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沟壑区不同下垫面条件对农田降雨入渗及产流关系影响的研究

作者： 宋孝玉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年份： 2001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降雨入渗产流   黄土沟壑区   不同下垫面   数值模拟   农田  

描述： 水土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严重问题，这使人们认识到节约用水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为确保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必须加强农田水土资源的管理和生态系统重建的研究，处理好水资源利用和生态重建之间的关系，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和雨水资源利用技术，以水资源作为主要约束条件，调整农业产业结

全文：—入渗—产流关系的数学模型，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本论文野外试验是在中国科学院长武农业生态试验站进行，室内实验是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干旱半干旱研究中心进行。在对试验区的土壤机械组成，土壤水分常数

渭河平原县域农田土壤养分肥力空间特征研究

作者： 李志鹏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土壤养分   空间变异性   地统计学   养分肥力   时空变化  

描述： 渭河平原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土壤肥力水平主要受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本研究选取渭河平原腹地，素有“白菜心”之称的兴平市作为研究区，基于GIS技术支持平台，综合运用传统统计学、数理统计、地统计学等方法，结合“3414”田间肥效试验结果和1980s第二次土壤普查的珍贵历史数据集，研究兴平市农田土壤有机质、

全文：生态环境建设、精准农业的发展，测土配方项目的推进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本研究的主要结果： （1）目前，兴平市农田土壤养分含量表现为：13项农田土壤养分属性指标的变异系数介于23.56%~74.87

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秦汉民间信仰研究

作者： 李秋香   来源： 河南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文化控制   文化认同   功能变迁   秦汉   民间信仰  

描述： le's understanding and regarding for the universe and the life at that time.

全文：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作为秦汉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民众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及认识。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民俗学、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和地域文化史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所谓秦汉民间信仰,它的信仰者不仅仅包括处于社会基层的广大民众,而且包括一些地方官吏和皇室上层。秦汉民间信仰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稳定的农业经济基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秦汉民间信仰呈现出四个主要特点:即传统神祇与新造神灵并存;信仰对象等级性限制的减弱与世俗化特征的加强;神灵地域性特色的相对减弱与一统性特色的凸显;异地神灵与宗教神灵影响的逐渐扩大等。 民间信仰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而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便是其文化功能的重要体现。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文化认同是文化控制的前提,而文化控制是文化认同的结果,两者又都是民间信仰所发挥的文化作用之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民间信仰在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下,在主流文化的强烈渗透下,其所发挥的功能主要是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也就是说,民间信仰在促进文化认同、加强文化控制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地域文化认同、族群文化认同、历史文化认同和异地文化认同。首先,秦汉时期,基层民众以所在地域的基层社神、两个或多个地域的民众以所在地的跨地域人神为信仰对象,围绕着此信仰对象的物化象征,通过对此类神灵的祭献及外在的仪式等群体活动,从而找到了人群的身份归属即实现了彼此的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地域文化认同功能。其次,秦汉时期的华夏—汉族群以始祖神为共同的信奉对象,围绕着信仰对象的物化形式,通过流播有关祖先的创世伟业等神话传说,从而实现了本族群的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族群文化认同功能。复次,秦汉时期的多个社会阶层以古圣贤为信仰对象,围绕着信仰对象的物化象征,通过对古圣贤事迹的重新构建和传播,从而实现了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历史文化认同功能。最后,秦汉时期的各社会阶层对西王母这位来自异地的神灵不断进行加工改造,为我所用,随着信仰圈的扩大,西王母成为大家共同的信仰对象,成为正式宗教在中原诞生或普及之前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一位民间信仰神灵,或者说西王母被异于自身的文化所接受和改造。此为民间信仰的异地文化认同功能。 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控制类型主要分为禁忌类、巫术类、儒家伦理类、宗教类等四大部分。它们分别在解除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感、维护家庭和谐、保护个体生命及其身体健康、减缓社会矛盾、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合不同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明确家庭尊卑长幼的名分、实现对信仰群体的控制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秦汉时期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功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此时期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功能变迁总体上呈现出地域文化认同的由强变弱及族群文化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功能的渐趋增强等方面。民间信仰文化控制功能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先秦到秦汉之际,巫术类和禁忌类在文化控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西汉中期后,儒家伦理类文化所发挥的控制功能逐渐增强。随着西汉末东汉初佛教的东传和东汉末年原始道教的创立,宗教类文化控制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逐渐突出。但新的文化控制手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有的文化控制手段的迅速消失。相反,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生交融与整合,从而对民众的日常行为及精神世界发挥着强有力的文化控制作用。而国家政策法令的干预和主流文化的影响、人的社会化途径的多重作用、自然迫力的持续及生存危机感的出现、文化交流尤其是异文化对本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等,是导致秦汉民间信仰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等文化功能发生变迁的主要动因。 简言之,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是秦汉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重要体现,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功能不仅体现为共时性,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而导致变迁的动因则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从劝农文看宋朝乡村社会问题

