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农业大学农耕特色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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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的形式特征及象征意蕴: 作者： 别淑花 来源： 山东师范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剪纸艺术象征意蕴形式特征传承意义; 描述： eristic.; 全文：本文以我国传统民间剪纸艺术作为研究对象,它作为我国民间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形式特征。剪纸艺术生存于中国的民间,反映了中国民间艺人的生活和思考,具有象征性的文化艺术形式。形式特征是艺术品最先触动到观赏者的东西,剪纸艺术根据自身要求打破某些透视规律,使其作品表达做到随心所欲,能够使剪纸图像视觉空间得到延展,赋予特殊的象征寓意,来传达人们的思想感情,从而使其作品里面渗透出理性内涵和精神意蕴,使得作品涵义更为丰富,意味更为深长。本文从剪刻特点、造型特征、构图形式、色彩等方面对剪纸艺术独特的形式特征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剪纸艺术表达形式的象征意蕴,以期使人们对传统文化有进一步了解。由于剪纸艺术具有独特的形式和丰富的象征意义,因而本文从剪纸造型原理、表现形式、文化内涵等方面,运用多种理论形式进行交叉地、反复地研究,力争系统地阐释剪纸艺术的形式特征和象征意蕴。学习传统文化,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和审美品位,为艺术创作寻求一种新的创作和表达方式。时至今日,探讨剪纸艺术的形式特征及象征意蕴,依然有其必要性。论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简述论文的研究缘由、研究方式和研究途径,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概括分析,明确本文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价值。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核心部分,将对剪纸艺术形式中的特点展开全面的分析研究。主要从剪与刀生成的剪刻特点、造型形式特征、构图形式特征、色彩形式特征四个方面进行阐释,力图概括剪纸艺术造型的形式特征,并对其创作特点进行详细分析。造型形式具有随心表意、稚拙天真、嫁接夸变、典型概括等特征;构图形式上具有平面性、适形完整性结构。色彩上具有高纯度、主观性、象征性。第三部分,通过对剪纸艺术的形式特征全面深入的研究,阐述剪纸艺术造型和形式背后的象征意蕴,并揭示剪纸艺术象征性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从形式表象上升到精神内涵。主要从剪纸艺术的象征性源于原始崇拜、剪纸艺术象征性的表达、剪纸艺术象征性的人文意义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剪纸艺术象征性的表达有谐音取义、寓意联想、抽象符号化等三种。剪纸艺术象征性的人文意义体现出生命的自然需求和民间艺人们强烈的乐观、进取精神。第四部分,通过前面对剪纸艺术的形式特征和象征意蕴全面深入的研究,明确了传承剪纸艺术的文化价值及对剪纸艺术进行再创造所具有的积极借鉴意义。最后为结语部分。在总结概括本论题的基础上,阐明剪纸艺术的继承和创新的价值意义。

元代农书农业词汇研究: 作者： 曾令香 来源： 山东师范大学 年份： 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语义语法农业词汇隐喻认知元代农书; 描述： 元朝是古代农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的变动，统治者的劝农政策，以及文人自身的原因等，元朝出现了大量的农学著作，是农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高峰期，但大多数农书都失传了。保存至今比较完备的有三大农书，即《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这三部农书都遵循了《齐民要术》大农业的结构框; 全文：元朝是古代农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的变动，统治者的劝农政策，以及文人自身的原因等，元朝出现了大量的农学著作，是农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高峰期，但大多数农书都失传了。保存至今比较完备的有三大农书，即《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这三部农书都遵循了《齐民要术》大农业的结构框架，内容非常丰富。同时它们又成为明清时期农书写作的依据，在农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元代三大农书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成，反映了元及元以前的农业发展和社会状况，是语言研究的重要语料。本文即以元代三大农书为语料，力图通过对其中农业词汇的研究，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追溯其历时发展演变，勾勒出汉语农业词汇系统的基本面貌。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将立足于汉语词汇学理论，同时吸纳传统小学的治学方法，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作全方位的系统描写。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论述古代农书文献、研究概况以及本文的研究语料、版本和方法。古代农书非常丰富，分类标准也不统一，不少的机构或学者都对古农书的数量进行了调查，但都未能作出一个准确的统计。