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村落叙事中的家族观念

作者： 邓妍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家族观念   血缘共同体   伦理传统   家族衰变   村落叙事  

描述： s which use family

全文：新时期以来,以村落为叙事主体的小说数量繁多且影响力大,其中,以家族制度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更是在文坛占领了巨大空间。很多部史诗性、个性化乃至里程碑式的作品都诞生于这段时期,引领了农村小说的又一高潮。乡村生活作为中国最典型的生存模式,一直是作家偏爱的创作题材,尤其在新时期作家笔下,以再现各种历史阶段、各类农村人物为主题的作品越发精彩纷呈。但是截至目前,学界将中国农村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来分析家族制度及其影响的研究文章还并不多见,可以说本文展现的是这类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也希望能在这个独特角度上有自己的创新。同时,作为与其他社会学科有交叉点的研究领域,将文学作品中的村落叙事与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家族制度相结合也是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与发掘方式。 中国北方农村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封建传统因素。在传统的视野中,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以家族化合作为根基的,而农村小说所表现的家族观念则是最有代表性的。农村小说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赤裸裸的反应了人性的真实面,而村落叙事传统又恰到好处的反映了中国农民心中不可回避的封建性和传统性的压抑,这也让全体中国人在心理和行为上,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中国特有的家族文化烙印。稳定与缓慢的农业文明所带来的安全感与舒适度已经让几千年的国人沉湎于中,甚至如今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心中还弥漫着浓郁的怀旧情绪。但是,反观现实又会发觉,新的商品化物质力量早已开始动摇乡村中国最为坚固的家族文化和家庭观念,传统的村落制度和家族观念也在经济转型中不可避免的面临着瓦解与衰变。所以,我们仍需探讨的是,这种经济基础的转变是否真的能够冲垮原有的乡村传统,甚至颠覆整个乡土文化与乡土人格的构成。 本文的论述内容主要是:在序言中,总体阐述新时期农村小说的基本特质和代表类型,以及本文的研究特色与创新点;在第一章中,主要论述中国乡村生存逻辑与家族观念的文化氛围,包括对村落叙事和家族观念的具体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引用作品来详细阐释自给自足与互助合作背景下的中国农村伦理,以及封建遗存与伦理规范下的中国家族传统;在第二章中,主要论述对象为中国人特有的乡土情结与血缘共同体理念,这部分内容包括人物亲缘情感与乡土崇拜、村落叙事传统特有的外族排挤、宗族械斗与代际纷争等,并结合大量作品详尽地分析了村落叙事的代表类型与特性;在第三章中,论述的是由前两章延伸出的命题——村落与家族叙事模式下的中国社会进程,涵盖了村落解体与家族衰变背后的深层隐喻,以及家族观念在村落叙事中的转变:传统沿袭与现代转型等内容。 本文论述所涉及的作家作品较多,包括从八十年代的经典文本开始截至当前最新锐的发行作品,主要援引对象为北方中原地区相对古老落后的村落(也比较引用了南方两湖一带风情小说)。本文论述中所指的村落则不仅包括现实中农民们祖辈自发聚居的自然村,还包括已由基础的农耕方式转变为手工合作的广义村镇,或者在改革开放中发家致富的新农村。表现出家族观念的农民们也涉及各个年代、各种类型、各种阶层,具有广义的、较为丰富的代表性。

中国古代水能利用研究

作者： 许臻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自然资源   水能利用   农业科技史   机械史  

描述： ll use of such a resource.