作者： 于芹   来源： 西南大学 年份： 2012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劝农文   宋朝乡村   社会问题  

描述： 近年来伴随研究视角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关注历史和现实中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等“三农”问题。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期,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特别是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乡村社会中的人、财、物产生了抽离作用,进而影响到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乡村

全文：近年来伴随研究视角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关注历史和现实中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等“三农”问题。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期,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特别是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乡村社会中的人、财、物产生了抽离作用,进而影响到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乡村社会中传统人际关系的发展等方面。这一时期较之于相对平静发展的其它社会历史历程,更容易出现某些与传统道德要求相悖的社会现象,因而也更容易看到其社会的剧烈变动,更容易了解其社会的“反常”现象。加之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政策的推波助澜,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不受限制,进一步加剧了宋朝乡村社会中土地的集中和流转,伴随土地频繁流转而来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以及乡村社会中阶层的频繁变动。“千年田换八百主”,财产的不稳定性,加重了宋人的不安全感,而当古人们举目无助的时候往往会求之于未知的超自然力量,因此致使宋朝巫术等神秘主义信仰活跃。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和宋朝政府统治政策的推动作用,使得宋朝社会呈现了一股重利之风,乡村社会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到了这场风波之中。随之而来的是,传统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族)的减少,以至于其零星点缀般的存在于宋朝社会中,小家庭增加并且成为宋朝社会家庭形式的主流,传统大家庭(族)家长权力、威望等减弱,意味着其对本来应该为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族)控制力减弱,如此一来传统大家庭(族)分散成为若干既有共财又有私财而松散的联系在一起的新家庭(族),后来的家庭(族)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参与经济活动等的方式,已与传统的大家庭(族)大不相同。鉴于宋朝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这里我们所考虑的是：在这一背景下,宋朝乡村社会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宋朝乡村社会关系又出现了哪些新变化?而宋朝地方官员的“劝农文”是观察宋朝地方社会极好的窗口和资料切入点。因此,我们打算以“劝农文”为起点,结合《夷坚志》《明公书判清明集》等史料并结合已有研究,对宋朝乡村社会问题加以力所能及的探讨,试图通过解读“劝农文”中的相关信息,对宋朝乡村社会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系统而又准确的认识,进而解读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宋朝乡村社会问题。宋朝统治者对于当时乡村社会中新出现的某些现象持排斥态度,力图改变之并致力于重构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希望在当时的农村建立一个传统伦理下的“和谐”社会。那么,宋朝统治者都进行了哪些努力?这些努力有没有起作用?到底产生了怎样的效果?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和说明的问题。我们打算通过对宋朝乡村社会问题的解读,从中总结出社会大变动下的宋朝乡村社会情形,进而发掘宋朝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员面对这种变化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这对我们今天的乡村社会转型研究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全文拟分为绪论、正文和小结三个部分。 绪论中,我们主要论述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对文中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设定了本文研究思路和研究目标。 正文分为四个部分论述的问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从劝农文看宋朝乡村的家庭(族)关系问题：相对于传统家庭(族)以义礼为纽带而维持的方式,随着宋朝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经济利益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日益提高,宋朝家庭(族)成员间因为经济利益的分配与争夺而降低了传统义礼的地位,进而影响到了传统家庭(族)的向心力和家庭(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家庭(族)中家长的威信下跌,家庭(族)成员关系相对于宋代以前处于失调而紧张的境地。这不仅给家庭(族)成员相互之间的友好相处带来了障碍和危害,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乡村的稳定、良性发展制造了阻力。 第二,从劝农文看宋朝乡村的邻里关系问题：邻里之间因为经济利益而产生摩擦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了,摩擦的产生造成了两种结果：一方面,传统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体系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从而对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与继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经济的原因,宋代地缘互助的可能性相比前代增加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地缘互助的增加是对传统乡村社会中互助体系的另类继续。比之前代,此时的地缘互助更多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互助体系,是在以互惠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互助体系,虽然也许它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名称。 第三,从劝农文看宋朝乡村的信仰问题：经济利益的突出,影响了宋朝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发展模式,乡村信仰中各类神灵的经济功能开始凸显,神灵具有了通报市场信息以及指导人们的求利方向和行为等的功能,人们开始花费更多的钱财用于缘事斋筵,以求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第四,劝农文对宋朝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的影响：面对宋朝乡村社会中的种种与统治者意志相违背的现象,宋朝地方官们致力于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力图建立一个传统社会下的和谐社会,他们的努力虽然有时候收效甚微,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小结部分,主要是针对对本文正文部分而做的总结和归纳,以及问题反思,以期对本文的写作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深刻的认识。

