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现代人扩散与农业起源的环境考古学观察

作者： 吉笃学   来源： 兰州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文化对环境的响应   BP事件   新旧石器过渡   中晚期过渡   现代人起源   农业起源   新石器   末次盛冰期   7.2   6.4kyr  

描述： 环境考古学是通过环境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人类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以缓解各种压力，从而实现规避风险保全自己的目的，为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人类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一般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响应；二是适应。目前，现代人扩散和农业起源是了解和认识人类适应策略的最理想的案例。为

全文：的环境反应模式。结果发现： 1．在22kyr BP和21kyr BP左右的末次盛冰期，宁夏彭阳和甘肃秦安相继出现了与现代人有关的细石器制品，说明现代人已扩散到陇西黄土高原的腹地。 2．ZL005地点的黄土

从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的发展看“道”与“技”的辩证关系

作者： 刘培源   来源： 昆明理工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业技术   “道”与“技”   技术构成   传统文化  

描述： ion hunting economy said to Bianchang into the mother.

全文：中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农业起源于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它发生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的母体之中。在我国的古史传说中有所谓”神农氏”,据说他遍尝百草,备历艰辛,多次中毒,又找到了解毒的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我国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基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差异,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步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成为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农业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向前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多元交汇”。我国古代农业发展可以分为六个发展阶段：其中唐宋时期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的形成时期,其间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水田技术配套技术形成,水田专用农具发明与普及,出现了众多农书,土地利用方式增多,南北方农业同时获得大发展。 农业生产作为一项技术性活动,其成果渗透着不同地区的文化特征。技术的这种文化特征在古代表现得比较明显,古代欧洲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印度人的技术制品之间有着明显区别。中国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技术,有着自己独特的基本范畴、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先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这就是关于“道”、“技”的认识。“道”是一个深奥玄妙的哲学范畴,先秦道家、儒家、法家、管子学派等都有论及,后来历代学者也反复探究,对“道”的思索贯穿于我国传统文化各个领域。不过,以往人们多从万物本原、世界演化规律以及处事谋略角度来理解“道”,很少从技术发展角度去认识“道”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大缺陷。“道”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的思想根基,“道”与“技”的关系是传统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的主线。 本文拟根据唐宋时期我国农业技术的发展特点,通过对农业技术及其构成的分析、概括和描述,阐明这一时期农业技术思想的本质内涵、哲学基础、文化价值和社会要求,力图对其意义和局限性做出评价,并对“道”与“技”的辩证关系予以阐释,将有益于发展我国的现代农业,提供积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借鉴。

清代康雍乾时期的民食安全研究

作者： 周全霞   来源： 江南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民食   康雍乾时期   粮食安全  

描述： roblem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over the world.

全文：、秦至魏晋南北朝、隋至两宋、元明五个历史阶段,分别就各阶段的民食安全进行总结梳理,为深入研究康雍乾时期的民食安全问题做历史铺垫。 其次,主要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分析了康雍乾时期影响民食安全的因素。自然

元明清时期牛郎织女文学的传承与嬗变

作者： 周玉娴   来源： 首都师范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牛郎织女文学   传承嬗变   情节主题  

描述： 牵牛、织女是空中的两颗耀眼的星宿,也是原始星神崇拜的对象,后来这两颗明亮的星宿成为牛郎织女故事的主角,降落到人间,演变成了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从先秦到汉代,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并得到发展和孳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故事基本定型。张华的《博物志》和《殷芸小说》中,有这个故事的基本雏形。

