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互动

作者： 王华军   来源： 山西师范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城乡互动   农村劳动力   转移  

描述： countryside.

全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本文在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我国社会实际出发,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特点、城乡互动现状与原因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适应性地提出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供给、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发展乡镇企业、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等加强我国城乡互动的几点建议和措施。

中国古代正史隐逸传研究

作者： 宋锡玲   来源： 陕西师范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正史   类传   隐逸传  

描述： ivities, recluses were a unique social

全文：隐逸现象是中国文化中一种非常特殊且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作为隐逸活动的主体,隐士是中国古代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按理说,他们远离政治中心,甚至离群索居,疏离人世,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不仅没有因此而淡出史家的视野,悄无声息地淹没在历史深处,相反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却有十五部专门设立隐逸传,记载他们的事迹风采。这些隐逸传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学和哲学价值。本文拟对二十四史中的这些隐逸传做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除引言和余论之外,论文共分为四章。其中,引言部分简要叙述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 第一章介绍隐逸传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概括二十四史中隐逸传的写作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隐逸传创作、流传的原因。文章认为,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隐逸现象的出现和发展;二是史书体例的发展;三是历代史官修史观念的影响;四是统治者的提倡和鼓励。 第二章重点分析隐逸传的文体特征。分析主要从四个角度入手:在结构形式上,隐逸传一般采用“小序+正文+(论赞)”的基本结构;在事类的选择上,隐逸传重视传主的共性特征,但同时又不忽视个性;在叙述风格上,隐逸传中虽然已经有了多种叙事方式,但整体风格仍以简约、朴素为主;此外,在隐逸传中又多有神异性记述。 第三章是隐逸传与隐逸文化建构分析。其中,第一节从理论的角度,分析隐逸传对于隐逸相关理论建立的作用;第二节分析了隐逸传对于隐士日常生活的记载,包括吃穿等物质需求、交游、饮酒、垂钓等生活的记载,对于隐逸实践的记录有重要作用。第三节则综合前两节的分析,从隐逸文化传承的角度,分析了隐逸传在隐逸文化建构、传承中的作用。 第四章主要是隐逸传的文学价值的探讨。隐逸传对于文学的创作、隐逸文学体系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此外,还在隐逸传中保存了大量的诗歌、辞赋及多种应用性文体,是文体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同时,隐逸传中还出现了初步的诗文评论,也可以为今天的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最后,余论部分对正史之外历代隐逸传的写作情况作了简要整理,以期与正史中的隐逸传相参照,使得对隐逸传写作情况的描述更加完整。 论文从隐逸传文本出发,通过对材料的归纳、统计、比较分析,探讨其共同的特征,发掘隐逸传的价值。并力求以小见大,寻找类传研究的可能的方向。

唐宋隐逸词史论

作者： 徐拥军   来源： 苏州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和战之争   清空说   党争   心路历程   唐宋词   隐逸  

描述： reclusion in "The Book of Odes", the earliest Chinese poetries .Hereafter, reclusion has become an

