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土壤改良技术研究

作者： 陈凡学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中国古代   农业技术   土壤改良  

描述： eat attention to adopting various techniques to improve soil quality when plowing the soil, so that the soil could keep sustainable fertility and high rate of yield.

全文：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有着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古代劳动人民在土壤耕作过程中,非常注意采用各种技术对土壤性质进行改良,以期土壤保持长久不衰的肥力和高产出率。 古代人民通过粪肥施用、耕作、种植、盐碱土改造等措施,来改良土壤。中国古代土壤改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这包括古代对土壤结构与性状的认识、“地力可变”的思想、“地力常新壮”的学说以及土壤“治之得宜,皆可成就”的理论。古代在土壤方面的认识有土壤结构、有机质、吸收性能、盐碱性等四个方面,这些认识是改良土壤的重要前提。施用粪肥是中国古代土壤改良技术之一。古代“粪壤论”与当代土壤培肥,意义上基本一致。古代土壤施肥技术是一个整体,既有肥料的积制、保存措施、施肥技术,又做到了合理施肥。合理施肥包含“三宜”施肥以及“亲田法”等。“三宜”施肥,是指因时、因地、因物施肥。这对提高和保持土壤长期肥力,取得了良好效果。中国古代通过合理耕作和种植来对土壤进行改良。耕作,包括北方旱地蓄水保墒耕作、南方水田熟化土壤耕作、以及因时因地耕作对土壤性状改善。北方旱地耕作有耕耰、耕耱、耕耙耱三个阶段,南方水田有耕耨、耕耙、耕耙耖三个发展时期。合理种植技术,则包括轮作复种、间作套种、各种种植制度综合运用等。选择适当的种植方法,不仅提高了土壤肥力,也可以获得较好收成。古代还对包括盐碱地和冷浸田在内的中低产田进行了改良。古代盐碱地改良技术主要有：引水种稻洗盐、淤灌压碱、深翻窝盐与压砂抗碱、生物治盐等。冷浸田则是通过深耕冻垡、熏田暖土、烤田、施石灰、草木灰、骨灰等措施来实现。中低产田改良,一方面扩大了土壤耕种面积,另一方面提高了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在现阶段我国土壤环境状况堪忧,包括土壤污染严重、肥力下降、土壤次生盐渍化等问题。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土壤改良技术,对于当前土壤施肥、中低产田改造、土壤生态保护等,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

作者： 张祥稳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乾隆时期   康乾盛世   自然灾害   灾害史   荒政  

描述： “自古圣王之世，水旱之灾亦时有之”。康乾盛世时期的乾隆朝也不例外，它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期之一。乾隆朝60年间，自然灾害的种类多，发生的频率高，被及的范围广，涉及的人口多，产生的危害大。面对频仍的自然灾害，乾隆在发出“灾民实可怜”叹息的同时，命令大小官吏，要把民饥民困视作己饥己困，务必以拯灾恤

全文：频仍的自然灾害，乾隆在发出“灾民实可怜”叹息的同时，命令大小官吏，要把民饥民困视作己饥己困，务必以拯灾恤困为“国家第一要务”，“宁可国家多费帑金，断不可令闾阎一夫失所”，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拯灾救荒

中国传统水车研究

作者： 方立松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传统水车   农具史   农田灌溉  

描述： large-scale farming tool that can water continuously from the ground-surface water in the rivers, lakes, or pools, and is mainly applied to lifting water to the high ground or drain water in the low-lying farmland. Due to the reason that the traditional