全文：牵牛、织女是空中的两颗耀眼的星宿,也是原始星神崇拜的对象,后来这两颗明亮的星宿成为牛郎织女故事的主角,降落到人间,演变成了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从先秦到汉代,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并得到发展和孳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故事基本定型。张华的《博物志》和《殷芸小说》中,有这个故事的基本雏形。而且,殷芸小说的记载成为这个故事的发展演变的核心和辐射源,后世的牛女故事多从中取材或在此基础上演变。魏晋时期,牵牛织女的故事和民俗节日七夕结合,从此这则神话故事在文学殿堂中大放异彩,同时在民间文化中广泛传播。唐宋时期牛郎织女故事在《灵怪录》出现异化现象,郭翰遇到织女下凡的艳事成为后代文人们创作的因素之一。唐宋时期的七夕诗歌繁荣,七夕风俗在民间蔚为壮观。明清时期是牛郎织女文学的鼎盛时期,七夕诗歌仍然沿着唐宋七夕诗词的道路发展。而在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中,牛郎织女故事也成为文人关注的题材。比如,明代万历年间朱名世的《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清代邹山的传奇《双星图》等都在故事原型的基础上孳生出的一些新作品。到了清代,宫廷和地方都要上演一些承应戏来庆祝,《昇平署月令承应戏》中就有“七襄报章”、“仕女乞巧”两出戏的剧本流传。清末民初的《牛郎织女传》是在民间艺人说唱的基础上,经过文人加工过的章回小说,是牛女故事的近代形态。牛郎织女故事的演进是在《殷芸小说》《郭翰》《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牛郎织女传》《双星图》等一些叙事文学、历代的七夕诗歌和民间故事流传的基础上构成的,它们递相传承,迭加演变,共同推动这个故事向前发展。本文就元明清时期有关牛郎织女的小说和戏曲进行分析,并以这一时期的七夕诗词为佐证,试图厘清元明清时期牛郎织女故事在元明清时期的演变情况。

甘肃省东南部农田土壤有机碳时空变化及DSSAT模型模拟研究

作者： 李卓亭   来源： 兰州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DSSAT   作物系统模型   土壤有机碳   临夏县   空间分布格局   西峰区   徽县   县域尺度   榆中县   农田  

描述： 本研究工作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对甘肃省东南部农田土壤有机碳分别进行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时空变化特征和基于农业技术转化决策支持系统(DSSAT)模型的模拟研究。 1.甘肃省东南部农田土壤有机碳时空变化特征 甘肃省位于中国西北部,气候较干,植被稀疏,土壤侵蚀严重,土壤肥力较低,属于生态脆弱区。本

全文：本研究工作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对甘肃省东南部农田土壤有机碳分别进行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时空变化特征和基于农业技术转化决策支持系统(DSSAT)模型的模拟研究。 1.甘肃省东南部农田土壤有机碳

中国古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研究

作者： 邵侃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业灾害史   农业灾荒文献   减灾技术   灾荒赈救   灾害预防  

描述： n the 1920s when China was called “the Land of Famine” by an American relief worker, the phrase immediately gained currency.

