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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文明之近代转型研究
- 作者： 曲丽丽 来源： 山东师范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母亲河 农耕文明 黄河文明 近代转型
- 描述： 中华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20实际八十年代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指出黄河能给予我们的已经给予了我们的祖先，在旧机体上生发不出新文明，简单粗暴的宣判了黄河文明的死刑。《河殇》的出现正是五四以来中
- 全文：中华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20实际八十年代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指出黄河能给予我们的已经给予了我们的祖先，在旧机体上生发不出新文明，简单粗暴的宣判了黄河文明的死刑。《河殇》的出现正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和发展，它在论述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大趋势上有某种合理性，但其对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批判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中西文化之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文化史领域贯穿近代文化研究的主旋律，也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十八大报告同时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创新之处在于，立体化注重天地自然黄河与社会人文黄河之综合研究，在时间的历时性上将中国古代与近现代乃至未来黄河文明的延承发展纵向打通，在空间的共时性上用世界大河文明的广角对黄河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进行横向比较考量。 研究内容上，在对中华黄河文明体系的逻辑框架以及对“大河文明”、“四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母亲河”和“摇篮地”等关于中华黄河文明体系的根本性重要范畴做出清理和诠释的基础上，研究近代具象的黄河与国家和民族命运之具体关系，考量千古黄河所象征的的传统农耕文明在近代史上的近代化转型。论文前两章以对黄河文明基本形态及黄河文明与中华民族关系的探讨为基本学理支撑，其下以近代学术界对黄河的研究、近代黄河泛滥改道与社会文明形态、黄河水利之近代变迁、传统黄河祭拜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考察、近代来华外国人对黄河的认识、近代海外舶来文明对传统黄河文明的冲击、传统黄河文明观念的近代化演进与变异等几大板块次第展开。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先后灭亡，只有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延绵至今。在中华河流文明体系之中，尽管在长江、淮河、珠江、闽江、东北三江平原等地都有广泛而丰富的古代文明遗存，但是只有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在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上绵延不绝。五胡乱华、安史之乱、五代十国、金灭北宋、蒙古灭南宋、满清灭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黄河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大规模冲突共有五次。在屡次冲突中草原文明未能中断黄河文明，反为黄河农耕文明所同化。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日本侵华，近代以来西方海洋工业文明不断对中华传统黄河农耕文明进行侵略、欺侮、蚕食、瓜分，其结果不仅没有将黄河文明蚕食，反而促使黄河文明从传统走向近代，促使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实现了伟大复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中华人文始祖——“三皇”、“五帝”等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从夏商周上古三代开直至明清时期，历朝历代的都城和文明中心基本稳定在黄河流域；中华百家姓大多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华汉字衍生于黄河流域；儒、道、墨、法、兵、阴阳等中华元典智慧体系诞生于黄河流域；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科技发明诞生于黄河流域；以二十四节气为主的天文历法体系诞生在黄河流域；陶瓷、玉石、青铜、丝绸、书画、诗词、中医、武术、戏曲和饮酒等“十大国粹”都集中于黄河流域。这是黄河文明为中华文明核心的九大例证。 在古代，中华文明从黄河流淌而来，在近代，黄河的生存发展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格局。 晚清及民国期间，治河领域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趋势。第一，西式治河方法逐步引入；第二，西方学者开始关注黄河问题；第三，随着留学生的派遣和新式学堂的建立，国内出现了会通中西的治河新生代。但总体而言，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新式治河技术的应用仍然停留在观测实验、著书立说的理论层面。 黄河灾后救济工作逐步近代化。首先，救灾主体多元化，民间士绅组织的义赈组织打破了传统黄河灾后救济中官赈独尊的局面，西方教会势力也逐渐渗透到灾后救济工作中。其次，救灾措施近代化，“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等形式的黄河水灾救济彩票逐步发行。近代报刊对黄河水灾灾后救济工作的积极参与，为民间义赈创造了宣传平台，也为中央政府主持的官赈提供了有效的监督。 晚清及民国期间，黄河水利机构屡有变动。1855年铜瓦厢改道之后，清廷治河大权旁落，此后，随着治河机构的不断变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扩日持久的治河权利之争。清初黄河河务由北河河道总督和南河河道总督负责，1855年铜瓦厢改道之后，南、北河河道总督先后裁撤，一切应办事宜都交由地方巡抚兼办，这是中央治河权旁落的开始。民国初年，虽然设立了统一的全国水政机构——全国水利局，但由于经费所限，未能掌握实权，黄河修治大权仍然掌握在流域各省地方水利机构手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为应对1933年黄河大水灾，仓促之下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但黄委会有名无实，黄河下游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河务局一直掌握着黄河修防的实际话语权。直到1934年，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统筹规划下，黄委会与下游三省黄河修防处的责任才逐步明确，黄河水利的中央和地方事权才最终实现统一。 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大河，更是一条文化长河。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中华文明的摇篮地，已经具有文化符号象征意义。日本文化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这种文化符号的体认更为深刻。