全文：隐逸与文学的结缘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便有几首写到隐逸的作品,此后,隐逸成为历代文人抒写的重要题材。隐逸与词的结合在早期的敦煌词中就已出现,中唐时在文人词体制确立过程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并最终形成了隐逸词这一大词的门类。本文将对唐宋隐逸词史进行勾勒叙述,展现不同阶段隐逸词的风貌。 第一章主要论述唐五代北宋前期隐逸词。第一节对唐五代的隐逸词进行梳理,并分析唐五代隐逸词的创作特点。第二节论述北宋前期隐逸词的创作概况,重点论述柳永的隐逸词。羁旅行役和贬谪是隐逸词创作的诱导因素,失意的词人脱离了歌宴酒席的环境,使他们完成了温柔乡向水云乡的转变,柳永的创作是这种转变的标本。 第二章论述北宋中后期的隐逸词。北宋中后期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为缓解社会矛盾,有志之士开始进行社会变革,但不幸的是这种改革却陷入了士大夫之间的意气之争,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党争。畏祸及身的心理使他们开始主动寻求解脱,隐逸或对隐逸的向往是对仕途厌倦的愿望表达。在这种背景之下,隐逸词的创作开始兴盛起来。另外,此时的宋词在创作观念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苏轼拿起以诗为词的武器,引导了词的新一轮改革,这也是北宋中后期隐逸词兴盛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苏轼和晁补之的隐逸词是这个时期创作的代表,清旷是苏轼隐逸词的主要特色,晁补之一方面发展了苏轼的风格,另一方面又将内心的愤激之情掺入其中,成为苏辛之间的桥梁。另外黄庭坚等人也创作了不少隐逸词。 第三章论述南渡时期的隐逸词。金人的入侵将歌舞升平的士大夫们推向了流离失所的灾难生活当中,有志之士们纷纷投入战斗以求取得抗敌救国的胜利,但是随着形势稍有好转,统治者们便抱定坐稳半壁江山的决心,以求和换取苟且的安定。抗战的斗士们被主和派纷纷排挤出朝,或贬或害；还有一部分干脆做起隐士来,过着眼不见心不烦的逍遥自在的生活,于是隐逸便成了他们的精神避难所。这时期的隐逸词人有朱敦儒,叶梦得、中兴四大词人,张孝祥等人。朱敦儒以其创作使隐逸词的创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潇洒闲适,语言浅近的希真体是朱敦儒的隐逸词的主导风格。另外一部分词人继续着苏轼的风格。 第四章论述南宋中后期的隐逸词。这一时期隐逸词创作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是东坡风与希真风的流衍,文中归纳了这两种现象,并探析了个中的原因。另外,这一个时期和战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陆游和辛弃疾两位隐逸词创作的大家,便是这种斗争下的悲剧性的人物。陆游的隐逸词有沉郁逋峭和闲适淡然两种风格,这与他徘徊在儒道之间的思想个性有关；辛弃疾的隐逸词则表现为悲慨苍凉下的超旷放达,这与他的英雄心态与谪居心态有关。 第五章继续论述南宋中后期的隐逸词。这一时期的隐逸词有些是对前一阶段隐逸词的延续,吴潜、刘克庄是这个时期的代表,基本上继承的是辛词的风格,却又表现出诸多不同。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寒士词人的隐逸词,他们表现出不同于仕宦词的隐逸心态和审美风貌。当然最有特色的词家是姜夔,他的隐逸性格与词风生成关系密切,直接导致了他清空淡远的词境和高洁的词品。 第六章论述南宋遗民词人的隐逸词。这个时期的隐逸词颇代表了遗民的心态,在抒写隐逸之时难以忘却的是对故国的深情,以及表现出来的对于人生价值失落的无奈、对历史的反思和责任的消解的重新选择,他们希望构建一个清雅的隐居环境来安顿自己的心灵。张炎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他的隐逸词体现了他的清空的审美思想,“伤痕与追忆：超越的沉重”、“还乡与重构：精神的栖居”是他隐逸词的两个重要主题。张炎的《词源》可看作宋词的理论终结,其中的“清空”说与隐逸文化密不可分,文中通过考察解释清空的“古雅峭拔”一词的含义,发现张炎此语不仅通于论词也通于论乐和论画,因而找到了“清空”说与文人画“逸”格的内在关联,从而使张炎对唐宋诸词家的评价问题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盛唐士人的隐逸与王维“山水人格”的塑造

作者： 庞君民   来源： 西北师范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山水人格   王维   隐逸   盛唐  