我们按照历史的发展，从上古到近代，对农书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总结出了古代农书波浪式起伏发展的三个高峰期，元代三大农书的出现即是其中的一个高峰期。对农书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对文献的校注上，语言研究论著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对中古文献《齐民要术》的研究上，近代农书文献的研究成果很少，系统研究更是没有，因此本文以近代的三部农书为语料进行研究，能在一定程度弥补农业文献研究的不足。在语料的版本上，我们选择了目前所能见到的较好的版本，同时参照其他文献中的引用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同时从隐喻、文化等视角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进行多角度的研究。第二章元代农书的语料特点和研究价值。本章从语料特点和研究价值入手，首先，从语料性质上，元代农书的语料具有专业性、俗语性、地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农业专门用语上；俗语性除了表现在日常用语中，还表现在农作物、农具的俗名上以及农业谚语中；地域性主要体现在方言词中；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词汇来源上。其次从研究价值上，我们主要从词汇的研究价值来谈，一是农书词汇体现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文中主要从词汇反映耕作技术和嫁接技术两个方面来介绍；二是农书是近代汉语研究重要的补充语料，同时农书中的口语词、方言词等可以丰富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三是农书中的农业词汇对丰富专科词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可以弥补农业词汇研究的某些不足；四是农书中的词汇在辞典编纂上也具有重要的语料学价值，具有补充词目、补充义项、提前书证和补充书证的作用。第三章元代农书农业词汇概说。本章在对农业词汇界定的基础上，将农业词汇分为三个层次，并从农业生物种类、农业生产行为、农业工具等几个方面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进行了系统的共时描写，然后按照历时的观点，将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形成上看，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吸收全民共同语，具体为全盘借用和改造借用；二是沿袭已有的农业词语，具体沿袭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宋三个时期的农业词语；三是产生于元代的新词，具体从农业词汇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来谈。从发展上来看，首先是农业词汇内部的发展，或弃置不用，或继续使用；其次是农业词语对全民共同语的渗透，或直接渗透，或引申渗透，或比喻渗透，或本源回归。在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进行共时描写和历时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词汇中出现的同实异名和同名异实现象进行了描写和解释。重点分析了同实异名的语言内外部原因，语言内部原因主要从语音、词汇和修辞三个因素来分析，语言外部原因主要从命名理据的不同、语言在时空、雅俗上的差异和变化以及语言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等方面来分析。第四章元代农书农业词汇的语义分析。本章主要从本义、引申义、词源义、词义类聚以及词义的发展变化等方面对农业词汇的意义进行系统的分析。一是在分析农业词语语素义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业词语语素义和词义之间的关系，即两个语素义组合、综合或融合等构成词义。二是在分析农业词语本义的基础上，对农业词语的引申义系统进行简单的概说，对农业词语引申义产生的途径、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产生途径主要是相似引申、相关引申和同步引申，而产生的方式主要是连锁式引申、辐射式引申和综合式引申。三是对农业词语中的名物词的词源义进行了分析，我们主要采用系联同源词的方法对其中单音节名物词的词源义进行了探求，从参与构词语素各自意义的来源以及它们结合并凝固的原因两个方面对其中双音节名物词的词源义进行了探求。四是对农业词汇中的几种语义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即同义关系、上下义关系和对立关系。其中在同义关系中，主要对同义动词从构组和语义上进行了描写，并从词义的发展、双音化、异序词、同源词等几个方面对同义词的大量存在进行了解释。五是对农业词汇词义发展演变的分析，主要分析了农业词语义位的增减，词义范围的变化，包括扩大、缩小和转移。并对词义的演变发展从语言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进行了解释。本章力求能对元代农书中的农业词汇在语义上做一个系统的描写和解释。第五章元代农书农业词汇语法分析。本章主要从活跃的构词语素、构词类型和方式、农业词语的量词化和名动词类的转变四个方面展开。活跃的构词语素，主要包括“熟”、“田”、“种”、“接”等。农业词语的构词类型包括联合、偏正、动宾、补充和附加五种方式，其中联合式和偏正式占绝大多数，文章对这两种构词类型的具体构成情况作了两个方面的分析。