全文：农业灾害是灾害系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所有以农立国的国家而言,灾荒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自1926年Walter H. Mallory的China: Land of Famine一书问世以来,“饥荒的国度”这一称谓便被冠之于中国。据本文统计,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的两千六百多年间,共发生农业气象灾害的年次为4152次,农业生物灾害716次,农业环境灾害362次,其中包括水灾1251次,旱灾1144次,蝗灾561次,风灾516次,雹灾485次,此外还有雪灾、霜灾、鼠兽鸟害、畜疫、沙尘暴、水土流失等。我国历史时期的农业灾害频次之高,强度之大,世界各国历史上鲜有能相比拟者。 古代人民在承受各种灾害打击的同时,也开始了认识灾害、防治灾害的探索和实践,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措施防灾抗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救荒制度建设和减灾技术进步两个方面。本文以历史时期的抗灾救荒活动为基本参照系,按照现代灾害学原理,将中国古代农业灾害治理条理析分为经验与科学共同支撑的农业灾害防测机制、技术特点鲜明的农业减灾系统和政府主导下多主体的农业灾荒赈救体系三大部分,在具体把握中国古代各类农业减灾备荒方略核心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其减灾效果,进而构建中国古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 首先,按照传统农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把整个历史时期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对农业灾害的发生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包括灾种结构、不同灾种的灾害发生年次、灾害发生频率等,在此基础上绘制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灾害发生频率图以及古代农业灾害发生频率趋势图。由此观察分析得出,中国古代农业灾害系统中水、旱、雹、风、蝗五大灾种发生频率最高、危害范围最广、致灾作用最强烈;各个灾种的发生频率在整个历史时期基本上都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析其原因有三:一是作物种植结构的日益复杂和农业产业部门的不断扩大,使农业灾害系统逐步完善;二是人口的增多和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压力,使得灾情不断恶化;三是灾害监测技术的进步和文献记载的增多,也在客观上造成了统计数据的上升。 第二,从灾象特征的识别、气象仪器的使用和防灾物种的引进三个层面剖析古代农业灾害防测机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拥有丰富的农业气象知识,尤其擅长把握一些灾象特征,通过经验的积累和科学的推理做出天气预报和丰歉预测,主要包括物象测天、天象测天、节气测天、农事安排防灾四个方面;在定性分析的同时,还使用测风器、量雨器、天平式湿度计、地温表等气象仪器对农业气象进行定量观测,使预报更加精准;引进与推广种植高产、易种作物品种,以备灾荒,是灾害预防机制在农业技术层面的主要表现之一。 第三,古代农业减灾系统由农业减灾、工程减灾和生物减灾三大主体组成,是历史时期防灾减灾活动的核心部分。把农业生产和减灾相结合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以抗旱保墒的土壤耕作技术、防治病虫草害的田间管理措施和耕作制度、选育和引进抗逆性强的作物品种为中心构建而成的农业减灾技术体系,是中国传统农业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减灾工程技术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水旱灾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农田排灌器具的设计使用、治河工程技术的发展完善和南方水田水利工程的兴建三个方面;历史时期的生物减灾技术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是成本低廉,安全性高,较能维持生态平衡,主要应用于蝗害治理活动中。 第四,传统社会多主体的农业灾荒赈救体系是一个覆盖灾前、灾中、灾后全过程的立体式、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各阶层和灾民自身也积极参与。由于占有绝对比重的社会资源,政府的救荒活动将直接决定救荒成效的大小,历代政府均积极加强以“荒政”为主体的灾荒赈救体系建设;贵族官吏、富商大户、宗族、宗教等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民间力量,通过赈济钱粮、施医济药等多元化的方式救荒济民,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填补了政府赈灾的真空地带和不足之处,构成了古代社会颇具特色的民间社会非制度化的赈救网络结构;农业灾害的主要承载体——灾民也积极的进行自救,包括筹措食物、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等各个方面。 第五,在精读代表性古农书、救荒书、占候书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农业救荒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确定收书范围,分析其内容体例特点,详论其中所蕴含的减灾科学技术资料分布,并对其史料价值进行评估,以弥补农业救荒文献综合性研究之不足。古代农业救荒文献的内容涉及历史时期救荒制度建设、农业减灾技术措施、工程减灾技术措施、生物减灾技术措施、灾害预防、灾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其中所蕴含的减灾技术资料比较全面,是我们研究古代灾害防减活动和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对今天的防灾救灾工作也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论文最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简要探讨了在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恶化,人类防灾减灾能力的提高又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形势下,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的建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为健全当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提出几点建议,包括提高农业自身防灾减灾的能力、加大对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的投入和提高灾害防减活动中的科技含量等。

中国古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研究

作者： 邵侃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业灾害史   农业灾荒文献   减灾技术   灾荒赈救   灾害预防  

描述： n the 1920s when China was called “the Land of Famine” by an American relief worker, the phrase immediately gained currency.