描述： , prosperity

全文：盛唐隐逸风气炽盛，归其因主要是唐王朝对隐士优渥有加。另外，科举的兴盛、别业的繁盛、佛禅的大兴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唐帝王对隐士的厚遇造成了整个社会对隐士的推崇，于是，以隐求仕成了盛唐士人们步登青云的捷径，形成了有唐一代一种特殊的隐逸方式，时人称之为“终南捷径”。在这种时代风气影响下，隐逸对唐代士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设计上，就是功成名就后归隐田园，或仕不如意时亦官亦隐。隐逸成为士人追求逍遥自在和维护“道”的一种方式。而隐士那高雅、超脱、清旷的人格成为士人们所模仿的榜样，并将隐士的人格要素融入到他们的人格里去。 盛唐另一种文化风气是士人们纷纷追求建功立业。他们走出家门，干谒权贵，建功边塞，老死科场。对功名的追求解放了盛唐士人的心理，他们高谈王霸大略，自比稷契。但是，他们在追求功名的同时又保持林下风流，归隐田园时又待时而动，而这种矛盾却和谐地存在于盛唐士人身上，形成了盛唐士人普遍的集体文化人格。于是当仕途遇到挫折时，他们将生命寄存于田园山水之间，强化了集体文化人格中虚静的特性。 同时，盛唐时期人与自然的联系更进一步密切了。诗人与山水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了审美的层面上，达到了人与山水融合的境界。在盛唐山水诗歌中，人与自然合为一体，自然不仅因主体精神的投入而人格化了，而且主体也因自然的静谧而获得了解脱。故山水的清音无形间成为盛唐士人精神风貌和内心生命意识的体现。 王维是盛唐文化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当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他选择了隐逸田园山水来寻觅精神的超越和解脱，在物我合一的审美观照中来体验自然，了悟世情，以达到乐以忘忧。这种心态反映到王维的诗歌中，人与自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于是在这人天圆融的山水诗境里，山水染上了王维的人格色彩。如孙昌武先生所说：“王维诗所体现的胸中佳处，在于他创作构思中发展了新的审美原则：由于强烈的内心主体意识，外界不再是与主体相对立的客观对象，而成了‘为我之物。’它们或者渗透了‘我’的感受，甚或成了‘我’的心态的反照~①”。又如司空图所道：“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也就是说王维的诗歌中时可看到诗人悠游林泉的自我抒情形象。本文将这种体现在王维诗歌里的人格形象称之为“山水人格”。 王维的“山水人格”是诗人理想人格的体现，表现了诗人高超的生存智慧。诗人以儒家的“守仁”、隐士的德操、道家的超脱，佛禅的空静随缘为思想基础，以虚静的审美心态观照自然，化山水为情思，将诗人情态和自然情性交融一起，展现了一种不苦心系于名爵，不情牵于利禄的高人风采，形成了孤贞高洁、空静超逸、随缘适运的人格特征。与这种人格相对应，其诗歌形成了清远、空灵、自然、飘逸的风格，达到了人格和诗歌风格的完美融合。

甘南藏族自治州游牧人口定居的机制、模式和效应研究

作者： 王娟娟   来源： 兰州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机制   效应   甘南   模式   游牧人口定居  

描述： f the Qingzang plateau.Gannan is adjacent to Qinghai province in west,to Sichuan province in south,to the southern of Gansu province in east and to the Loess plateau in north.Mountainous country and plateau are its major landforms types.It is a highest

全文：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属于青藏高原中部牧区与东北部农林区的过渡地带，西邻青海省，南接四川省，东部逐渐向陇南过渡，北连甘肃中部的黄土高原。全区以山地和高原地貌为主，与祁连山地一起构成甘肃省境内两个海拔最高的部分，草原是其主要的自然资源。 依托优势资源，以游牧方式从事的畜牧业成为甘南的产业主导。在渔猎文明时期，这种方式能够较好地维持草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但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思想观念依旧的情形下，游牧方式本身的弱质性不断暴露，其存在的外在条件正在消失，游牧向定居变迁成为历史的必然。就生态环境承载力而言，无论是从因子承载力来看，还是从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来看，较之以前，甘南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降低，可持续发展阈值范围不断缩小，如果继续发展游牧畜牧业，甘南的草地生态环境系统将面临崩溃。基于这种状况，1986年甘南启动了关乎牧民千秋万代的大工程——游牧人口定居，游牧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但是与定居项目的目标尚有很大的距离。 实地调研表明，游牧人口定居项目应当因时因地选择完善的机制体系做保证，这一机制体系由动力、运行、稳定、效益等四大机制组成，它们之间存在严密的逻辑关系，互为基础、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其中，若有一个或几个机制不完善，定居工程的进程都会受阻，草地生态功能加速劣变的现状将难以扭转。本文依据甘南生态功能系统分区、草地类型及其功能价值、草地利用现状、现有生态保护措施等，提出并论证了游牧人口定居的不同模式：在草畜矛盾极为尖锐的生态脆弱区引导游牧人口进行完全定居；在自然条件差异大，生态退化较轻的地区鼓励采用半定居模式；在农业发展有一定基础、草地出现一定程度退化的牧区和退化严重的高海拔牧区实施混合定居。在完善的机制体系作用下，通过采用适宜的定居模式，作为一项保障性安居工程，游牧人口定居项目将凸现积极效应，表现在生活、生产、社会、生态和文化等方面。通过长期的实践，这些效应已有初步展现。需要强调的是，效应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促进，并以合力的形式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甘南游牧人口定居项目实施中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如再社会化问题、寺院经济问题、定居牧民的社会关系、思想认识问题等，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陶渊明隐逸发微