中国传统水车研究

作者： 方立松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传统水车   农具史   农田灌溉  

描述： large-scale farming tool that can water continuously from the ground-surface water in the rivers, lakes, or pools, and is mainly applied to lifting water to the high ground or drain water in the low-lying farmland. Due to the reason that the traditional

全文：,毕竟现代科技的进步已使它逐渐成为一道景观。这种启示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是技术的进步只有结合自然环境才能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二是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能源；三是传统水车的核心文化价值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

1933-1945年甘肃经济建设研究

作者： 裴庚辛   来源： 华中师范大学 年份： 2008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1933—1945   甘肃商业   甘肃工业   甘肃金融业   甘肃农业  

描述： 近代甘肃经济落后,农业生产仍是传统的耕作方式,产量低下;工业则没有几家近代工厂,主要是手工业工场或家庭手工业作坊,新式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再加上灾荒频发,烟毒横行,地方当局借禁种之名行罚款之实。甘肃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与落后的经济水平相对应,近代甘肃的金融机构主要有票号、钱庄(银号)、当铺等几种形式,

全文：近代甘肃经济落后,农业生产仍是传统的耕作方式,产量低下;工业则没有几家近代工厂,主要是手工业工场或家庭手工业作坊,新式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再加上灾荒频发,烟毒横行,地方当局借禁种之名行罚款之实。甘肃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与落后的经济水平相对应,近代甘肃的金融机构主要有票号、钱庄(银号)、当铺等几种形式,票号、钱庄均以信用放款为主,不同的是票号存放款是辅业,主要为融通资金,其客户多为大商人;而钱庄则是对中小商人放款。其中票号在晚清时执甘肃金融牛耳,其总号多设于山西,甘肃多为汇兑庄。票号由初期的专营汇兑逐渐过渡为兼营存放款,钱庄则资金微薄。发展缓慢。民国成立后票号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钱庄逐渐发展壮大。民国前期时金融市场的主体是钱庄,其信用甚至超过了随政局动荡而开设关停的官银号、银钱局。当铺则主要开设于县城、集镇等地,采用质押放款形式,对象为票号、钱庄顾及不到的普通平民,其资金周转时间长,在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后逐步式微。与此相比,官办金融机构的设立主要是以维持地方官僚、军阀的统治搜集财源为目的,是地方政权的附属机构。同时,在经营活动中,这些官营银行从地方官僚、军阀的需要出发,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的混乱。而且官办金融机构常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倒闭歇业,信誉反而不如私营的钱庄。虽然在国家银行入驻之前甘肃金融市场的主体是传统金融机构,但是仍然出现了现代银行的萌芽。 资金不足一直是困扰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以经营信用放款为主的小资本钱庄适应了小工商业的需要,在社会融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兴起,钱庄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由于资本市场的欠缺,新式银行作为相对大规模的间接融资手段,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近代以来政府财政匮乏,需要银行的债务支持以及以银行为中介向社会筹资。新式银行与近代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以正相关的形式存在。就甘肃来说,官办银行常沦落为政府的钱柜,省政府经常向银行透支,连银行的正常营业也常受政府的影响,这为时人所诟病。从银行自身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企业,银行与其它企业一样,在近代社会相同的历史背景下面临同样的困境。但是由于经营业务的特殊性,其发展道路又与普通企业存在明显的差异。近代银行是在外国银行的刺激下步入历史舞台的,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外国银行的冲击及钱庄的激烈竞争,生存空间十分狭小。在落后的甘肃,银行的发展受政局的影响更大。