全文：古代先民在生产实践中很早就对水能的作用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并对这一自然资源加以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成为中国农业生产中动力的重要来源,并在形成了一套特点鲜明的应用体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不仅对我们古代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甚至对于世界历史和科技的进步也起到过积极的促进意义。 中国古代水能利用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商周时期,先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通过一些简单的手段进行水能利用。春秋战国,伴随着古代哲学思想的成熟及社会生产的需要,引水、调水、控水等水能利用原理及手段已经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至汉代,水能机械的发明标志着水能利用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魏晋以后,水能机械在北方广泛运用于粮食加工。五代以后,伴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以及北方水环境的恶化,水能利用开始转移至南方。宋元时期,古代水能利用进入全盛阶段。进入明清之际,中国古代水能利用的发展进入停滞阶段。在宏观历史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水能利用的具体技术手段—即水能机械及其相关配套设施,根据具体用途将其归纳为五个部分。农田灌溉机械,如：水转翻车、筒车等；粮食加工机械,如：水碓、水磨等；手工业生产机械,如：水排、水转大纺车；引水器具,如：连筒、架槽；调水装置,如：水闸、水栅。还原我国古代水能利用的真实面貌、生动具体地展示我国古代水能利用的技术水平。结合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的考察,从思想、环境和经济三方面,进一步分析影响中国古代水能利用发展的主要社会历史因素,总结历史规律。 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水能开发利用的经验、技术及思想对今人而言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如何继承和发扬这笔丰富的历史遗产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正史隐逸传研究

作者： 宋锡玲   来源： 陕西师范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正史   类传   隐逸传  

描述： ivities, recluses were a unique social

全文：隐逸现象是中国文化中一种非常特殊且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作为隐逸活动的主体,隐士是中国古代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按理说,他们远离政治中心,甚至离群索居,疏离人世,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不仅没有因此而淡出史家的视野,悄无声息地淹没在历史深处,相反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却有十五部专门设立隐逸传,记载他们的事迹风采。这些隐逸传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学和哲学价值。本文拟对二十四史中的这些隐逸传做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除引言和余论之外,论文共分为四章。其中,引言部分简要叙述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 第一章介绍隐逸传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概括二十四史中隐逸传的写作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隐逸传创作、流传的原因。文章认为,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隐逸现象的出现和发展;二是史书体例的发展;三是历代史官修史观念的影响;四是统治者的提倡和鼓励。 第二章重点分析隐逸传的文体特征。分析主要从四个角度入手:在结构形式上,隐逸传一般采用“小序+正文+(论赞)”的基本结构;在事类的选择上,隐逸传重视传主的共性特征,但同时又不忽视个性;在叙述风格上,隐逸传中虽然已经有了多种叙事方式,但整体风格仍以简约、朴素为主;此外,在隐逸传中又多有神异性记述。 第三章是隐逸传与隐逸文化建构分析。其中,第一节从理论的角度,分析隐逸传对于隐逸相关理论建立的作用;第二节分析了隐逸传对于隐士日常生活的记载,包括吃穿等物质需求、交游、饮酒、垂钓等生活的记载,对于隐逸实践的记录有重要作用。第三节则综合前两节的分析,从隐逸文化传承的角度,分析了隐逸传在隐逸文化建构、传承中的作用。 第四章主要是隐逸传的文学价值的探讨。隐逸传对于文学的创作、隐逸文学体系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此外,还在隐逸传中保存了大量的诗歌、辞赋及多种应用性文体,是文体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同时,隐逸传中还出现了初步的诗文评论,也可以为今天的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最后,余论部分对正史之外历代隐逸传的写作情况作了简要整理,以期与正史中的隐逸传相参照,使得对隐逸传写作情况的描述更加完整。 论文从隐逸传文本出发,通过对材料的归纳、统计、比较分析,探讨其共同的特征,发掘隐逸传的价值。并力求以小见大,寻找类传研究的可能的方向。

我国休闲产业的SWOT分析与对策

作者： 潘媛媛   来源： 燕山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休闲农业   休闲食品加工业   休闲旅游业   SWOT分析   休闲产业   休闲  