全文：农业灾害是灾害系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所有以农立国的国家而言,灾荒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自1926年Walter H. Mallory的China: Land of Famine一书问世以来,“饥荒的国度”这一称谓便被冠之于中国。据本文统计,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的两千六百多年间,共发生农业气象灾害的年次为4152次,农业生物灾害716次,农业环境灾害362次,其中包括水灾1251次,旱灾1144次,蝗灾561次,风灾516次,雹灾485次,此外还有雪灾、霜灾、鼠兽鸟害、畜疫、沙尘暴、水土流失等。我国历史时期的农业灾害频次之高,强度之大,世界各国历史上鲜有能相比拟者。 古代人民在承受各种灾害打击的同时,也开始了认识灾害、防治灾害的探索和实践,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措施防灾抗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救荒制度建设和减灾技术进步两个方面。本文以历史时期的抗灾救荒活动为基本参照系,按照现代灾害学原理,将中国古代农业灾害治理条理析分为经验与科学共同支撑的农业灾害防测机制、技术特点鲜明的农业减灾系统和政府主导下多主体的农业灾荒赈救体系三大部分,在具体把握中国古代各类农业减灾备荒方略核心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其减灾效果,进而构建中国古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 首先,按照传统农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把整个历史时期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对农业灾害的发生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包括灾种结构、不同灾种的灾害发生年次、灾害发生频率等,在此基础上绘制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灾害发生频率图以及古代农业灾害发生频率趋势图。由此观察分析得出,中国古代农业灾害系统中水、旱、雹、风、蝗五大灾种发生频率最高、危害范围最广、致灾作用最强烈;各个灾种的发生频率在整个历史时期基本上都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析其原因有三:一是作物种植结构的日益复杂和农业产业部门的不断扩大,使农业灾害系统逐步完善;二是人口的增多和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压力,使得灾情不断恶化;三是灾害监测技术的进步和文献记载的增多,也在客观上造成了统计数据的上升。 第二,从灾象特征的识别、气象仪器的使用和防灾物种的引进三个层面剖析古代农业灾害防测机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拥有丰富的农业气象知识,尤其擅长把握一些灾象特征,通过经验的积累和科学的推理做出天气预报和丰歉预测,主要包括物象测天、天象测天、节气测天、农事安排防灾四个方面;在定性分析的同时,还使用测风器、量雨器、天平式湿度计、地温表等气象仪器对农业气象进行定量观测,使预报更加精准;引进与推广种植高产、易种作物品种,以备灾荒,是灾害预防机制在农业技术层面的主要表现之一。 第三,古代农业减灾系统由农业减灾、工程减灾和生物减灾三大主体组成,是历史时期防灾减灾活动的核心部分。把农业生产和减灾相结合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以抗旱保墒的土壤耕作技术、防治病虫草害的田间管理措施和耕作制度、选育和引进抗逆性强的作物品种为中心构建而成的农业减灾技术体系,是中国传统农业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减灾工程技术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水旱灾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农田排灌器具的设计使用、治河工程技术的发展完善和南方水田水利工程的兴建三个方面;历史时期的生物减灾技术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是成本低廉,安全性高,较能维持生态平衡,主要应用于蝗害治理活动中。 第四,传统社会多主体的农业灾荒赈救体系是一个覆盖灾前、灾中、灾后全过程的立体式、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各阶层和灾民自身也积极参与。由于占有绝对比重的社会资源,政府的救荒活动将直接决定救荒成效的大小,历代政府均积极加强以“荒政”为主体的灾荒赈救体系建设;贵族官吏、富商大户、宗族、宗教等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民间力量,通过赈济钱粮、施医济药等多元化的方式救荒济民,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填补了政府赈灾的真空地带和不足之处,构成了古代社会颇具特色的民间社会非制度化的赈救网络结构;农业灾害的主要承载体——灾民也积极的进行自救,包括筹措食物、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等各个方面。 第五,在精读代表性古农书、救荒书、占候书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农业救荒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确定收书范围,分析其内容体例特点,详论其中所蕴含的减灾科学技术资料分布,并对其史料价值进行评估,以弥补农业救荒文献综合性研究之不足。古代农业救荒文献的内容涉及历史时期救荒制度建设、农业减灾技术措施、工程减灾技术措施、生物减灾技术措施、灾害预防、灾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其中所蕴含的减灾技术资料比较全面,是我们研究古代灾害防减活动和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对今天的防灾救灾工作也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论文最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简要探讨了在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恶化,人类防灾减灾能力的提高又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形势下,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的建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为健全当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提出几点建议,包括提高农业自身防灾减灾的能力、加大对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的投入和提高灾害防减活动中的科技含量等。

中国古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研究

作者： 邵侃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业灾害史   农业灾荒文献   减灾技术   灾荒赈救   灾害预防  

描述： n the 1920s when China was called “the Land of Famine” by an American relief worker, the phrase immediately gained currency.