农业词语的量词化主要对由植物各部位名称词演变成量词的进程进行了分析，这些词包括“茎”、“根”、“株”、“枚”、“叶”、“条”、“科”、“树”、“梢”、“枝”、“本”，对这些词语我们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使用情况展开分析，明确其量词形成的时间，对量词形成后进一步虚化的进程及其发展变化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同时在这些词语量词化形成的语义与认知基础上，从隐喻、推理和泛化三个方面对它们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名动词类的转变中，我们主要对农具词语从名称到功能的转变作了描述，具体分析了名动词类转变的语义和认知基础，并对名动词类转变中的突显性原则和邻近性原则做了简单介绍。第六章元代农书农业词汇隐喻认知分析。本章主要对农业词汇的隐喻系统和隐喻文化认知进行分析。相似性原则是隐喻的认知原则，农业词汇的隐喻多以植株或植株各部位为喻体，来比拟其他物体。同时农业生产包含一定的过程，利用植物生长过程和事物发展过程的相似性，来认识事物发展的过程。具体我们从植物及植物的部位名称“粟”、“桃”、“杏”、“柳”、“松”、“根”、“枝”、“花”、“苗”、“芽”等词族的隐喻，以及从植物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熟的过程和农业生产中耕地、播种、施肥、浇水、收获等过程中有关词的隐喻来分析农业词汇的隐喻系统，实现隐喻系统中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并验证这种映射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文化的角度对汉语农业词汇的隐喻进行分析，隐喻受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隐喻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民族差异。结语总结全文，对本文的主要观点和不足之处进行总结，以明确以后努力和完善的方向。

黄河文明之近代转型研究: 作者： 曲丽丽 来源： 山东师范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母亲河农耕文明黄河文明近代转型; 描述： 中华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20实际八十年代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指出黄河能给予我们的已经给予了我们的祖先，在旧机体上生发不出新文明，简单粗暴的宣判了黄河文明的死刑。《河殇》的出现正是五四以来中; 全文：中华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20实际八十年代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指出黄河能给予我们的已经给予了我们的祖先，在旧机体上生发不出新文明，简单粗暴的宣判了黄河文明的死刑。《河殇》的出现正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和发展，它在论述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大趋势上有某种合理性，但其对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批判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中西文化之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文化史领域贯穿近代文化研究的主旋律，也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十八大报告同时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创新之处在于，立体化注重天地自然黄河与社会人文黄河之综合研究，在时间的历时性上将中国古代与近现代乃至未来黄河文明的延承发展纵向打通，在空间的共时性上用世界大河文明的广角对黄河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进行横向比较考量。研究内容上，在对中华黄河文明体系的逻辑框架以及对“大河文明”、“四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母亲河”和“摇篮地”等关于中华黄河文明体系的根本性重要范畴做出清理和诠释的基础上，研究近代具象的黄河与国家和民族命运之具体关系，考量千古黄河所象征的的传统农耕文明在近代史上的近代化转型。论文前两章以对黄河文明基本形态及黄河文明与中华民族关系的探讨为基本学理支撑，其下以近代学术界对黄河的研究、近代黄河泛滥改道与社会文明形态、黄河水利之近代变迁、传统黄河祭拜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考察、近代来华外国人对黄河的认识、近代海外舶来文明对传统黄河文明的冲击、传统黄河文明观念的近代化演进与变异等几大板块次第展开。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先后灭亡，只有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延绵至今。在中华河流文明体系之中，尽管在长江、淮河、珠江、闽江、东北三江平原等地都有广泛而丰富的古代文明遗存，但是只有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在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上绵延不绝。五胡乱华、安史之乱、五代十国、金灭北宋、蒙古灭南宋、满清灭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黄河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大规模冲突共有五次。在屡次冲突中草原文明未能中断黄河文明，反为黄河农耕文明所同化。