描述： he promotion, both at china and abroad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全文：休闲产业作为新兴的服务行业,对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进作用,已经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社会发展的现状表明,围绕休闲产业进行的各类生产和服务正日益成为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对休闲产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休闲产业的发展,对拉动我国内需市场、促进产业经济结构调整,将产生现实和深远的影响。 在深入研究国内外休闲产业发展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对本文中的休闲产业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并对休闲产业的划分进行合理性的说明。其次,采用SWOT分析方法分别分析休闲农业、休闲食品加工业以及休闲旅游业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得出我国休闲产业具有休闲资源丰富、需求旺盛等优势和加入WTO、国际休闲产业快速发展的推动;存在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缺乏科学的建设规划、产品创新能力低、管理混乱、内部非正当竞争等劣势和威胁,并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后,通过对我国休闲产业总体的发展现状进行探析。由于休闲产业的发展存在很多问题,表现出一种非均衡的态势,因而从政府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提出发展休闲产业的建议,并以湖北省为范例,综合分析其休闲产业的发展现状,最后对休闲产业的发展进行展望。 本文试图为休闲产业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取向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相信通过合理的政策,可以促进我国休闲产业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清后期四份嫁妆清单中的服饰研究

作者： 许悦   来源： 东华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服饰面料   服饰款式   服饰颜色   清代后期   嫁妆清单  

描述： corded and bound in a standard form. In Qing Dynasty, people had one import and familiar kind of customer that they use the dowry list in marriage.

全文：嫁妆清单是基于嫁妆产生的一种清单,将嫁妆内容进行罗列,并以一定格式所书写装订的独立文件。在婚礼中使用嫁妆清单,是清代婚嫁中的一种重要习俗。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分别为：同治帝大婚阜后妆奁清单、同治帝大婚贵妃妆奁清单、同治帝大婚嫔妆奁清单、百福千祥总录四份包含大量包含服饰信息的嫁妆清单。另收入光绪帝大婚皇后妆奁清单及光绪十五年苏州地区一份妆奁清单,作为研究的参考。根据对清代嫁妆信息的各类史料记载的对应,本文收录的六份嫁妆清单涉及内容进行对照,六份清单中涉及纺织品、生活用器、家具、装饰品等均在相关史料中有所体现。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四份嫁妆清单中涉及的服饰,研究方法主要是先将关键词进行整理和分类,然后在针对关键词进行考察对照,关键词主要为服饰颜色、服饰款式、服饰面料,史料的对照主要采用文字史料或实物史料。颜色的对照主要是采用史料中颜色的染色方法、色彩描述的相关记载,款式对照主要结合清代后期各类类书、会典等记载以及民间的小说、游记、诗词等来对照,面料的对照主要结合一些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定义性的描述。在这三类对照中,同时列举一些此类关键词在其他清代史料或者实物资料中的范例。四份嫁妆清单,代表了不同的两个阶层——宫廷和民间,清代服装虽有定制,但是民间尤其是女性的服饰,还依然保留了明代的遗风。作为研究对象来说,本文选取的嫁妆清单数量较少,不足以支持全貌,但是能从四份嫁妆清单中体现出的一些差异,从一些方面反映宫廷和民间的服饰状况。 本文还结合了一些史料对于嫁妆清单的产生和原因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嫁妆清单的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嫁妆数量庞大。嫁妆的记载在周代就已经出现,当时政治婚姻非常广泛,陪嫁巨额嫁妆也是很经常发生的行为,所以嫁妆清单的产生时间比较难以推断。但从宋代开始,婚嫁中的奢嫁行为逐渐由巨额聘礼转向巨额嫁妆,且奢婚行为从能承担起巨额花费的家庭转向一种全民的行为,也明确出现记录嫁妆内容的“定贴”。所以嫁妆清单的流行,应该在在宋代或以后,而从清代广泛出现的各类关于嫁妆清单名称“奁目”、“奁簿”的记载,或者保存的实物史料,可以证明在清单,使用嫁妆清单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婚嫁习俗。 嫁妆清单无论是其本身,还是其所记载的物品,对于清代的民俗研究,均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中国古代植物染料研究

作者： 谭光万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商品化   中国古代   植物染色技术   染色文化   植物染料   染料作物  

描述： Before the synthetic dye has been invented, all of the world were used the natural dye, especially the vegetable dye for dyeing.