全文：传统水车,即人们通常所称的“翻车”和“筒车”,是一种能从江湖河塘等地表水中不间断持续汲水的大型农业机具,主要用于高地提水、低田排水。由于某种程度上,传统农业是灌溉农业,所以车灌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我国南方稻作区,水车是家家必需之物。人们用它进行排灌,来调节和改变农田水分状况和区域水利条件,达到符合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通过排灌,一方面扩大水田灌溉面积,实现增产,另一方面减轻水旱灾害损失,达到保产。传统水车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也不断发展与完善,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产生时间早。距今有一千八九百年,比西方水车早一千五百年。二是种类繁多,形制复杂,动力多样。为适应各地水文、地理等自然条件的复杂性和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需求,传统水车因地制宜发展、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翻车有手摇翻车、脚踏翻车、牛转翻车、水转翻车,筒车有水转筒车、驴转筒车、高转筒车、水转高车。动力除人力外,还有畜力、水力、风力。传统水车是中国传统灌溉器具的代表。三是应用广泛、推广力度大。不仅在南方稻作区普及,而且扩张到北方,还远播海外。四是经济效益显著。水车技术的进步,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巨大。 传统水车最早为东汉末年毕岚创制、三国马钧改良,时称翻车,为后世龙骨水车之前身。翻车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从江湖河渠中汲水的新纪元,预示着灌溉史上水车时代的到来。翻车随南迁的移民来到南方,成为南方水田排灌的重要器具。唐宋时期,随着南方经济中心的确立,翻车在南方日益普及,尤其在平原水乡大显身手,为南方稻作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筒车产生于唐代,是一种依靠水流转动的灌溉器具。水力的利用,是水车技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宋以后,筒车开始兴盛,在南方一些山地丘陵水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得到推广,成为山地灌溉之利器。宋元时期,传统水车经过不断演进、定型,渐成体系。明清时期,传统水车进一步完善,出现了两极化现象：一种是小型化的拔车；一种是大型化的风力翻车和兰州水车。风力的出现把传统水车技术推向了第三个高峰。近代以来,传统水车发展停滞不前,在先进的新式排灌机具面前渐显颓势,虽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改良,性能有所改善,但终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被新动力排灌机械取而代之,于八九十年代渐渐消失在田间地头,垄断了近两千年农田排灌的水车时代就此终结。 传统水车内部结构复杂,制作工艺难度大,“关楗颇多,必用木匠可易成造”,它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造物智慧,内含深刻的古代中国人的设计思想,即随地所宜；工役俱省；善假于物,凭智巧先；一器多用。通过对传统水车结构设计、工作原理、材料工艺、视觉设计等的解剖和分析,可以了解传统水车的技术信息,而对每一种水车的工作原理图、三视图、整体结构图、局部图等的大量绘制,则使水车形象更直观和具体。 传统水车是人们生产生活重要的汲水工具,用途广泛,它不仅普遍运用于灌溉与排涝等农业生产领域,而且在济漕保运、沿海制盐等非农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统水车虽功效显著,但在实际应用中灌溉能力、灌溉效率存有差异。总体上,无论从能力还是效率上,筒车为最高,其次是风力翻车和畜力翻车,再次是脚踏翻车,最后是手摇翻车。 明清时期是传统水车推广力度最大、应用最普及的时期,这不仅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环境,而且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如蓄、引、提一体化；水车与各种水利设施紧密配合；水车作为灌溉过程的终端技术得到重视和应用；一些地方官把水车作为惠民措施积极推广等。这一时期传统水车分布区域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在我国东南、中南、西南、北方等广大区域里都有水车应用与推广的大量文献记载,特别在江浙、两湖、两广、四川等地,不仅各式水车都有用武之地,而且形成了区域特色。随着稻作区的扩大,水车在北方也得到了大力推广,尤以京津地区和西北兰州地区最为典型。传统水车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缩影,它在风力出现后并未进一步发展到机械动力,而长时期陷入停滞时期。用技术传播理论分析水车技术传播链中给体(木匠)、中介体(地方官员)、接收体(农户)三个主要环节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封建社会里三者关系中的先天性不足,即给体和接受体过于弱小,中介体过于强大。官强民弱使水车发展缺乏自身内在动力。 传统水车对社会与百姓生活的渗透与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水车所有权和水车资源调剂,反映了水车拥有权背后的农村社会阶层属性和传统社会的人际特征。关于水车的各种传说以及水车生活形成的种种习俗与禁忌,揭示了千百年来水车对百姓生活、信仰、价值观的影响,如稻作区广泛存在的水车崇拜是一种龙崇拜,反映了中国人世俗信仰和实用的价值观；在水车上的写字习俗寄托了农家对水车带来丰收的美好愿望；水车号子、女人车水、水车鼓是水车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习俗,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江南农家特有的车水生活原貌。水车与文化的关系是互动的,一方面,水车对生产生活的渗透是深层次的,形成了特有的水车文化现象；另一方面,水车文化反映了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和价值取向。 从机械史角度来看,水车结构复杂,有连杆曲柄结构、轮轴齿轮机构、链结构、自动调节结构等,体现了中国古代机械的特点,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和成就,主要表现在技术的创新性、综合性、互补性上；从动力上看,由人力、畜力逐渐上升到水力和风力自然能的应用,几乎达到我国古代动力应用的最高峰,代表了我国古代在动能利用上的卓越成就；在精耕细作农具体系中,水车作为水田农具体系之子系统,代表了中国古代灌溉器具的最高水平,难以替代,它与耕种等其他农具系列互相配合,发挥各自作用,共同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撑。中国传统水车在属于它的那个时代,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是传统水车技术的发源地。唐以后水车不断外传,东传朝鲜、日本,南传东南亚,西传西方。传统水车的外传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农业文明的独特贡献,在中外科技交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传统水车原先的灌溉功能消失后,人们把它作为旅游景观来开发,把它当作农业时代的符号在现代媒介中显现,传统水车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重新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力,凸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 我们研究水车的目的,不是推崇传统水车体现的技术内涵和技术高度,不是返回到传统民间社会生活状态下,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而是寻觅传统的历史遗产对于现代社会的有益启示,毕竟现代科技的进步已使它逐渐成为一道景观。这种启示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是技术的进步只有结合自然环境才能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二是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能源；三是传统水车的核心文化价值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