在近代中田社会频繁的政权更迭和剧烈的经济变动中,银行在艰难挣扎中前行,虽然发展缓慢但却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东北沦陷,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部分处于战火中,西南、西北成为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大后方根据地。由于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国民政府一面抗战,一面加大建设以支援抗战,实行了“抗战建国同时并进”的战时政策。基于多方面考虑,国民政府对其西部大后方进行了总的定位,“西南是抗战根据地,西北是建国根据地”,并加大了对西南、西北的开发与建设,出现了近代西南、西北开发的高潮。发展农业,确保战争物资的供应成为国民政府后方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政府的引导和银行业的支持下,通过改良旧有品种、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利用农业贷款在全省尤其是河西地区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改善了农牧业生产的条件,促进了战时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甘肃粮食总产量连年稳步增长,为抗战提供了更多的军粮和马匹,支持了长期抗战的进行。战时甘肃农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农业贷款的发放,农业贷款给农民提供了种籽、农具、牲畜,帮助农民兴修了水利,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提高了抗灾能力,使甘肃省粮食总产量连年增加,即使是在遭受比较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也没有减产。对农民的贷款发放主要是依靠各种合作社进行的,合作社的种类有信用合作社、运销合作社、畜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杜。农贷为甘肃农牧业的战时发展提供助力很大,但是毋庸讳言,农贷本身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如贷放范围不够普遍,放款手续比较复杂等。由于农民文化水平的低下,土豪劣绅把持了部分合作社,把合作社的低息农业贷款以高息转贷给农民,使农业贷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随着战争的深入,西北地位日显重要,为此,国民政府加大了西北建设力度。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前期,甘肃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稳步发展,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矿、交通、邮电通讯、金融等现代产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低,但已不再处于零星的萌芽状态,而是在甘肃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已经超过了近代任何历史时期。比较突出的成就是近代工矿业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力,尤其是石油工业成为全国领先的行业。兰州已经初步建设成为新兴的西北近代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大后方的毛纺织中心之一。抗战时期甘肃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与政府的引导和银行业的支持分不开。银行业不仅提供了工矿业发展需要的资金,而且直接投资办厂,利用银行贷款诱导手工业进行技术改造。虽然在抗战后期银行业资金大部分投向商业领域,助长了投机之风,但是不可否认,银行业对于战时甘肃工业的发展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使甘肃省的农牧业、手工业、工矿业得到了发展,抗战时期甘肃军队云集,流入难民增多,外来人口的增加使得日用品需求旺盛,而甘肃本身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地区,战前绝大部分日用品就依赖外省输入,战时工业虽有所发展仍然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拉动商业经济日益活跃并一度繁荣起来,商品流通的范围和商品交换的规模逐步扩大,国内外贸易均有长足发展。战时商业发展的特点为抗战时期传统商路的变迁,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间商贸往来的日益密切。西北地区各省间贸易力度的加大,对苏易货贸易的发展及银行业对商业发展的示范效应和负面影响。

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

作者： 张祥稳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乾隆时期   康乾盛世   自然灾害   灾害史   荒政  