全文：农业灾害是灾害系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所有以农立国的国家而言,灾荒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自1926年Walter H. Mallory的China: Land of Famine一书问世以来,“饥荒的国度”这一称谓便被冠之于中国。据本文统计,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的两千六百多年间,共发生农业气象灾害的年次为4152次,农业生物灾害716次,农业环境灾害362次,其中包括水灾1251次,旱灾1144次,蝗灾561次,风灾516次,雹灾485次,此外还有雪灾、霜灾、鼠兽鸟害、畜疫、沙尘暴、水土流失等。我国历史时期的农业灾害频次之高,强度之大,世界各国历史上鲜有能相比拟者。 古代人民在承受各种灾害打击的同时,也开始了认识灾害、防治灾害的探索和实践,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措施防灾抗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救荒制度建设和减灾技术进步两个方面。本文以历史时期的抗灾救荒活动为基本参照系,按照现代灾害学原理,将中国古代农业灾害治理条理析分为经验与科学共同支撑的农业灾害防测机制、技术特点鲜明的农业减灾系统和政府主导下多主体的农业灾荒赈救体系三大部分,在具体把握中国古代各类农业减灾备荒方略核心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其减灾效果,进而构建中国古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 首先,按照传统农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把整个历史时期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对农业灾害的发生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包括灾种结构、不同灾种的灾害发生年次、灾害发生频率等,在此基础上绘制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灾害发生频率图以及古代农业灾害发生频率趋势图。由此观察分析得出,中国古代农业灾害系统中水、旱、雹、风、蝗五大灾种发生频率最高、危害范围最广、致灾作用最强烈;各个灾种的发生频率在整个历史时期基本上都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析其原因有三:一是作物种植结构的日益复杂和农业产业部门的不断扩大,使农业灾害系统逐步完善;二是人口的增多和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压力,使得灾情不断恶化;三是灾害监测技术的进步和文献记载的增多,也在客观上造成了统计数据的上升。 第二,从灾象特征的识别、气象仪器的使用和防灾物种的引进三个层面剖析古代农业灾害防测机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拥有丰富的农业气象知识,尤其擅长把握一些灾象特征,通过经验的积累和科学的推理做出天气预报和丰歉预测,主要包括物象测天、天象测天、节气测天、农事安排防灾四个方面;在定性分析的同时,还使用测风器、量雨器、天平式湿度计、地温表等气象仪器对农业气象进行定量观测,使预报更加精准;引进与推广种植高产、易种作物品种,以备灾荒,是灾害预防机制在农业技术层面的主要表现之一。 第三,古代农业减灾系统由农业减灾、工程减灾和生物减灾三大主体组成,是历史时期防灾减灾活动的核心部分。把农业生产和减灾相结合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以抗旱保墒的土壤耕作技术、防治病虫草害的田间管理措施和耕作制度、选育和引进抗逆性强的作物品种为中心构建而成的农业减灾技术体系,是中国传统农业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减灾工程技术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水旱灾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农田排灌器具的设计使用、治河工程技术的发展完善和南方水田水利工程的兴建三个方面;历史时期的生物减灾技术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是成本低廉,安全性高,较能维持生态平衡,主要应用于蝗害治理活动中。 第四,传统社会多主体的农业灾荒赈救体系是一个覆盖灾前、灾中、灾后全过程的立体式、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各阶层和灾民自身也积极参与。由于占有绝对比重的社会资源,政府的救荒活动将直接决定救荒成效的大小,历代政府均积极加强以“荒政”为主体的灾荒赈救体系建设;贵族官吏、富商大户、宗族、宗教等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民间力量,通过赈济钱粮、施医济药等多元化的方式救荒济民,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填补了政府赈灾的真空地带和不足之处,构成了古代社会颇具特色的民间社会非制度化的赈救网络结构;农业灾害的主要承载体——灾民也积极的进行自救,包括筹措食物、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等各个方面。 第五,在精读代表性古农书、救荒书、占候书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农业救荒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确定收书范围,分析其内容体例特点,详论其中所蕴含的减灾科学技术资料分布,并对其史料价值进行评估,以弥补农业救荒文献综合性研究之不足。古代农业救荒文献的内容涉及历史时期救荒制度建设、农业减灾技术措施、工程减灾技术措施、生物减灾技术措施、灾害预防、灾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其中所蕴含的减灾技术资料比较全面,是我们研究古代灾害防减活动和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对今天的防灾救灾工作也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论文最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简要探讨了在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恶化,人类防灾减灾能力的提高又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形势下,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的建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为健全当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提出几点建议,包括提高农业自身防灾减灾的能力、加大对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的投入和提高灾害防减活动中的科技含量等。

中国古代害虫观念与防治技术研究

作者： 龚光明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观念   防治技术   农作物害虫   中国古代  

描述：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丰歉直接关乎社会稳定、人类幸福。因此,农业害虫一直受到关注,人们不断探索、总结其规律及应对措施。在生产实践中,害虫观念、防治技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与更新。不同时期害虫观念的变化对防治政策的制定及防治技术的实施产生深远影响。 古代农业害虫以蝗、螟、好蚄及未知名害虫为主,次数依