汉代农业生产管理研究

作者： 黄富成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耕文明   小农经济   农业技术   汉代   农业生产   政府管理  

描述：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两汉时期，为巩固集权统治地位，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干预的程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性要素，如土地配置、人口流动、技术传播、铁器布控、经济交流乃至农本文化的宣教、农田开发等因受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及制

全文：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两汉时期，为巩固集权统治地位，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干预的程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性要素，如土地配置、人口流动、技术传播、铁器布控、经济交流乃至农本文化的宣教、农田开发等因受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及制度管理的机制制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作用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而各异。本文通过探讨汉代政府管理机制对农业经济各种生产资源要素的引导和诱使，基本揭示了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宏观面貌，诸如小农经济在西汉整体性发展的原因、区域农业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江、淮等地在西汉一代农业经济发展长期滞缓、铁农具的发展与普及区域间差异较大的原因、农耕文化流浸的社会诱因以及农田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等，这些农业进程中的社会、经济现象均与政府管理的各种机制作用息息相关。由于技术在农业生产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更多关注了技术各构成要素形式及其在政府管理机制作用下对资源开发的途径、对于经济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对于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的经济绩效关系分析等。 在内容上本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章：汉代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管理。阐述小农经济形态的发展与形成，春秋战国是小农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形成期，文章认为秦汉则开始从法律地位上具体实践这种与集权体制匹配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结构均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单位，在生产上实行家庭内外耕、织结合的经济形式，在种植结构上分为大田主业谷物生产和桑麻瓜果蔬菜等副业生产。三杨庄汉代民居和农田遗迹的出土具体体现了这种小农家庭的经济生产结构。土地是小农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拥有法律意义上的私有田宅不仅是小农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也是政府“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伦理思想的体现。政府通过减税、“以律占租”、灾免、借贷、假田等法律确认的形式培植和维护小农经济个体的普遍发展，在承认小农私有财产权利的同时，也规定小农必须承担的赋税徭役等法定经济义务。但土地产权的自由流动也使小农容易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小农生存及其生产环境的管理，一方面重视民的本位作用，另一方面极力维护小农的土地权益及在农业生产中享用基础设施。总之，小农经济作为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是政府农业生产管理的核心。 第二章：汉代农官制度。汉代的农官系统是政府财政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农业生产管理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收入直接归中央大农或少府；武帝时的屯田开荒、农田水利及告缗田的开发等，大多由中央大农等直接管理，税入大农。农官系统只负责经济税赋征收而不治民。地方职官对农业生产管理的范围较为广泛，承担着治民和发展经济的政治和法律义务。职官“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文化政策、促进技术流传、督察农业生产等活动，既是他们的行政职责又是其法律义务。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管理是政府干预农业经济的本质体现，在内容上注重土地开发、人口增减、赋税征收及高产、宜地作物和农业技术的推广等。而“力田”这一阶层所代表的乡村社会靠种田起家的中小地主，成为政府在乡村社会宣教“重农”思想的代言者，不仅承担大量税赋苛责，也是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章：汉代铁农具的铸造与监管。铁器为田农之本，铁农具的应用和进步直接体现了农业发展的水平。铁官制度是指政府垄断铁器的生产、冶铸与销售渠道，铁器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经济战略物质成为政府调控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铁器官营后，铁农具实行标准化的工业生产，其质量监督和监察有一套完整的铭文标识体制。文章着重探讨了文献中提到的农业生产中的“大器”，认为“大器”就是“代田法”推行过程中，由大农相关专门机构研发的起翻土作用的带犁鐴大铁犁。由于它是铁官标准化生产的专用器物，价格昂贵，体积较大，不给也不适用于小农生产，因此“不给民用”。但翻土部件的出现为以后铁犁形制的发展与改进奠定了技术基础。