描述： “自古圣王之世，水旱之灾亦时有之”。康乾盛世时期的乾隆朝也不例外，它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期之一。乾隆朝60年间，自然灾害的种类多，发生的频率高，被及的范围广，涉及的人口多，产生的危害大。面对频仍的自然灾害，乾隆在发出“灾民实可怜”叹息的同时，命令大小官吏，要把民饥民困视作己饥己困，务必以拯灾恤

全文：过于频繁、吏治败坏等多方面因素，使这一时期的荒政并没有能够解决灾民的实际问题，因而灾区的闹赈、遏籴、抢米等斗争此伏彼起，虽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灾民流离于道络绎不绝，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安置

汉代农业生产管理研究

作者： 黄富成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耕文明   小农经济   农业技术   汉代   农业生产   政府管理  

描述：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两汉时期，为巩固集权统治地位，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干预的程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性要素，如土地配置、人口流动、技术传播、铁器布控、经济交流乃至农本文化的宣教、农田开发等因受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及制

全文：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两汉时期，为巩固集权统治地位，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干预的程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性要素，如土地配置、人口流动、技术传播、铁器布控、经济交流乃至农本文化的宣教、农田开发等因受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及制度管理的机制制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作用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而各异。本文通过探讨汉代政府管理机制对农业经济各种生产资源要素的引导和诱使，基本揭示了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宏观面貌，诸如小农经济在西汉整体性发展的原因、区域农业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江、淮等地在西汉一代农业经济发展长期滞缓、铁农具的发展与普及区域间差异较大的原因、农耕文化流浸的社会诱因以及农田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等，这些农业进程中的社会、经济现象均与政府管理的各种机制作用息息相关。由于技术在农业生产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更多关注了技术各构成要素形式及其在政府管理机制作用下对资源开发的途径、对于经济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对于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的经济绩效关系分析等。 在内容上本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章：汉代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管理。阐述小农经济形态的发展与形成，春秋战国是小农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形成期，文章认为秦汉则开始从法律地位上具体实践这种与集权体制匹配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结构均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单位，在生产上实行家庭内外耕、织结合的经济形式，在种植结构上分为大田主业谷物生产和桑麻瓜果蔬菜等副业生产。三杨庄汉代民居和农田遗迹的出土具体体现了这种小农家庭的经济生产结构。土地是小农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拥有法律意义上的私有田宅不仅是小农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也是政府“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伦理思想的体现。政府通过减税、“以律占租”、灾免、借贷、假田等法律确认的形式培植和维护小农经济个体的普遍发展，在承认小农私有财产权利的同时，也规定小农必须承担的赋税徭役等法定经济义务。但土地产权的自由流动也使小农容易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小农生存及其生产环境的管理，一方面重视民的本位作用，另一方面极力维护小农的土地权益及在农业生产中享用基础设施。总之，小农经济作为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是政府农业生产管理的核心。 第二章：汉代农官制度。汉代的农官系统是政府财政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农业生产管理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收入直接归中央大农或少府；武帝时的屯田开荒、农田水利及告缗田的开发等，大多由中央大农等直接管理，税入大农。农官系统只负责经济税赋征收而不治民。地方职官对农业生产管理的范围较为广泛，承担着治民和发展经济的政治和法律义务。职官“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文化政策、促进技术流传、督察农业生产等活动，既是他们的行政职责又是其法律义务。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管理是政府干预农业经济的本质体现，在内容上注重土地开发、人口增减、赋税征收及高产、宜地作物和农业技术的推广等。而“力田”这一阶层所代表的乡村社会靠种田起家的中小地主，成为政府在乡村社会宣教“重农”思想的代言者，不仅承担大量税赋苛责，也是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章：汉代铁农具的铸造与监管。铁器为田农之本，铁农具的应用和进步直接体现了农业发展的水平。铁官制度是指政府垄断铁器的生产、冶铸与销售渠道，铁器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经济战略物质成为政府调控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铁器官营后，铁农具实行标准化的工业生产，其质量监督和监察有一套完整的铭文标识体制。文章着重探讨了文献中提到的农业生产中的“大器”，认为“大器”就是“代田法”推行过程中，由大农相关专门机构研发的起翻土作用的带犁鐴大铁犁。由于它是铁官标准化生产的专用器物，价格昂贵，体积较大，不给也不适用于小农生产，因此“不给民用”。但翻土部件的出现为以后铁犁形制的发展与改进奠定了技术基础。