全文：在合成染料诞生之前,全世界染色都是以天然染料为原料,而其中植物染料为最。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利用植物染料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掌握植物染色技术的国家。染料植物至少在夏代就已被驯化,逐渐成为我国古代很重要的一种经济作物。我国古代丰富的染料作物为植物染色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植物染色技术的发达则为染色提供了技术支持,纺织业的发展和人们对于衣物色彩的需求为植物染料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植物染料逐步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到明清时期,植物染料的商品化程度已很高。在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中,色彩与王朝更替和贵贱等级紧密相联,这就使得植物染料的生产和销售具有特殊的地位。 目前对我国古代植物染料的研究还停留在古代染料作物种类的归纳总结以及古代植物染色技术的科学分析层面,缺乏对染料作物种植技术,植物染料商品化以及古代常用植物染料与政治文化关系的研究。本研究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史料,试图从农业史,经济史,技术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全面考察我国古代植物染料。 首先,根据我国古代农书的记载,结合现代植物学的知识,将我国古代常见染料作物按其所染色系分别进行考证,力求实现名实对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古代染料作物的种植技术,包括播种、栽培、采收、储存。此外,通过对唐、宋和明清时期方志资料的搜检,考察了这几个时期染料作物在全国的种植分布概况,通过对比,得出明清时期染料作物的种植,不论种类还是地域都有很大的扩展。 其次,结合技术史和纺织史的相关研究成果,重新考察了我国古代发达的植物染色技术。我国古代发达的植物染色技术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先进的植物染料提取技术;多样的植物染色法;完备的植物染整工艺;齐全的染色工具和不断扩大的色谱。 再次,根据已有史料对我国古代植物染料的商品化进程进行了初步探讨。我们从史料的内容特点出发,将古代植物染料的商品化进程划分为汉至元、明清两大时段进行考察。汉至元,这一时期是植物染料由自用转为商品性生产并不断扩大,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时期。植物染料以贡物和商品的形式在国内和国际间流通,宋代出现政府统一收购。植物染料不仅可以充当赋税上交,而且政府开始对植物染料的贸易课税。基于明清时期地方志资料,我们对明清时期植物染料的在全国的商品性种植,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流通进行了考察,并重点研究了具有代表性的植物染料-蓝靛的种植集中区域和商品化程度。我们认为明清时期我国植物染料已经高度商品化,并进一步探讨其原因:明清时期农业的发展为染料作物的种植提供了空间;发达的植物染色技术为植物染料的生产提供了条件;兴盛的纺织业推动了染业的发展。 最后,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传统染色文化,重点关注了古代染色管理机构的演变;“正色”及其政治文化含义;“五行学说”对各朝正色的影响;历代服饰所蕴含的色彩文化。 近代化学合成染料传入之后,传统植物染料渐渐淡出主流市场。文章结尾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简要探讨,并将合成染料传入我国的最早时间精确至1897年。化学染料的污染和对人体的毒害,让人们重新开始关注天然植物染料,植物染料的复兴虽然面临着技术上的难题,但使其重放光彩,并不遥远。

论阮籍、嵇康的隐逸意识

作者： 杜建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命意识   隐逸意识   嵇康   理想人格   阮籍  