铁农具的流传与普及与汉代区域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关：西汉前期，对周边外族实行封锁，铁器冶铸技术及产量尚有局限，这一时期许多地方木铁农具并用；西汉中后期，由于区域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在基本经济区和北方屯区，铁犁牛耕的发展已基本普及，而在江、淮、西南和岭南等地，受限冶和供铁作用，农耕业的发展仅集中于内地移民集聚地区，铁器农耕的发展并不普遍，铁农具所占比例较小；东汉时江淮、江南等地农业发展较快，至汉末，许多宜农地区已基本普及铁农具。铁农具区域发展的阶段差异体现了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 第四章：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农田开发是在政府的统筹组织下进行的，尤其是大规模毁林开荒、变牧为田的屯田垦荒及农田水利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土地原有的生态面貌，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耕地扩张、安抚流亡、经济增产等效果，但由于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匮乏以及大规模引浑淤灌对湖沼滩泽的堙没及滩区内的农田开发等，还是导致了局部的环境灾害，尤其是不当的水利工程因取排水失误还会导致土壤重归退化。江淮地区陂塘蓄水灌溉工程的发展对于改变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化害为利，改善农业生产的水域环境及人地宜居环境关系的改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后世江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农田开发及水利建设中管理不当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足以警示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 第五章：农业生产的区域政策与区间交流管理。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是依据集权统治的政治利益需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四种较为明确的区域经济政策，即保障基本经济区的发展、移民实边、贬抑诸侯、虚治东越等政策影响了西汉后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区域间的农业经济联系与交流体现了区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区间生产力差异。与西北及北方外族农业经济的交流，在输出与引进的经济互惠过程中，更体现了汉民族兼融并蓄的精神风貌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与扩张，尤其是汉与匈、羌、乌桓等北方部族的边境互市贸易以及与西亚诸国的经济交流，不仅成为维系双方关系稳定的重要利益纽带，而且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途。政府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投资与人口流动等促进农业生产技术在各地的传播，在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同时，有力地推动农耕文化在落后地区的发展，利于统一的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第六章：结语：历史的启示。我国两千余年来“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今农村经济发展和土地改革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通过揭示基本经济区农业经济转化的方式与手段，认为政府对农业经济资源控制与管理的机制和技术进步与流传的形式不仅是历史时期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且同样可为当前紧张的农业生产资源提供更多手段的管理模式与实现效益增扩的途径；由于我国各地因资源、技术水平的差异，区域经济存在较大的联系和互补性，通过政府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对农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过程中，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农田生态环境是大环境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应以促进环境和谐为前提。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大农田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二者的良性循环是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基础。 总之，通过客观评述汉代政府管理的制度机制对各种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形式、实现途径及影响范围，即经济组织效率和管理机制的关系，可了解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管理组织结构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促进或抑制作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绩效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即在国家力量作用下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对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各种要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主导和诱使作用。通过对汉代社会基础制度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绩效方式的剖析，基本可明白汉代农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面貌。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体制障碍，推动“三农”问题解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现实的借鉴与警示意义。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