由于文化上的认同，清末民初，日本各界在对黄河的态度上表现出文明发源地的认同和强势文明衰落后的感伤。这种建立于文化认同感之上的黄河认识又为野心家控制利用，成为宣传对华政策的重要手段。 黄河祭拜是黄河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明清以前，官方政府尊奉“河渎神”为唯一黄河水神，民间则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官方的以大王、将军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河神信仰系统。清代以来，尤其是晚清以来，清政府对民间河神大肆册，封颠覆了河渎神作为黄河正统水神的地位，官方河神祭拜系统开始混乱。不仅官方册封的河神不断增加，诸河神的封号和河神庙的御赐匾额也出现雷同的混乱状况。清帝退位之后，黄河祭拜逐渐失去了国家政治权利的保障，对河神的祭拜也被定性为封建迷信，从国家祀典中滑落。由于国家祀典的摒弃、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批判、传统无神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基督教对信众的争夺，民国以来民间河神信仰空间也不断萎缩。虽然在黄泛区和与黄河航运相关的个别行业中河神信仰仍有市场，但信仰的规模和水平已相当有限。 复古、专制和迷信是中华传统黄河文明观念的重要特征。汉宋调和、儒学会通趋势的出现以及“经世致用”实学传统的复兴是传统黄河文明观念流变的桥梁和先导，中西文化论争与黄河文明观念变迁相伴始终。复古向进化、专制向民主、迷信向科学的观念转变，是黄河文明近代化转型的核心内容。 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主体是黄河农耕文明，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从哪里走来；一百一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主题是海洋工商文明，告诉中华民族现在应如何干；近六十多年的中国当代史，主流是科技信息文明，告诉中华民族将往哪里去。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既在大地，也在大海，更在太空，未来人类大同，必将在高科技支撑的海洋文明与太空文明交汇中完成。
- 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
- 作者： 张高臣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近代义赈 灾荒观 光绪朝自然灾害 社会影响 荒政
- 描述： 光绪朝34年间,正处在中国封建统治崩溃的前夜,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通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的势力步步深入,中国社会迅速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转化。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日暮穷途,中国社会内部相继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
- 全文：光绪朝34年间,正处在中国封建统治崩溃的前夜,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通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的势力步步深入,中国社会迅速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转化。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日暮穷途,中国社会内部相继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与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表象同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史所少见的重大灾害,如1877-1878年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1879年甘肃里氏8级大地震、1882-1890年黄河连续9年漫决、1889年的全国性大水灾、19世纪末叶连年发生的顺直水灾、戊戌维新时期以潦为主的全国灾荒、义和团运动时期以早为主的全国灾荒等等,无不在中国灾荒史上写下了令人怵目惊心的一页。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处于穷途末路的封建王朝是如何应对的?效果如何?民间社会对救荒问题又有什么反应?重灾频发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灾荒问题又是如何认识的?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深化对光绪朝历史的研究,又可为我国当前的防灾救荒事业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要正确分析和评价上述问题,首先要对光绪朝灾况有一个宏观的认知。论文依据大量的档案资料,并借鉴近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种类和频次,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破坏强度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光绪时期,大洪水、大地震、大旱灾、大瘟疫、大风、奇寒汇聚在一起,交相并发,危害奇重,是中国近代社会中自然灾害发生极为频繁,自然灾害打击面极广,自然灾害破坏程度极为严重的一个时期,“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廿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①,就是对整个光绪朝灾况的恰当总结。 频发的严重自然灾害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固然是深重的灾难,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亦是严重的威胁。从自身的利益和安危出发,光绪朝仿行前代采取了诸多荒政举措。论文在对清代前中期形成的荒政制度进行简要叙述的基础上,以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依据,着力对光绪朝的荒政举措、荒政效果及荒政实施的制度性缺陷展开分析。通过分析可知,光绪年间,朝廷和一些地方大员为防灾救荒付出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防灾救荒实效,对此应予以肯定。然而就荒政的整体后果来看,整个国家范围内出现的水利失修、仓储制度衰败、灾赈过程中弊窦丛生、灾害发生后饥荒严重等现象,表明当时看似完整有效的荒政机制实质已处于失控状态。造成这种失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日渐衰微,封建朝廷再也无法利用自身的政治权威组织起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有效的防灾、抗灾和救灾斗争了。其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坏和防灾、救灾投入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政府荒政的实际效果。然而,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光绪年间的国家财政异常匮乏,经常项目下的防灾支出额度被不断地压缩,临时性支出则非到万不得已时不予拨款,这无疑又加大了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灾害发生后果的严重性。其三,光绪年间的官场腐败极其严重,救灾钱粮受到多方侵渔,更是严重影响着荒政的实际效果。多方面因素的交织,决定了光绪年间的政府荒政渐趋颓废。 