作者： 沙素芳   来源： 山西师范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真实   热情   陶渊明   隐逸  

描述： Zhong Rong firstly suggest that Tao Yuanming is the ancestor of the hermit poet.

全文：钟嵘首次提出陶渊明是千古隐逸诗人之宗,此后陶渊明便被后世人们看作是世外高人,然事实并非如此。在陶渊明被当作隐士被人们接受的同时,就有许多人指出他并非真正的隐士。本文试图将陶渊明与之几乎同时的七十三位隐士作比较,揭示其并非真隐士的真实面孔。 本文主体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隐士概论。主要探讨了隐士的四大特征:首先是遁迹山泽,不问世事。隐士们多把深山老林作为自己的隐居地,不再过问人间的是是非非,尤其是对于政事的关心;其次是拒绝征辟,追逐高名。对于当官,隐士们的态度一般都很鲜明,那就是严词拒绝。他们都是高洁傲岸之人,黑暗的官场只能束缚他们的身心;再次隐士们都是有才之士,无论是在文化传承还是政治方面,他们都表现得相当卓越;最后隐士们多是些清心寡欲、追求闲适之人。他们行事超然绝俗,生活上追求自身的适意,主动捐弃所有,选择贫困。第二部分把陶渊明与隐士们相比较后得出结论:从表面上看,陶渊明是具备隐士元素的一个人,这也是历来人们都把他当作一个隐士的原因。第三部分是文章的“重中之重”。首先是陶渊明在仕隐挣扎后最终选择了回归,这与隐士们拒不为官形成鲜明的对比。接着论述他“归隐”之后仍然心系国家,不忘政事;再次陶渊明性格方面多豪放而少“静穆”,待人热情似火;最后是他“归隐”后生活的不同:包括居住地、贫困生活的无奈及用诗文来抒发己志、史诗般地描绘田园生活的独创。总体来说,陶渊明与隐士们相比:他更真实,更平易近人,他跟普通人别无二致。他的“归隐”不如说成是“归田”更符合他的身份,他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文化交流研究

作者： 索毕德   sobhitha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佛教   文化交流   佛牙   比丘尼   斯里兰卡   中国   僧人  

描述： pects of exchanges. Buddhism played a prominent and decisive role in establishing cul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mai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wo countries