作者： 朱世桂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12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业科技   科技管理   农业史   科技体制   近现代  

描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

全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来保障,但我国历史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弊端,如条块分割,农科教分离、科技经济脱节、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探索农业科技体制形成与改革创新方略,为农业科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组织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体制问题一直是科技界讨论关注的热点。围绕农业科技体制人们在讨论中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体制的弊端、运行障碍及其克服的办法,至于当前科技体制是如何形成、特点如何、体制问题的根源如何产生、国家在构建科技体制过程中有那些经历、受哪些因素影响、产生了哪些启示等,探讨不够全面系统,历史性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也比较零散。农业科技体制一般涉及到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内容,本论文以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这一百年为经度,以各时期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为纬度,面对前人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科技体制形成及发展本因研究的缺憾,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一百年来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体制百年变迁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并对各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了不同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国情、政府政策等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一些特点、历史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完善发展的战略对策。 第一,分析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萌芽初创时期(1897--1937年)体制化过程与创立情况,得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近代社会力兴改革变法的政治环境、振兴实业改良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开始重视科技引进西方农学的科学文化氛围下创建产生。来自政府和社会两方面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动力量,以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以设农政,建机构,开展农事试验研究,奠定体制化的组织基础；以组社团,促交流,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办法》等规章,构建了农业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农科组织基本框架,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将农业科研管理逐渐从农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组织机构日渐发展,形成我国农业科技体制雏形。 第二,重点描画了1937年以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日占区不同区域农科体制形成及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国统区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原中央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建立了以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农业推广制度,以及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开展科技奖励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初步构建了注重技术试验推广应用的边区农业科技体制,为解放后创建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奠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建设经验。日占区日伪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优先开展见效快生产上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了一批农事试验机构,构建了科研计划目标明确、组织结构较为完整、设施相对配套齐全的日伪农业科技体制,为东北等地解放后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三,按1949—1957年和1958—1978年两个阶段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业科技体制重新构建与波动调整的历史内容,分析了组建独立的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县建“四级农科网”等新的农业科教体制形成过程,肯定了在集中型计划管理体制下协作攻关科技组织方式的制度合理性,梳理了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的历程,探讨了农业科技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管理方式、农科组织体系隶属关系多样、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重复分散的历史成因。 第四,全面回顾总结了1978年起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及成效,既反映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导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成效,又对以科技拨款方式转变为主的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基础性、公益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的矛盾与困惑,进行了客观描述等。 第五,历史地探析了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作用。 第六,运用综合集成等方法,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历史演变特点,和从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发展的影响。最后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启示,分析梳理了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科教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战略思路,建议侧重在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建立健全多元价值的科技评价制度等,将为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历史科学的参考依据。

中国古代害虫观念与防治技术研究

作者： 龚光明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观念   防治技术   农作物害虫   中国古代  

描述：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丰歉直接关乎社会稳定、人类幸福。因此,农业害虫一直受到关注,人们不断探索、总结其规律及应对措施。在生产实践中,害虫观念、防治技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与更新。不同时期害虫观念的变化对防治政策的制定及防治技术的实施产生深远影响。 古代农业害虫以蝗、螟、好蚄及未知名害虫为主,次数依