描述： to a more profound level, This article wishes to Ruan Ji, Ji Kang to make sense of the Recluse 1 system carding,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全文：阮籍、嵇康早年皆有治平之志,但魏晋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于是,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试图在逍遥与超越中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其诗文中所焕发出的隐逸意识把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学推向了一个更为深邃的境界。本文旨在对阮籍、嵇康的隐逸意识作一系统梳理,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章:阮籍、嵇康隐逸意识的历史渊源及时代背景。先秦儒道隐逸观(特别是道家庄子隐逸思想)对阮籍、嵇康有着重要影响。阮籍、嵇康早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之后因为现实的需要接受了道家思想,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二者既有矛盾,也有调和。此外,阮籍、嵇康隐逸思想的形成也离不开其所处的具体时代环境,魏晋玄学作为当时一种新兴的哲学思潮,是他们隐逸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二章:阮籍、嵇康隐逸意识的演变。阮籍、嵇康的隐逸意识并非自始有之,而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阮籍、嵇康早年皆有“济世之志”,渴望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但司马氏集团的残暴统治迫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最终,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走上隐逸的道路。一方面以避祸全身,另一方面幻想通过隐逸实现对现实的超越。 第三章:隐逸意识的文化内涵。阮籍、嵇康的隐逸意识既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在其放达任诞的隐逸行为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他们的隐逸不单单是为了避祸全身,而是对传统的勇敢反抗,这体现出他们内心深处浓烈、深沉的生命意识;与此同时,他们还努力追求一种理想人格,试图以此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他们淡泊名利,超越了世俗功利,让自己的身心回归自然,实现了与自然的融合。

清代河西走廊土地利用及其环境效应

作者： 张钰   来源： 西北师范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河西走廊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变化   环境效应   历史地理  

描述： human beings and land and their change principles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when the land use

全文：土地利用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导致地表覆被变化的主导因素。因此,以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作为研究视角对明晰各历史时期人地互动及其变迁规律大有裨益。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提出把过去300年中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基本面貌列为重点研究的问题。特别是1999年,在由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起草的《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了五个研究重点,明确地将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列入其中。这为以研究人地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历史地理学赋予了新的使命,此后围绕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研究工作被迅速提上日程。 河西走廊地处祖国大陆腹地,曾是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走廊文明。然而明清以降,人们对土地资源肆意开发利用,并且日益演化为一系列生态问题,由于这些生态隐患得不到根治而使生态环境愈加恶化,而这正是酿成今天河西走廊成为典型生态脆弱区的主要原因。本文即着眼于此,阐释了清代人们对河西走廊土地利用及其驱动因子,揭示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与环境效应之间的关系,认为今天恶劣的生态环境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有着莫大的关系,探讨这些问题期望对今天河西走廊生态环境的治理有所启示。全文共为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论述了本区土地利用的研究现状和选题意义, 其余共五章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介绍河西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明确了河西走廊的区域属性,阐明土地利用开发的自然基础和人文环境。 第二部分从宏观层面分析了清代河西走廊土地垦殖数量的动态变化,土地利用类型划分,并揭示由土地利用变化对森林、绿洲等土地覆被的影响。同时,该部分还分析造成土地利用变化的可能性人文驱动因子和自然制约因素。 第三部分阐释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生态环境效应,主要体现在自然植被惨遭破坏,土地沙化加剧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三个方面。 第四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首先,总结了清代河西走廊土地利用中存在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失调的问题;其次,鉴往知来,从清代河西走廊土地利用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对今天河西地区的土地利用提供借鉴意义。

植物河道水流特性和稳定河相关系研究

作者： 王燕   来源： 中国海洋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仙农熵   水流特性   生态河流   根系加固   河相关系  