铁农具的流传与普及与汉代区域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关：西汉前期，对周边外族实行封锁，铁器冶铸技术及产量尚有局限，这一时期许多地方木铁农具并用；西汉中后期，由于区域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在基本经济区和北方屯区，铁犁牛耕的发展已基本普及，而在江、淮、西南和岭南等地，受限冶和供铁作用，农耕业的发展仅集中于内地移民集聚地区，铁器农耕的发展并不普遍，铁农具所占比例较小；东汉时江淮、江南等地农业发展较快，至汉末，许多宜农地区已基本普及铁农具。铁农具区域发展的阶段差异体现了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 第四章：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农田开发是在政府的统筹组织下进行的，尤其是大规模毁林开荒、变牧为田的屯田垦荒及农田水利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土地原有的生态面貌，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耕地扩张、安抚流亡、经济增产等效果，但由于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匮乏以及大规模引浑淤灌对湖沼滩泽的堙没及滩区内的农田开发等，还是导致了局部的环境灾害，尤其是不当的水利工程因取排水失误还会导致土壤重归退化。江淮地区陂塘蓄水灌溉工程的发展对于改变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化害为利，改善农业生产的水域环境及人地宜居环境关系的改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后世江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农田开发及水利建设中管理不当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足以警示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 第五章：农业生产的区域政策与区间交流管理。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是依据集权统治的政治利益需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四种较为明确的区域经济政策，即保障基本经济区的发展、移民实边、贬抑诸侯、虚治东越等政策影响了西汉后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区域间的农业经济联系与交流体现了区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区间生产力差异。与西北及北方外族农业经济的交流，在输出与引进的经济互惠过程中，更体现了汉民族兼融并蓄的精神风貌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与扩张，尤其是汉与匈、羌、乌桓等北方部族的边境互市贸易以及与西亚诸国的经济交流，不仅成为维系双方关系稳定的重要利益纽带，而且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途。政府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投资与人口流动等促进农业生产技术在各地的传播，在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同时，有力地推动农耕文化在落后地区的发展，利于统一的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第六章：结语：历史的启示。我国两千余年来“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今农村经济发展和土地改革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通过揭示基本经济区农业经济转化的方式与手段，认为政府对农业经济资源控制与管理的机制和技术进步与流传的形式不仅是历史时期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且同样可为当前紧张的农业生产资源提供更多手段的管理模式与实现效益增扩的途径；由于我国各地因资源、技术水平的差异，区域经济存在较大的联系和互补性，通过政府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对农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过程中，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农田生态环境是大环境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应以促进环境和谐为前提。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大农田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二者的良性循环是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基础。 总之，通过客观评述汉代政府管理的制度机制对各种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形式、实现途径及影响范围，即经济组织效率和管理机制的关系，可了解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管理组织结构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促进或抑制作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绩效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即在国家力量作用下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对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各种要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主导和诱使作用。通过对汉代社会基础制度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绩效方式的剖析，基本可明白汉代农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面貌。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体制障碍，推动“三农”问题解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现实的借鉴与警示意义。

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及机理研究

作者： 姜松   来源： 西南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西部农业现代化   演进过程   机理解析   差异性  

描述： 本文是关于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及机理的实证研究。西部农业现代化滞后性问题长期困扰其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尤其在“四化”同步时代背景下,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不仅整体脱节,而且在某些局部地区出现严重反差,反映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本研究关键问题是：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有何不同

