等地，受限冶和供铁作用，农耕业的发展仅集中于内地移民集聚地区，铁器农耕的发展并不普遍，铁农具所占比例较小；东汉时江淮、江南等地农业发展较快，至汉末，许多宜农地区已基本普及铁农具。铁农具区域发展的阶段差异体现了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 第四章：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农田开发是在政府的统筹组织下进行的，尤其是大规模毁林开荒、变牧为田的屯田垦荒及农田水利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土地原有的生态面貌，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耕地扩张、安抚流亡、经济增产等效果，但由于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匮乏以及大规模引浑淤灌对湖沼滩泽的堙没及滩区内的农田开发等，还是导致了局部的环境灾害，尤其是不当的水利工程因取排水失误还会导致土壤重归退化。江淮地区陂塘蓄水灌溉工程的发展对于改变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化害为利，改善农业生产的水域环境及人地宜居环境关系的改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后世江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农田开发及水利建设中管理不当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足以警示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 第五章：农业生产的区域政策与区间交流管理。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是依据集权统治的政治利益需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四种较为明确的区域经济政策，即保障基本经济区的发展、移民实边、贬抑诸侯、虚治东越等政策影响了西汉后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区域间的农业经济联系与交流体现了区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区间生产力差异。与西北及北方外族农业经济的交流，在输出与引进的经济互惠过程中，更体现了汉民族兼融并蓄的精神风貌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与扩张，尤其是汉与匈、羌、乌桓等北方部族的边境互市贸易以及与西亚诸国的经济交流，不仅成为维系双方关系稳定的重要利益纽带，而且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途。政府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投资与人口流动等促进农业生产技术在各地的传播，在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同时，有力地推动农耕文化在落后地区的发展，利于统一的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第六章：结语：历史的启示。我国两千余年来“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今农村经济发展和土地改革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通过揭示基本经济区农业经济转化的方式与手段，认为政府对农业经济资源控制与管理的机制和技术进步与流传的形式不仅是历史时期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且同样可为当前紧张的农业生产资源提供更多手段的管理模式与实现效益增扩的途径；由于我国各地因资源、技术水平的差异，区域经济存在较大的联系和互补性，通过政府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对农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过程中，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农田生态环境是大环境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应以促进环境和谐为前提。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大农田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二者的良性循环是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基础。 总之，通过客观评述汉代政府管理的制度机制对各种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形式、实现途径及影响范围，即经济组织效率和管理机制的关系，可了解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管理组织结构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促进或抑制作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绩效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即在国家力量作用下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对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各种要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主导和诱使作用。通过对汉代社会基础制度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绩效方式的剖析，基本可明白汉代农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面貌。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体制障碍，推动“三农”问题解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现实的借鉴与警示意义。

明代太仓库研究

作者： 苏新红   来源： 东北师范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太仓库   年例银   北边军饷   盐法   户部   明代财政  

描述：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always changing, this dissertation makes research on the state silver Treasury of the Ming Jiajing, Cunji Salt(存积盐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was to cultivate generations of gentry scholars with high-level morals. That wa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that the Ming country preferred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virtued talents to the complex and precis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s systems. The basic problem of the Ming Dynasty’s tax system did not lie in whether the tax rate was high or low, but lie in the up-grad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ountry’s decreasing ability to collect taxes and the increasing financial need in reality. The standard to measure the Ming Dynasty’s financial system was whether it corresponded to Ming people’s financial ideas and values. Compared with the modern capital society in which the personal interest has its natural justice, Ming China, with the limited productive capability, paid the most possible attention to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maximum current people. Judged by this idea, Ming China’s tax policy aiming to maintain the society’s steadiness and the minimum economic developing level was at least comprehensible rather than preposterous. ) was occasionally sold and the silver got by this was sent to Taicangku due to Taicangku’s financial need. However, this behaviour never became formally systematized. In the Jiajing period, in the dilemma that the forefathers’ governing systems should be maintained and the problem that Kaizhong System(开中制 ) could not effectively meet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financial need, a two-way system was formed gradually, in which Zhengyan(the original amount of salt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正盐 ) was still kept for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and Yuyan(the residual salt, 余盐 ) was sold into silver and the silver was sent to Taicangku. Through this system,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collected most of the incomes of the salt system into Taicangku and therefore strengthened its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towards the Salt Monopoly system. Because of the principle that the income from the Salt Monopoly system should be used to provide the military provisions and pays, which was set up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cangku and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financial expenditures was further strengthened too. All in all,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full of life and it kept changing as time went by or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factors. This transforming process never ceased. Thus the study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or even the system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munity’s whole life process that the concerned system lived in.