描述： made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At the same time, some man-made natural disasters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 so the research on hydraul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ver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put on the agenda. Consider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lood contro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 and in view of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rban landscape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the hydraulic characteristics of river and making river reasonably repair and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will become a general trend, because that is a kind of remediation measure for human to be done unreasonable exploitation, and it also will be the strong protection of riv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model for better using river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全文：河流的开发利用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为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不得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于是近年来河道的水力特性的研究已提上日程。无论是从生态、防洪、防治污染角度,还是从城市景观的角度,乃至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部署考虑,研究河流的水力特性,使河流能够得到切合自身特点的生态修复都是大势所趋,是对人类前期不合理开发河流的补救措施,也是今后继续利用河流资源的有力保障和可持续模式。 在对目前河道特性研究综述的前提下,本文对滩地种有植物的复式河道的水力特性、河宽动力调整进行了物理模型试验研究。选用麦冬草作为复式河道的滩地上的滩地植被进行试验,通过使用ADV、便携式流速仪和界面测定仪进行流场及河道地形测量,探讨了滩地处植被对河宽调整的影响。 本文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植物河道水流特性及河宽调整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展了复式河道滩地植物的动床试验,观测了滩地种植植被前后的水流特性变化情况与河宽动力调整过程,并进行了相应的理论研究;引入植物的种植密度,考察在不同种植密度的情况下对河宽调整的影响关系,得出相关的糙率拟合公式;在能量均衡关系的基础上,利用仙农熵的理论,对影响沙质河床稳定河相关系的因素进行了探讨,通过理论分析,认为在取得所测河段上下边界测点相关资料后,用最大熵原理和变分法可以推导出稳定的河相关系与断面宽度、平均水深、时间的关系式,最后通过试验对所得公式验证其合理性,认为其在计算试验区间任何时刻河相关系系数,均得到较好的吻合结果,丰富了此类问题的研究成果;在阐述生态河流内涵的基础上,从影响生态河流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因子出发,分析了生态河流的研究现状;从生态修复技术、水体自净技术等方面着手,指出了生态河流目前在应用技术层面上的发展程度及其趋势。

明代太仓库研究

作者： 苏新红   来源： 东北师范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太仓库   年例银   北边军饷   盐法   户部   明代财政  

描述： full use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Ming Dynasty’s systems