全文：古代中国和斯里兰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有着频繁的交往,其中文化交流在两国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这种文化交流主要是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在中、斯文化友好交流中,僧尼以及佛教艺术、典籍、佛牙等重要载体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斯里兰卡位于亚洲南部,是南亚次大陆南端印度洋上的岛国,中国古书中零星记载斯里兰卡的名称有30多个。中国与斯里兰卡虽远隔重洋,但自古以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就源远流长。 汉时,中国人就已到达斯里兰卡,开始了探索性的使节外交。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快速发展,两国使节往来频繁。中国与斯里兰卡正式开始了文化上的交流,尤其在佛教文化方面。唐朝政治高度发展、经济文化繁荣,受到斯里兰卡国王的格外关注。在公元7、8两个世纪,斯里兰卡国王曾先后六次派遣大使去唐朝访问。这一时期中、斯之间贸易十分频繁。元朝时,政府继续发展同斯里兰卡的友好关系,积极拓展海外贸易。元朝商人海外贸易十分活跃,这一时期中、斯交往也较为密切。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更进一步推进了中、斯之间的文化交流。 以法显、求那跋摩、僧伽跋摩、玄奘、不空等为代表的中外高僧通过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着中、斯之间的友好往来,为两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斯里兰卡的比丘尼也来到中国传播佛教文化,也是中、斯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远洋贸易与佛教交流的重要载体,商人在推动两国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官方使节的互访也是中、斯两国友好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 佛教典籍、佛教艺术是中、斯佛教交流中不可或缺的媒介。佛牙本身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在中、斯佛教文化交流中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关于佛牙的巡礼和交流已经成为两国友好往来的重要缩影。中国僧人远赴斯里兰卡朝拜佛牙,瞻仰佛礼,实际上已成为两国人民彼此理解、沟通的有效方式。 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来,印度一直是中国众僧西去取经、朝拜的最向往、最崇敬的佛教圣地。而佛教自传入斯里兰卡后,即得到国王的大力提倡,发展十分迅速,很快成为斯里兰卡的国教。后来,随着佛教在印度逐渐衰落,斯里兰卡一跃成为南传佛教的中心。同时,古代中国的一些帝王也对于佛教的引入青睐有加。因此,佛教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中、斯文化交流中的重中之重。 中、斯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的友好关系和深厚友谊。一方面,斯里兰卡向中国学习,深受其惠；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也在对外友好交流开放中,吸取了斯里兰卡的优秀经济、文化成果,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共赢的,两国在相互借鉴中携手进步、共同发展。

甘青藏族牧区婚姻家庭文化变迁研究

作者： 金晶   来源： 中央民族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藏族   变迁   婚姻家庭   牧区   生育  

描述： Marriage and family research sociological study. As an important is a traditional social organization, popular topic the family is one

全文：婚姻家庭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传统热门课题,家庭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之一,而婚姻是家庭的起点和根基,是人类社会产物,与婚姻有关的仪式、风俗、禁忌、制度、法规等直接影响着一个家庭、部落、民族甚至国家的文化。每个社会和每种文化都有相应的社会机制规范其成员的婚姻家庭行为。藏族游牧文化中,婚姻形式是一个倍受人们关注的方面。远古时代的藏族先民就已形成了一套婚姻规则来组建家庭、形成部落族系,在历史进程中这套婚俗、家庭礼仪不断完善规范,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点。 甘青藏族牧区是典型的藏族牧区之一,同我国其他牧区一样,甘青牧区的牧民正普遍面临的定居趋势。随着牧民定居进度的加快,固有的社会结构、文化形式势必发生变化,特别是作用于经济基础形式转变的定居生活的相应影响是巨大的,这种转变将给藏族婚姻和家庭带来全方位的影响。笔者推测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变迁,牧区人们的婚姻家庭可能与藏族游牧时期的传统婚姻形态和观念有了很大不同,随着逐渐定居和经济生产方式转换,以前的婚姻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可能会逐渐消失。 本文旨在通过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藏族牧民居住点的调查,研究传统藏族牧区婚姻家庭文化同当前藏族牧区婚姻家庭相比是否已经发生变迁。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政策推动力、文化变迁、生活方式转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甘青藏族牧区婚姻家庭文化的现状及其变迁。最后在分析甘南当地藏族的婚姻家庭现状时,引入“场域”和“惯习”概念对藏族婚姻家庭进行讨论,认为藏族牧民的婚姻家庭形式已经发生变迁。 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主要内容为： 第一章为导论,论述了研究主题的选择及研究目的意义,并对涉及研究主题的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了梳理。第二章是调查地概况和研究方法介绍,着重从地理、历史、文化、语言方面强调甘南藏族自治州与果洛藏族自治州同属甘青游牧文化圈,介绍了调查地的基本概况,并且详细交代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样本状况。第三章详细论述了甘青藏族牧区传统婚姻家庭文化内容,包括恋爱、组建家庭过程,传统生育观念行为。第四章是对当前甘青牧区婚姻家庭文化的现状描述,通过对当前甘青牧区牧民们婚龄、婚礼仪式、家庭规模、妇女家庭地位、生育意愿等方面的描述,对比前一章传统文化习俗,分析认为当前甘青藏族牧区婚姻家庭文化已经发生变迁。第五章为分析讨论部分,在分析甘青藏族牧区婚姻家庭变迁的原因同时,利用布迪厄的场域、惯习概念探讨藏族的婚姻家庭变迁现象,并阐述了笔者对文化变迁的观点。第六章是对全文的简要结语。