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reforming reasons and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the studied system be understood more clearly. As to the Emperor’s power in the Ming Dynasty’s financial system, it seems that the previous study has exaggerated it. In the Ming Dynasty, it had a clear tendency that the government’s public finances and the emperor’s personal finances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step by step. In this process,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had a certain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towards Taicangku. Although all the economic decisions should get the emperor’s permission at last, it did not mean that the emperor’s financial power could not be divided or all the institutions under the emperor had only duties but no powers.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y on the Ming Dynasty’s economics used the class struggle theory and paid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ruling classes and the ruled ones. This dissertation’s study shows that inside the ruling classes there were enduring and profound struggles between the gentry scholars, who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untry’s entire benefits, and the interest group with the emperor at the core, who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The goal of the Ming Dynasty’s finances was to maintain the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by levying the minimum taxes and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behind it was to protect the basic physical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maximum peopl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rsonal interest and the country’s public benefit was the basic problem in the Ming Dynasty’s financial system. Under the condition of keeping the imperial system unchanged, the comparatively practical and Dynasty, which in Chinese was called “Taicangku”（太仓库） , and aims to draw a line of what Taicangku’s financial system and status were and how they changed as the time went by. In order to show the main vertical line of Taicangku’s evolution, the basic method is to arrange the concerned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As to the bibliography, Mingshilu (《明实录》 ) keeps a complete recor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us covers the whole developing course of Taicangku, which makes it the core document of this dissertation. Meanwhile, in order to know more precisely about the lateral condition of Taicangku’s financial system and status, this dissertation makes full use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Ming Dynasty’s systems, such as Zhusizhizhang (《诸司职掌》 ), Minghuidian (《明会典》 ) , Taicangkao (《太仓考》 ), Wanli Kuaijilu (《万历会计录》 ) and so on. Beside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Shiqing (赵 世卿) , Bi Ziyan (毕自严 ), Ni Yuanlu (倪元璐 ), who were the First Lord of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户部尚书 ), contain many official papers on Taicangku and therefore are important to this dissertation. This dissertation also refers to many other gentry scholars’ personal collected works or official papers. This dissertation’s study shows that Neiku( 内库 ) was an institution both for the government’s public finances and the imperial household’s private finances at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As Neiku kept reducing its government financial duties and became mainly the setup for the imperial household’s private finances, Taicangku,which was set up in the seventh year of Zhengtong’s reign（正统） , took up more and more public financial duties of the country. Besides, the larger and larger silver need in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was another reason that Taicangku’s revenue items kept increasing. After a long and slow evolving process in Zhengtong, Jingtai(景泰 ), Tianshun(天顺 ),Chenghua(成化 ) and so on, Taicangku developed quickly in Jiajing(嘉靖 ), Longqing(隆庆 ) and Wanli (万历 ). As Taicangku’s revenue became larger, its financial status got higher and this process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first period of Wanli, when its income in the outside warehouse was used for the regular expenditures in the capital and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while the silvers in the old and underground warehouses were stored and saved for military emergencies or serious natural calamities. At this period, the income of Neiku was used mainly for the imperial household’s expenses.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Wanli, on one hand, the financial need of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was still expanding while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was no longer capable of enlarging Taicangku’s revenue items and its income amount, which resulted in the bigger and bigger gap between Taicangku’s fixed revenue and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practical financial need. On the other hand, Taicangku’s revenue items and its practical income amount kept decreasing due to the increase of the uncollected taxes and exempted taxes so that it was unable to pay its fixed amount of annual silver to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Although the augmentation of new taxes and the borrowings from the old and underground warehouses of Taicangku and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in Nanjing relieved Taicangku from it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emporarily, they could neither change the tendency that Taicangku’s income became less and less nor alter the fact that the financial needs