全文：本文以明代太仓库为研究对象,从基本财政体制及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用动态的眼光对其进行考察。其基本目标是展现太仓库作为明代中央财政核心库藏机构的制度设置、管理、变更历程,考察太仓库收支项目、数量,进而以太仓库为中心,对明代国家财政体系运行的机制、状态,以及明代中央财政体系的基本类型特征进行系统的分析。 就参考文献而言,《明实录》记事通贯明代始终,是涵盖太仓库运作全过程的一套最成体系的史料,本文将之作为研究整个有明一代太仓库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地位作用变化的核心文献。同时,本文利用各朝制书,如洪武时期《诸司职掌》、正德《明会典》、万历《明会典》、万历《太仓考》以及《万历会计录》等文献,对太仓库制度、地位做横向断面的详细剖析。万历中后期户部尚书赵世卿所作《司农奏议》、崇祯初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度支奏议》、《石隐园藏稿》及崇祯末年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倪文贞集》等,皆收录作者关于太仓库的许多疏牍。其他明人奏疏、笔记及清代史料中也有相对分散的关于明代太仓库的记载,皆尽量收集参考。 本文研究表明,明初成立的内库,是一个以负责国家公共事务为主、负责皇室收支为辅的机构。其后,内库所担当的国家公共财政职责逐步减少,而其作为皇室库藏的性质却日益突出。在这个过程中,太仓库开始越来越多地担负起国家公共收支领域的财政职责。大约在弘治末、正德初,太仓库成为专备应对紧急军情或者地方重大灾伤的财政机构。嘉靖、隆庆至万历朝是太仓库演变速度最快和最集中的时期,除“财政储备”功能之外,它还逐步担当起负责北京和边镇常规开支的财政职责。万历前期,太仓库的财政地位达到顶峰。万历中期以后,太仓库的“财政储备”功能日益减缩。万历末年开始的加派新饷从制度上再次提升了太仓库的财政地位,然而太仓库岁入逋欠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得新、旧饷的征收面临极大问题,因此其实际财政地位不升反降。天启、崇祯时期,太仓库逐步失去对边镇常规年例银以及为紧急军情、地方灾荒提供财政支持和救济的能力。至崇祯末年,户部将太仓库财政收入的征收和管理权力全部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各军镇,太仓库成为一个虚设的空壳。 太仓库的岁入类项是逐步由少到多发展起来的。除内库逐步削弱其国家公共财政职责的原因之外,北边军镇财政开支银额的不断增长也是太仓库岁入类项扩增的重要原因。嘉靖、隆庆至万历前期是太仓库岁入类项扩增最快的时期,万历前期,太仓库外库的收入负责支付京师及北边军镇的部分日常开销,太仓库老库及窖房银存贮不动,以备紧急军情或灾荒之需。万历中期以后,一方面,边镇财政需求扩增的趋势仍在,而户部却再也没有能力扩大太仓库的收入范围和岁入总银额,太仓库停滞不前的额定岁入与边镇持续上涨的实际财政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太仓库既有的收入类项与额定岁入银额因逋欠、蠲免等原因逐渐减少,以致不能如额支付边镇年例银。新饷的加派、对太仓老库、窖房及南京户部银的借用虽能使太仓库的财政状况出现短暂缓解,却无助于改变太仓库实际收入逐步减少的基本趋势,也无助于改变边镇军饷需求持续升高的基本走向。就在太仓库实际财政岁入与边镇实际财政需求的反向运动中,明朝的国家财政最终崩溃。 太仓库的财政开支类项主要包括在京开支、国家军事及地方赈济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往北边军镇的年例银。太仓库年例银起源于京运年例银,并被长久视为京运年例银的一部分。北边军镇的京运年例银在正统年间就已经出现。在成化到弘治时期,太仓库年例银的发放是不规律的,时少时多。太仓库在这一时期并不负责北边所有军镇年例银的发放,而且太仓库时常与其他财政收入一起共同负责个别边镇的年例银供应。弘治与嘉靖两朝是太仓库年例银发放频率较高的时期。隆庆时期,太仓库成为北边军镇京运年例银的核心发放机构,担当起为北边军镇提供部分常规性军费开支的财政职责。万历前期,太仓库年例银的发放形成比较稳定的制度,其后直至崇祯,太仓库年例银与京运年例银逐步归并为一。 虽然关于太仓库发放年例银的记载在成化时期就可见到,但太仓库年例银岁支总额的记载到隆庆元年才出现。在隆庆到万历前期,太仓库年例银岁支总额基本保持较稳定的数额,前后差距不大;太仓库预算年例银额基本都能落实,额定年例银与太仓库实际发放的年例银额之间没有多大差距。万历中期,太仓库额定年例银支出上升较快,对太仓库构成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以致户部不得不经常借支太仓老库、窖房、太仆寺常盈库等机构的存银进行贴补。另一方面,随着太仓库岁入逋欠的日益严重,太仓库实际岁支年例银的数额不断下降。万历末期到崇祯朝,太仓库旧库的额定年例银岁支总数停止了上升的势头,较以前的银额稍有下降,并大致保持在这一水平。但是,太仓库旧库发往北边军镇的实际年例银岁额则下降幅度巨大,与其预算年例银岁支额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 纵观年例银在边镇军饷总岁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可知,弘治、正德时期,京运银岁额所占边镇军饷总岁额的比重较低;到隆庆末、万历初,太仓库年例银岁支总额在边镇军饷总岁入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左右。