全文：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丰歉直接关乎社会稳定、人类幸福。因此,农业害虫一直受到关注,人们不断探索、总结其规律及应对措施。在生产实践中,害虫观念、防治技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与更新。不同时期害虫观念的变化对防治政策的制定及防治技术的实施产生深远影响。 古代农业害虫以蝗、螟、好蚄及未知名害虫为主,次数依次为902、65、38、111。其他害虫只是零星为害。蝗灾数量、为害程度远超出其他害虫。各种虫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但发生月份稍有不同。一年十二个月均有蝗灾和未知名虫灾,有三个月无螟灾、五个月无好妨灾。各虫灾爆发的最高月份均不同,但都在夏、秋季。虫灾频率除明清稍低于前代外,基本呈递增趋势；波及的地域范围,后代都比前代扩大。 不同时期害虫观念、防治技术各具特色,但也有共性。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认为天地人是统一整体,相互间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和谐的伙伴。只有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才能健康有序、没有灾害。先民还认为生养万物是自然的本性,昆虫万物和人类都是自然的产物,具有同样的生存权。人类应视其为自己的同胞、伙伴。作为地球上的平等公民,昆虫也有满足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它们在自然界处于特定的位置,起着独特的作用。自然界固有的食物链关系使所有事物关联在一起,对人类无用或有害之物,对它物却必不可少,最终也会和人联系起来。 在此观念指导下,先民认为人类背离自然的活动破坏了自然的平衡,致使阴阳失调、产生害虫。主张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及农业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作用防治害虫,反对把害虫视为有害生物。因此,强调顺天时、尽地利,充分把握与利用各种自然因素,使农作物在最有利的环境下生长、发育,从而增强抗虫性能。在应对害虫的具体技术上,尽管各有差异,但都主张多种技术综合利用。其中农业和生物技术因充分体现了自然控制作用而更受重视,各代害虫防治技术则在继承中不断发展。 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害虫防治,各从不同角度制定了防治政策,以提高防治效果。但不同时期受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害虫观念仍呈现出多样性,并产生与此相应的防治技术。 先秦,因认识相对贫乏,人类对自然充满敬畏,把自然万物神秘化。产生天降害虫的观念,因此祈神消灾成为应对害虫的主要方法。在农业实践中认识到“失时”产生害虫。并通过各种“时禁”约束人类不合时宜的索取行为,设有相应官职确保禁令的执行。但除虫官职及其所用药物主要针对室内等害虫而非农作物害虫。强调“得时”与深耕防除害虫。本文认为,先秦并未采用火烧蝗虫技术。 秦汉,董仲舒提出灾异“谴告”说,认为害虫是人事过失引起上天的反应,人事是因,灾害是果。因此要求人君及时警觉、改过以消除虫灾。但王充认为天是无意识的客观存在,不会对人事有所反应,各种祥瑞、灾异都是自然而然,害虫也如此,反对灾异谴告说。汉人认识到害虫发生需要一定的温湿条件,有其自身的规律。已开始遣使捕蝗,并采取激励措施。除适时播种防治害虫外,还主张保存新雪以冻死害虫,及通过处理种子防治害虫。应对蝗虫主要是人工捕杀及挖沟捕蝗技术。 受天人感应说影响,魏晋南北朝也认为害虫是人事过失所致。玄学家则从“天道自然”的角度,认为昆虫万物都是自然自生自化的结果,主张人类活动应遵循自然法则,否则就有虫灾。认识到害虫不喜食黍豆,对蝗虫由卵至成虫的演化过程及钻土习性有了精细的观察。政府明令禁止昆虫未蛰放火烧田,以免伤杀昆虫。农业技术方面,一方面认识麻等作物重茬易生害虫,提倡合理轮作。另一方面注重培育抗虫品种。已出现坑埋蝗虫法,但因未能把握蝗虫钻土习性,致使蝗虫钻土复出继续为害。开始利用害虫天敌防治害虫,表明人类对自然事物间相互制约关系的认识,进而发展为有意识地利用、保护天敌防治害虫。 隋唐五代“德化”说盛行,认为蝗是天灾,是人君失德所致,只要人君勤政爱民、修德改过,虫灾就会消失,不能以人力捕杀。但姚崇反对此说,他以事实证明蝗灾可治、应治的观念。同时儒、佛、道并行对害虫观念产生一定影响,认为昆虫万物和人类享有平等的生存权,人类应像关爱自己那样关爱万物,反对在万物生长发育之时大兴土木损害昆虫,主张给它们正常的生长繁育机会。除遣使捕蝗外,隋唐还设置救灾使职,通过监督、安抚等措施加强中央对地方灾害制度的管理,地方也设有相应官职。认识到蝗虫惧怕幡帜、金声的特性,从而利用它吓跑蝗虫。姚崇把火烧和坑埋结合起来取得治蝗成功。