of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kept increasing. The reverse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Taicangku’s practical revenue and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financial needs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Ming Dynasty’s government finances. Among Taicangku’s spending item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was the annual silver sent to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developing periods of Taicangku, Taicangku’s annual silver was only a part of the Capital’s annual silver(Jingyunyin, 京运银 ). At the end of Jiaj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Longqing, Taicangku took up the main duty to provide the Capital’s annual silver. In the early period of Wanli, the issue of Taicangku’s annual silver was ruled by the steady system and this part of silver became a regular component of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financial provisions to maintain their fundamental administration. From then on to Chongzhen, Taicangku’s annual silver and the Capital’s annual silver became one thing. Although the record of Taicangku’s providing the annual silver could be seen in the documents of Chenghua, the record of its yearly provided amount appeared in the first year of Longqing. In Jiajing’s reign, Taicangku had become the important setup to grant the Capital’s annual silver, although there were not enough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prove that this period’s Capital annual silver was entirely taken on by Taicangku. In Longqing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Wanli, the yearly amount of Taicangku’s annual silver was steady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years was not big; the budget of Taicangku’s annual silver could be realized and there was no big gap between the budget amount and the practical granted amount of Taicangku’s annual silver. From the fifteenth year of Wanli to the thirty-sixth year of Wanli, the yearly amount of Taicangku’s annual silver increased quickly and formed so much financial pressure to Taicangku that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had to borrow silver from its own old and underground warehouses, or from the the silver storehouse of the Court of the Imperial Stud(Taipusi, 太仆寺 ). On the other hand, as Taicangku’s practically colleted revenue became less and less, Taicangku’s practical expenditure of its annual silver became decreasing. From the late period of Wanli to Chongzhen, the annual silver’s budget of the previously built warehouse of Taicangku（ Jiuku， 旧库） stopped increasing and maintained at a relatively steady level. At the same time, the practical silver amount that Taicangku provided to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reduced quickly and the gap between them became larger and larger. At the end of Longq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Wanli, the proportion of Taicangku’s annual silver and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total amount of military provisions was almost equal to one third. On one side, this rate showed that Taicangku’s annual silver had become very important to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rate also reflected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were not completely relied on Taicangku’s annual silver and the incomes from the Soldiers’ Field (Tuntian，屯田 )， peasant-transported tax (Minyun, 民运) and salt monopoly, which were two thirds of the whole provisions of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were still the fundamental part. The basic financial principle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to expend according to the income and this year’s revenue and stock were usually expended for the next year. However, in the most years after Jiajing, due to the high financial pressure of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and the fact that the income was not enough to cover the expending need, the Ming government had to take measures to enlarge Taicangku’s revenue items. As a result, some of the provisional income items or the items that were meant to meet certain emergencies finally became formal and institutional elements of Taicangku’s income. In the most years from the late period of Wanli to Chongzhen, Taicangku’s yearly expenditure frequently exceeded its yearly income. Not only the newly-added revenue could not be collected, but also more and more original amount of income could not be collected. In most of the recorded years from the seventh year of Jiajing until Chongzhen, Taicangku’s yearly expenditures exceeded its yearly revenues. However, in this situation, Ming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kept running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first reason was that the editors of Mingshilu had a strong inclination to choose Taicangku’s losing years to record, which strengthened the impression that Taicangku was at a loss for a long period. The second reason was that Taicangku’s revenue amount generally referred to the incomes of the fixed tax items while the borrowed silver from other institutions were included in Taicangku’s expenditures but excluded from Taicangku’s incomes. The third reason was that one of the motive forces of Taicangku’s development was its enlarging financial expenditures. The last reason was that Taicangku’s value to the Ming government’s financial system, especially to the north military towns’ militrary provisions and pays, was not fundamental but subsidiary. Finally, the history of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cangku and Salt Monopoly system showed that the Jiajing period was the watershed of their financial relationship. Before

全文：库制度、地位做横向断面的详细剖析。万历中后期户部尚书赵世卿所作《司农奏议》、崇祯初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度支奏议》、《石隐园藏稿》及崇祯末年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倪文贞集》等,皆收录作者关于太仓库的许多疏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