万历中期,这一比重又有所提升。这说明,万历时期,太仓库年例银在边镇军饷供应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但边镇军饷供应又并非绝对依靠太仓库年例银,屯田、民运、盐引等收入仍然是边镇军饷供应的主要组成部分。崇祯时期,边镇军饷供应演变成以依靠太仓库银为主。因此,太仓库年例银所占边镇军饷供应总额的比重呈逐步升高的趋势。 明代财政强调“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太仓库通常以本年岁入及库存预支下一年的岁支。然而,在嘉靖以后的大部分年份里,由于边镇巨额军费开支的压力,在岁入无法满足岁支需求的情形下,“量出以制入”的情况逐步增多,户部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岁入,扩大太仓库的岁入类项,其中许多类项由临时、应急性措施最终得到正式认可而成为太仓库的制度化收入。万历中后期至崇祯朝的绝大部分年份内,太仓库的岁支越来越超出岁入所能承受的范围,不但“量出”以制定增加的“岁入”不能实现,原有的岁入也面临日益严重的逋欠问题。从嘉靖七年开始直到崇祯末年,太仓库岁入少于岁出的情况占据了有确切记载年份的绝大多数。在太仓库长期支出浮于收入的情况下,明朝的整个国家财政体系却能维持运转达一个多世纪。这是因为:首先,《明实录》的编撰者们有着明显地选择记录太仓库财政欠佳年份的倾向,这是明代太仓库收支呈现长久亏损面貌的原因之一。其次,一般情况下,太仓库岁入额通常仅指太仓库额定收入款项内得到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其正赋,户部在其正赋之外通过挪借等手段从其他财政体系中所得到的款项通常被算入岁支银额中,而不被算入岁入银额中。再者,太仓库发展的重要促动因素之一在于其不断扩大的财政开支。最后,明代太仓库在长期亏损的情况下又维持了一百余年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太仓库对明代国家财政体系,尤其是对明代北边军饷而言,更多时候是补贴性的,而不是基础性的。 最后,明代太仓库与盐法的财政关系演变历史表明,嘉靖朝是二者财政关系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嘉靖朝以前,存积等盐偶尔会因盐法雍滞或者太仓库财政需要而被折卖成银纳入太仓库,但从未形成制度化的规定。嘉靖时期,在既要维持开中的祖制、又要解决开中制无法有效满足边镇军饷需求的情况下,正盐开中于边、余盐纳银解往太仓库的双轨并行制度最终形成。通过这种方式,户部将盐法收入中的大部分直接集中于太仓库,从而加强了对盐法的监管和控制,太仓库与北边军镇开支的财政关系也就此得到进一步强化。 总之,明代财政制度是随着时间发展和相应而来的不同因素对比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从来没有凝固在一种定式上。明代财政史乃至中国古代制度史的研究应当关照实行该制度的共同体的整个生命历程,这样才能理清该制度的来龙去脉,了解其基本形态。关于皇帝在明代国家财政体系中的权力问题,以往研究有夸大的倾向。有明一代,国家公共财政收支与皇室收支明显呈逐步分离的趋势。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户部对其管辖的太仓库握有相当程度的财政权力。虽然有关太仓库的财政决定基本都要上奏皇帝,但不能因此就认为皇帝的财政权力不可分割或者皇帝以下的机构只有财政责任而无财政权力。以往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进行的明代经济史研究,大多关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本文的研究表明,在统治阶层内部,更加注重国家整体利益的官僚士大夫和过分强调私人利益的、以皇帝为核心的利益团体之间存在长久而深刻的矛盾。明代国家财政的目标是通过最小限度地征收民众财富以满足维持国家正常运行的基本需求,其背后隐含的理念是要最大限度地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基本物质生存条件。私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是明代财政制度中的根本矛盾。在保持帝制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官僚士大夫的道德养成是解决私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冲突的一种较实际与有效的方式。这是明代国家相对于制度的精密构建而言更加偏重于有德人才的选拔与任用的重要原因。明代国家税收方面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税率的高或低,而在于递减的国家赋税征收能力与递增的实际财政岁需之间矛盾的逐步升级。衡量明代财政制度的标准应当是看它是否符合初设的财政理念。与强调个人利益之天然合法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比,生产能力有限的明代中国更注重当下多数民众的生存状况。以这样的思想观念来衡量,明政府追求稳定与最低经济活动水平的税收政策至少是可以理解的而非荒谬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