全文：本文是关于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及机理的实证研究。西部农业现代化滞后性问题长期困扰其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尤其在“四化”同步时代背景下,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不仅整体脱节,而且在某些局部地区出现严重反差,反映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本研究关键问题是：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有何不同?哪些主要因素产生影响和如何影响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研究目的有三：一是搭建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在理论层面揭示农业现代化演进“均衡”条件。二是刻画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揭示其与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差异及表现形式。三是实证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主要影响因子,解析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机理。论文研究思路：论文综合运用多种定性、定量方法与手段,系统刻画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差异性,解析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机理,并基于理论与实证结论提出推进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主要途径与对策。 一、研究内容 ①农业现代化演进的理论阐释。首先,对研究所涉及代表性、经典理论进行归纳、梳理与述评,将其作为研究理论主体基础和逻辑引申起点,以明确论文研究主攻方向和切入视角。其次,对农业现代化概念进行比较与理清,将其作为研究深入概念起点,并基于对世界几种主要农业现代化发展类型与模式认知与考究,建立农业现代化演进分析模型,以揭示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均衡条件。最后,在评析已有农业现代化量化分析指标与方法基础上,提出研究所筛选农业现代化核心指标和运用量化方法。 ②西部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与综合测度。首先,从历史学角度,以政策梳理为主线,追根溯源,回顾了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初期至经济全面转型时期,农业现代化发展历史变迁与轨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其次,从过程、结果两个维度,运用典型性、代表性单一量化指标,刻画西部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及主要成就。最后,基于单一指标分析局限性以及分析便宜性需要,进一步运用指标合成方法对单一指标进行合成与综合测度,为后文分析奠定基础。 ③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比较与区域差异。基于指标合成与综合测度结果,从时序比较、横向比较、纵向比较等多层面比较分析,揭示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总体特点与区域差异,并在对未来农业现代化预测基础上,综合把握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趋势。 ④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差异性。建立多种计量模型,从演进过程特征、演进状态及转移、演进阶段等三方面系统刻画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并分别将其同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进行比较,以揭示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同一般规律的差异性及表现形式。最后分析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差异性的产生后果。 ⑤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主要影响因子实证。基于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展、梳理了农业现代化演进主要的内生和外生影响因子,并选择量化指标并设计实证分析模型。运用西部十二省份平衡面板数据,从空间计量和门槛计量的双重维度,检验了主要影响因子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并通过实证结果比较揭示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差异性的影响因子。 ⑥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机理解析。基于影响因子作用方向,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机理层次细分为动力机制、约束机制及保障机制三层面,以此全方位解析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机理。 ⑦推动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主要途径与对策。综合前文分析结果,提出推动西部演进的主要途径、政策操作思路及主要对策建议。 二、主要结论 ①理论推演表明农业人力资本“临界”突破是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关键。研究发现基于“劳动力异质性”假设的内生发展模型较新古典模型更适宜揭示农业现代化演进均衡条件。在内生框架下农业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唯有跨越“临界值”才能推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度强调农业物质资本积累会形成外部性“挤出效应”,使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受阻。这也表明农业现代化实践操作中,单纯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侧重的“外延式”模式会使农业现代化演进预期目标偏离,产生适得其反效果。同时,理论推演也揭示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中也不应将技术进步作为唯一内容,耕地面积变动、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亦会影响农业人力资本积累逼近“均衡点”时间,进而影响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 ②样本区间内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速度在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突出。样本区间内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速度较快,以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为“分水岭”,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迈入快速“轨道”,存在着“台阶式”增长、速度非平稳性、增幅间断平衡性、政策反映敏感性等特点。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速度慢于东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从西部域内纵向比较来看,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结构性差别、不一致性、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西北地区农业现代化演进速度明显优于西南地区,这也昭示着其将成为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与“赶超”的结构性矛盾、亟待解决。