此外,对鸟类天敌有更深入的认识,有八哥、鸥、雀等9次鸟类食虫事件,包括吞食蝗、好妨及未知名害虫等,并下令禁止捕杀益鸟,突出人类对害虫的天敌重视。唐代已出现挖掘蝗卵的史料,并对蝗虫下卵之地的特征及蝗卵化蝗的条件有所认识。因蝗灾破坏农业收成,唐代饥饿的百姓始食蝗。 宋元认为生养万物是天地的本性,人类关爱他人、它物的生存就是保持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不仅要把所有的人当成自己的同胞,也要把所有的物看成自己的伙伴。破坏相互间的和谐关系,就会产生害虫。理学家还从求“理”的角度对自然作了探索,朱熹认为人对自然的调谐作用可使五谷丰收,不发生旱蝗灾。但由于宋元祭祀活动盛行,祈禳消灾的观念、行动都较为常见。宋代两次制定治蝗法令,对捕蝗领导、监督、措施、损苗赔偿及捕蝗不力者的惩治等方面都作了严格规定,以实现捕蝗的良好效果。金代政府也积极参与捕蝗管理,制定了“坐罪法”,并颁行《捕蝗图》。元代则制定了蝗旱灾害的申、检等制度,使虫灾管理更趋制度化。多次颁布法令,责成地方官于虫蝻生发时扑打、申报。并诏令州县正官通过翻耕或焚烧解决蝗卵问题,以防次年滋生蝗灾。陈旉从气的运行原理认为害虫是气的正常运行受到破坏、偏离常规所致。董煟则主张针对蝗虫早晨沾露不飞、初生不能跳跃的特性捕杀,提出以鞋底蹲地掴搭蝗虫。元代认识到田地荒芜容易滋生害虫,从而主张保持田间整洁,破坏害虫得以产生的环境条件。宋元在继承前代防治技术上有所创新,对深耕耙细防治害虫的原理有了深刻的认识,认为禾苗扎根在细实的土壤中,便于吸收水肥等资源,生长茁壮,增强抗虫的性能。陈勇的“地力常新壮”理论主张施肥要因时、因地、适量,庄稼长势旺盛,自然不生害虫。除主要关注传统害虫外,宋元对害桑诸虫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提出防治方法,值得称道。 随着明清对自然认识的提高及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注重探索害虫原因,并把去除害虫、保护庄稼作为害虫防治的唯一目的。蝗灾可治、应治的观念已为多数人接受。明清注重加强害虫防治制度建设,前者确定官员定期巡视制度。后者则使治蝗更趋制度化,从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员都要尽心捕蝗,否则将受到处罚。确定了捕蝗行动的集体协调原则,并责令临近州县协助捕蝗,及时修正了捕蝗行动中存在的弊端。明清对害虫的认识,突出表现在对蝗灾发生的时间、地点、食物等方面的总结,进一步证明了害虫发生的客观性。具体防治技术多属对前代的继承,运用中更注重实效。明清水旱轮作技术防治害虫得到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棉稻等轮作,较大程度地改变了环境,抑制了害虫发生。并系统介绍了棉田害虫的种类、防治技术。值得关注的是清末出现以药剂直接杀除农作物害虫的现象,并始用药物合剂,这与以前各代主要用于预防及针对室内、花卉害虫等有所不同,从而反映了害虫观念的某些变化。生物防治也由利用天敌发展到利用鸭等家禽。 因此,借鉴古代害虫观念与防治技术,成为现代农业持续发展及害虫防治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尽可能保持自然的和谐状态,构建害虫防治的生态伦理观念,从生物多样性角度明确害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利用自然控制作用预防害虫；另一方面,在非介入人类干预不可的情形下,尽可能把所有现存技术考虑在内,实行害虫综合防治。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

作者： 陈恩虎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业经济   农业发展   明清   巢湖流域  

描述： 区域农业经济研究是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门课题,至今已有许多成果问世。相对而言,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的研究较为滞后,并且研究领域和成果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其主要原因应当是学术界常常会以明清时代的巢湖流域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不具备“典型性”为由,漠视了对巢湖流域的经济研究。因此,努力填补明清

全文：中的比较法,分析巢湖流域与安徽省其它区域、本地区前后期的关系、异同和兴衰。选题研究的主干性材料为地方志、家谱一类的地方文献,并充分发掘现存的文书资料,对《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1卷和第2卷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