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日本侵华，近代以来西方海洋工业文明不断对中华传统黄河农耕文明进行侵略、欺侮、蚕食、瓜分，其结果不仅没有将黄河文明蚕食，反而促使黄河文明从传统走向近代，促使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实现了伟大复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中华人文始祖——“三皇”、“五帝”等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从夏商周上古三代开直至明清时期，历朝历代的都城和文明中心基本稳定在黄河流域；中华百家姓大多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华汉字衍生于黄河流域；儒、道、墨、法、兵、阴阳等中华元典智慧体系诞生于黄河流域；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科技发明诞生于黄河流域；以二十四节气为主的天文历法体系诞生在黄河流域；陶瓷、玉石、青铜、丝绸、书画、诗词、中医、武术、戏曲和饮酒等“十大国粹”都集中于黄河流域。这是黄河文明为中华文明核心的九大例证。在古代，中华文明从黄河流淌而来，在近代，黄河的生存发展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格局。晚清及民国期间，治河领域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趋势。第一，西式治河方法逐步引入；第二，西方学者开始关注黄河问题；第三，随着留学生的派遣和新式学堂的建立，国内出现了会通中西的治河新生代。但总体而言，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新式治河技术的应用仍然停留在观测实验、著书立说的理论层面。黄河灾后救济工作逐步近代化。首先，救灾主体多元化，民间士绅组织的义赈组织打破了传统黄河灾后救济中官赈独尊的局面，西方教会势力也逐渐渗透到灾后救济工作中。其次，救灾措施近代化，“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等形式的黄河水灾救济彩票逐步发行。近代报刊对黄河水灾灾后救济工作的积极参与，为民间义赈创造了宣传平台，也为中央政府主持的官赈提供了有效的监督。晚清及民国期间，黄河水利机构屡有变动。1855年铜瓦厢改道之后，清廷治河大权旁落，此后，随着治河机构的不断变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扩日持久的治河权利之争。清初黄河河务由北河河道总督和南河河道总督负责，1855年铜瓦厢改道之后，南、北河河道总督先后裁撤，一切应办事宜都交由地方巡抚兼办，这是中央治河权旁落的开始。民国初年，虽然设立了统一的全国水政机构——全国水利局，但由于经费所限，未能掌握实权，黄河修治大权仍然掌握在流域各省地方水利机构手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为应对1933年黄河大水灾，仓促之下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但黄委会有名无实，黄河下游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河务局一直掌握着黄河修防的实际话语权。直到1934年，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统筹规划下，黄委会与下游三省黄河修防处的责任才逐步明确，黄河水利的中央和地方事权才最终实现统一。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大河，更是一条文化长河。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中华文明的摇篮地，已经具有文化符号象征意义。日本文化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这种文化符号的体认更为深刻。由于文化上的认同，清末民初，日本各界在对黄河的态度上表现出文明发源地的认同和强势文明衰落后的感伤。这种建立于文化认同感之上的黄河认识又为野心家控制利用，成为宣传对华政策的重要手段。黄河祭拜是黄河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明清以前，官方政府尊奉“河渎神”为唯一黄河水神，民间则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官方的以大王、将军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河神信仰系统。清代以来，尤其是晚清以来，清政府对民间河神大肆册，封颠覆了河渎神作为黄河正统水神的地位，官方河神祭拜系统开始混乱。不仅官方册封的河神不断增加，诸河神的封号和河神庙的御赐匾额也出现雷同的混乱状况。清帝退位之后，黄河祭拜逐渐失去了国家政治权利的保障，对河神的祭拜也被定性为封建迷信，从国家祀典中滑落。由于国家祀典的摒弃、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批判、传统无神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基督教对信众的争夺，民国以来民间河神信仰空间也不断萎缩。虽然在黄泛区和与黄河航运相关的个别行业中河神信仰仍有市场，但信仰的规模和水平已相当有限。复古、专制和迷信是中华传统黄河文明观念的重要特征。汉宋调和、儒学会通趋势的出现以及“经世致用”实学传统的复兴是传统黄河文明观念流变的桥梁和先导，中西文化论争与黄河文明观念变迁相伴始终。复古向进化、专制向民主、迷信向科学的观念转变，是黄河文明近代化转型的核心内容。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主体是黄河农耕文明，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从哪里走来；一百一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主题是海洋工商文明，告诉中华民族现在应如何干；近六十多年的中国当代史，主流是科技信息文明，告诉中华民族将往哪里去。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既在大地，也在大海，更在太空，未来人类大同，必将在高科技支撑的海洋文明与太空文明交汇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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