裕固族妇女社会生活及宗教心理研究

作者： 刘生琰   来源： 兰州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宗教   社会生活   裕固族妇女   宗教心理  

描述： In general, religious culture of each nationality strongly affects traditional customs ideology, and norms of their people.

全文：一般而言,每一个民族的宗教文化都对其民族的传统习俗、意识观念及行为规范有着深刻的影响。裕固族是一个以信仰藏传佛教和萨满教为主的民族,宗教的方方面面皆折射到裕固族妇女的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中,对游牧民族女性的社会化过程具有深刻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裕固族妇女的生存状况与传统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已经在许多方面丧失了它的规范性和制约性,但是宗教文化对女性的影响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神圣的意义体系,宗教能将集体意识内化于个人意识之中。游牧民族妇女自小学习宗教文化中的禁忌、礼仪等,目的在于形塑她们的人格特征。本文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社区为视角,依靠详实的调查资料,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角度重点探究裕固族妇女的社会生活及其宗教心理机制。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导言和第一章,导言从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上对课题的立论准备做了说明；第一章介绍了裕固族自治县及调查社区概况；第二部分包括本文的第二、三章,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婚姻家庭等各方面描述了裕固族妇女的社会生活；第三部分由第四章组成,论述分析了裕固族妇女的宗教意识、宗教情感、宗教意志、宗教行为以及宗教心理的影响机制；第四部分为结论,对裕固族女性未来的发展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议。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对西平地区的文化影响

作者： 李永翎   来源： 中央民族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文化影响   西平   历史时期   交通  

描述： mpared with the Silk main road. With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全文：在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对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研究重视不足,无论从研究数量,还是研究成果,都无法与丝绸之路主干道相比较。而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及生态意识的出现,丝绸之路在通畅阶段对沿途地区的环境及生态的负面影响在学术界引起了争鸣。客观、公正地评价丝绸之路,在不回避丝绸之路确有消极作用的同时,肯定它对沿途地区的的积极影响应该是我们对丝绸之路的基本态度。 本文通过对古代文献和现代考古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认为自汉武开疆扩土,丝绸之路青海道既是汉军进兵主要路线,羌族逼迫撤离西平湟中地区的逃离路线,也成为了汉族迁徙进入河湟地区的主要通道。汉族进入西平湟中地区,改变了过去地区单一民族的状况,出现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汉族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成熟的农耕技术,带来了富有经验和技能的大量劳动力,而且带来中原注重仁义礼仪的儒家文化。统治者的重视、私塾的盛行、官办学校的出现、文化大儒的出现,使得在中原战乱、局势难平的混乱时期,河西地区的文化却因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而大受其益。大批高官显贵、俊儒奇才陆续前来避难,河西地区在成为中原文化的寄宿地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河西文化的形成。而移居西平的大家族,在相对稳定的西平湟中地区得到了发展壮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积极参与河西地区的政治角逐,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走向和区域稳定。秃发鲜卑自河西走廊迁居西平湟中地区以来,对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影响深远。来自东西方的商旅僧侣带来了佛教,而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使得西平地区成为佛教重要的传播地区。 研究以确凿的事实证明,在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通畅的丝绸之路青海道不仅促进了西平地区的民族融合、文化整合,而且促进了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研究表明交通条件在地区开发中的重要作用,这有助于强化我们对当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而在早期开发中,出现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现象,对我们今后开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及区域移民将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