然而,政府荒政的日渐颓废,尤其是灾害发生后“官赈”能力的不足,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近代义赈是指与官方主持的灾赈——“官赈”相区别的,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活动。尽管近代义赈实质上仍是一种民间救灾行为,但它与传统的民间捐赀助赈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对传统民间捐赀助赈的一种继承,更是一种超越。近代义赈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其一,官赈不力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让出了活动空间：其二,以善堂为代表的传统慈善机构赈灾功能的传承；其三,近代“江南善士网络”和东南地缘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为近代义赈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和经济基础；其四,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灾活动对具有爱国热情的慈善人士的影响和刺激；其五,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参与；其六,报纸、电报等近代传播媒介在救灾领域的介入。所有这些,促成了近代义赈的兴起。尽管近代义赈兴起后,受到众多的非议和阻挠,但其以新生事物特有的顽强生命力,不断冲破阻碍向前发展,且由于救灾效果显著而逐渐得到地方大员和朝廷的认同,并在救灾方法和救灾形式上对传统的国家救荒机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成了官赈向义赈倾斜的“官义合办”救灾形式的出现。 重大自然灾害频发,不能不对光绪朝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论文选取了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三个方面展开了集中的分析阐述： 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论文分析指出,频繁、严重的灾荒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死亡,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是光绪朝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主因。同时,每次大灾均造成天文数字的灾民以不同的流动形态和流向逃荒外流。这种灾民流动,既带有传统社会的一般特点,又反映出了光绪朝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特征。与以上两点相联系,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外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灾区,甚至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失衡,并对灾民的身体素质和思想意识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大灾频发对社会经济影响极大：其一,灾害发生后,“减负”和赈济政策的实施,既减少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增加了其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使财政收支失衡的局面愈加恶化。其二,重灾频发严重破坏了农田生态系统,无情地摧毁了农民生存、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既造成了广大农民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又导致了劳动力和农用生产工具的大量缺失及大片耕地的荒芜；灾荒年间地价的大跌和粮价的暴涨,又使农村生产关系和灾民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各方面因素共同对灾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严重障碍。其三,中国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决定了,大灾荒发生,必然导致出口贸易额急遽下降。与此同时,作为进口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广大民众,因受自然灾害打击而购买力锐减,也会导致商品进口额的大幅降低,从而使整个贸易状况陷入萧条。然而,粮食进口却是例外。光绪年间中国成为粮食进口大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自然条件以及国内外经济、政治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列强入侵导致商品性农业畸形发展的影响；也不能否认国际粮商对中国的粮食倾销活动的影响；更不能忽视生齿日繁的压力。但是,如果完全否认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一味地强调上述因素,也有失偏颇。因为,光绪年间大规模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且每一次都引起了粮食的大量进口,如果对此忽略不计,是很难说得通的。 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光绪年间,尽管朝廷和各地方大员对灾荒引发社会冲突事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然而,由于救灾不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持续不断。这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可以大体概括为：因水利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灾民请愿求赈的和平斗争；灾民抢米索食的原始性斗争；灾民为保卫合法劳动果实而掀起的抗捐、抗税、抗粮斗争；因灾引发的反洋教斗争；由灾害引起的“匪患”；会党及革命党人利用灾民起事等七种类型。这些由灾害引发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冲突,互相交织,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内而外,严重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加快了清王朝覆灭的速度。 面对不断爆发的大灾奇荒,对光绪朝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清流派、洋务派、戊戌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政治派别均从民生角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由于所处时代特征的差异和各自立场的不同,他们的灾荒观中既存在共性,又各具特色。其中,清流派的灾荒思想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式”特点；洋务派的灾荒观则具有明显的“师夷”特色；戊戌维新派的灾荒观表现出了较为清晰的“维新”特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灾荒观则表现出“标本兼治”的革命特色。当然,他们的灾荒观中或多或少都强调了“天象示警”问题,说明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还没有脱出“天象示警”的传统灾荒观的藩篱,反映了其在灾荒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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