从演进趋势来看,未来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速度波动性以及区域间差异性问题仍表现突出。 ③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两极分化”问题严峻。借鉴“收敛假说”思想,运用Sala-Ⅰ-Martin模型及非参数Kernel方法揭示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特征。研究发现：从中国层面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呈现典型“俱乐部收敛”特征,这意味着西部、东中部地区会分别收敛于自身“稳态均衡”或者说西部与东中部地区“稳态”不同。长期来看,在区域间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不平等性”并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这显然同农业现代化“绝对收敛”一般规律存在明显差异性。从区域内来看,西部各省份农业现代化演进也不会收敛于相同“稳态”,亦表现为显著“俱乐部收敛”,具体体现为“双峰状”-“单峰状”-“双峰状与三峰状交替循环”的“俱乐部收敛”类型。且由“主峰”与“波峰”间距可知,西部域内“两极分化”问题已十分严峻。 ④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状态变迁与转换艰难且存在重复性。借鉴系统演进思想,运用马尔科夫链模型揭示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状态及其转移性。研究发现：在马尔可夫链概率转移矩阵中主对角线上概率较大。主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揭示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状态内部“动态性”信息,主对角线上转移概率较大也就意味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状态间实现转移可能性或概率较小,演进状态变迁艰巨性、复杂性可想而知。同时,通过对比马尔科夫链“初始分布”与“稳态分布”可知,有的演进状态在“稳态分布”中所占比例相对“初始分布”占比有所下降,演进状态存在重复性,退化可能性较大,也有悖于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差异性表现明显。 ⑤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符合Logistic成长曲线式阶段规律但其差异性明显。样本区间内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演进符合Logistic成长曲线所描绘的阶段性规律,西部农业现代化已演进至Logistic成长曲线第一阶段,即“形成期”阶段。而中国和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已分别演进至“成长初期”阶段和“成长后期”阶段,比较发现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阶段规律存在明显差异性。此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及其动态均衡亦是农业现代化演进一般规律。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中却出现不同步、脱节及动态失衡的规律变异性。 ⑥现阶段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是农业人力资本、农业比较优势、农业研究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等利导因子相互制衡与联合驱动结果。实证结果揭示农业人力资本、农业比较优势、农业研究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等与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之间存在显著正向效应,农业人力资本对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影响系数最大,其次为工业化,再之为城镇化。且各驱动因子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跨越相应“门槛值”后边际影响效应亦不同。这说明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并不是单一“驱动力”所支撑的,而是上述几种“驱动力”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相互制衡所形成的动力机制维系与联合驱动结果。 ⑦农业分工、农业结构、信息化等构成的约束机制及制度保障机制缺失是阻滞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深层次原因。其中,非农分工不完全引致农户“兼业化”,农业横向分工交易成本高使农业内合作缺失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位,农业产业链条中的“市场链”与“加工链”的“弱位”使纵向分工受阻,阻滞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农业“大而全、小而全”所形成的农业结构同质以及种植业结构调整中的“压粮扩经”削弱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基础条件。西部信息产业发展滞后、信息基础设施和传播体系不健全、信息资源匮乏制约了信息化发挥“渗透效应”及其对农业现代化演进“引领”作用。此外,制度保障机制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约束机制“负面效应”,阻滞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 三、创新之处 ①运用数理模型揭示了农业现代化演进“均衡条件”。研究运用生产函数从新古典框架和内生发展框架“双重”视角探究并揭示了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与“均衡条件”,发现农业人力资本“临界值”突破是农业现代化演进关键,且实证印证与理论推演一致。这是已有研究鲜有涉及的,研究具有一定拓展性和新意。 ②揭示了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在西部地区所呈现的差异性。研究借鉴“收敛假说”、系统演进思想及Logistic成长曲线,实证揭示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特征、演进状态变迁、演进阶段与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存在显著差异,弥补了现阶段学术界关于农业现代化自身研究止步于农业现代化测度的缺陷与不足。 ③实证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主要影响因子及其位序。研究从内生、外生两个层面拓展了影响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主要因子,将农业人力资本、农业比较优势、农业研究与发展、农业结构、农业分工、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制度安排等变量予以实证。研究发现农业人力资本边际效应显著为正且最大,其次为工业化,再之为城镇化。研究弥补了现阶段关于农业现代化研究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稀缺,偶有定量研究也大多偏重“四化”关系描述的不足。 ④尝试将新的科学方法引入研究并有所突破。在分析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时运用的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马尔可夫链模型、Logistic成长曲线模型及其Levenberg-Marquardt估计方法都是同类研究不曾运用的。在实证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影响因子时运用了前沿的空间计量和门槛计量技术,也有助于克服传统计量方法局限性,具有一定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