全文：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丰歉直接关乎社会稳定、人类幸福。因此,农业害虫一直受到关注,人们不断探索、总结其规律及应对措施。在生产实践中,害虫观念、防治技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与更新。不同时期害虫观念的变化对防治政策的制定及防治技术的实施产生深远影响。 古代农业害虫以蝗、螟、好蚄及未知名害虫为主,次数依次为902、65、38、111。其他害虫只是零星为害。蝗灾数量、为害程度远超出其他害虫。各种虫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但发生月份稍有不同。一年十二个月均有蝗灾和未知名虫灾,有三个月无螟灾、五个月无好妨灾。各虫灾爆发的最高月份均不同,但都在夏、秋季。虫灾频率除明清稍低于前代外,基本呈递增趋势；波及的地域范围,后代都比前代扩大。 不同时期害虫观念、防治技术各具特色,但也有共性。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认为天地人是统一整体,相互间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和谐的伙伴。只有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才能健康有序、没有灾害。先民还认为生养万物是自然的本性,昆虫万物和人类都是自然的产物,具有同样的生存权。人类应视其为自己的同胞、伙伴。作为地球上的平等公民,昆虫也有满足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它们在自然界处于特定的位置,起着独特的作用。自然界固有的食物链关系使所有事物关联在一起,对人类无用或有害之物,对它物却必不可少,最终也会和人联系起来。 在此观念指导下,先民认为人类背离自然的活动破坏了自然的平衡,致使阴阳失调、产生害虫。主张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及农业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作用防治害虫,反对把害虫视为有害生物。因此,强调顺天时、尽地利,充分把握与利用各种自然因素,使农作物在最有利的环境下生长、发育,从而增强抗虫性能。在应对害虫的具体技术上,尽管各有差异,但都主张多种技术综合利用。其中农业和生物技术因充分体现了自然控制作用而更受重视,各代害虫防治技术则在继承中不断发展。 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害虫防治,各从不同角度制定了防治政策,以提高防治效果。但不同时期受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害虫观念仍呈现出多样性,并产生与此相应的防治技术。 先秦,因认识相对贫乏,人类对自然充满敬畏,把自然万物神秘化。产生天降害虫的观念,因此祈神消灾成为应对害虫的主要方法。在农业实践中认识到“失时”产生害虫。并通过各种“时禁”约束人类不合时宜的索取行为,设有相应官职确保禁令的执行。但除虫官职及其所用药物主要针对室内等害虫而非农作物害虫。强调“得时”与深耕防除害虫。本文认为,先秦并未采用火烧蝗虫技术。 秦汉,董仲舒提出灾异“谴告”说,认为害虫是人事过失引起上天的反应,人事是因,灾害是果。因此要求人君及时警觉、改过以消除虫灾。但王充认为天是无意识的客观存在,不会对人事有所反应,各种祥瑞、灾异都是自然而然,害虫也如此,反对灾异谴告说。汉人认识到害虫发生需要一定的温湿条件,有其自身的规律。已开始遣使捕蝗,并采取激励措施。除适时播种防治害虫外,还主张保存新雪以冻死害虫,及通过处理种子防治害虫。应对蝗虫主要是人工捕杀及挖沟捕蝗技术。 受天人感应说影响,魏晋南北朝也认为害虫是人事过失所致。玄学家则从“天道自然”的角度,认为昆虫万物都是自然自生自化的结果,主张人类活动应遵循自然法则,否则就有虫灾。认识到害虫不喜食黍豆,对蝗虫由卵至成虫的演化过程及钻土习性有了精细的观察。政府明令禁止昆虫未蛰放火烧田,以免伤杀昆虫。农业技术方面,一方面认识麻等作物重茬易生害虫,提倡合理轮作。另一方面注重培育抗虫品种。已出现坑埋蝗虫法,但因未能把握蝗虫钻土习性,致使蝗虫钻土复出继续为害。开始利用害虫天敌防治害虫,表明人类对自然事物间相互制约关系的认识,进而发展为有意识地利用、保护天敌防治害虫。 隋唐五代“德化”说盛行,认为蝗是天灾,是人君失德所致,只要人君勤政爱民、修德改过,虫灾就会消失,不能以人力捕杀。但姚崇反对此说,他以事实证明蝗灾可治、应治的观念。同时儒、佛、道并行对害虫观念产生一定影响,认为昆虫万物和人类享有平等的生存权,人类应像关爱自己那样关爱万物,反对在万物生长发育之时大兴土木损害昆虫,主张给它们正常的生长繁育机会。除遣使捕蝗外,隋唐还设置救灾使职,通过监督、安抚等措施加强中央对地方灾害制度的管理,地方也设有相应官职。认识到蝗虫惧怕幡帜、金声的特性,从而利用它吓跑蝗虫。姚崇把火烧和坑埋结合起来取得治蝗成功。此外,对鸟类天敌有更深入的认识,有八哥、鸥、雀等9次鸟类食虫事件,包括吞食蝗、好妨及未知名害虫等,并下令禁止捕杀益鸟,突出人类对害虫的天敌重视。唐代已出现挖掘蝗卵的史料,并对蝗虫下卵之地的特征及蝗卵化蝗的条件有所认识。因蝗灾破坏农业收成,唐代饥饿的百姓始食蝗。 宋元认为生养万物是天地的本性,人类关爱他人、它物的生存就是保持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不仅要把所有的人当成自己的同胞,也要把所有的物看成自己的伙伴。破坏相互间的和谐关系,就会产生害虫。理学家还从求“理”的角度对自然作了探索,朱熹认为人对自然的调谐作用可使五谷丰收,不发生旱蝗灾。但由于宋元祭祀活动盛行,祈禳消灾的观念、行动都较为常见。宋代两次制定治蝗法令,对捕蝗领导、监督、措施、损苗赔偿及捕蝗不力者的惩治等方面都作了严格规定,以实现捕蝗的良好效果。金代政府也积极参与捕蝗管理,制定了“坐罪法”,并颁行《捕蝗图》。元代则制定了蝗旱灾害的申、检等制度,使虫灾管理更趋制度化。多次颁布法令,责成地方官于虫蝻生发时扑打、申报。并诏令州县正官通过翻耕或焚烧解决蝗卵问题,以防次年滋生蝗灾。陈旉从气的运行原理认为害虫是气的正常运行受到破坏、偏离常规所致。董煟则主张针对蝗虫早晨沾露不飞、初生不能跳跃的特性捕杀,提出以鞋底蹲地掴搭蝗虫。元代认识到田地荒芜容易滋生害虫,从而主张保持田间整洁,破坏害虫得以产生的环境条件。宋元在继承前代防治技术上有所创新,对深耕耙细防治害虫的原理有了深刻的认识,认为禾苗扎根在细实的土壤中,便于吸收水肥等资源,生长茁壮,增强抗虫的性能。陈勇的“地力常新壮”理论主张施肥要因时、因地、适量,庄稼长势旺盛,自然不生害虫。除主要关注传统害虫外,宋元对害桑诸虫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提出防治方法,值得称道。 随着明清对自然认识的提高及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注重探索害虫原因,并把去除害虫、保护庄稼作为害虫防治的唯一目的。蝗灾可治、应治的观念已为多数人接受。明清注重加强害虫防治制度建设,前者确定官员定期巡视制度。后者则使治蝗更趋制度化,从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员都要尽心捕蝗,否则将受到处罚。确定了捕蝗行动的集体协调原则,并责令临近州县协助捕蝗,及时修正了捕蝗行动中存在的弊端。明清对害虫的认识,突出表现在对蝗灾发生的时间、地点、食物等方面的总结,进一步证明了害虫发生的客观性。具体防治技术多属对前代的继承,运用中更注重实效。明清水旱轮作技术防治害虫得到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棉稻等轮作,较大程度地改变了环境,抑制了害虫发生。并系统介绍了棉田害虫的种类、防治技术。值得关注的是清末出现以药剂直接杀除农作物害虫的现象,并始用药物合剂,这与以前各代主要用于预防及针对室内、花卉害虫等有所不同,从而反映了害虫观念的某些变化。生物防治也由利用天敌发展到利用鸭等家禽。 因此,借鉴古代害虫观念与防治技术,成为现代农业持续发展及害虫防治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尽可能保持自然的和谐状态,构建害虫防治的生态伦理观念,从生物多样性角度明确害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利用自然控制作用预防害虫；另一方面,在非介入人类干预不可的情形下,尽可能把所有现存技术考虑在内,实行害虫综合防治。

宋朝宣抚使制度研究

作者： 郑丽萍   来源： 河北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中央集权   地方军政   行政制度   宋朝   宣抚使  

描述： as the top power in local areas.Famous politician and prime minister in feudal China Li Gang once said,“From the forefather，Xuan Fu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 which can be held by current archon."

全文：,不可否认,宋朝宣抚使制度发展中也存在任用非人、监管不力的情况,如童贯之所为祸国殃民,吴曦叛国导致了四川门户大开,开禧北伐的失败。但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宋朝宣抚使制度整体评价,它作为宋朝一项重要的地方政治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得到元、明、清诸王朝的继承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