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潜乡土　挖掘生命底色

作者： 祁宗芹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05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荒诞化   苦难命运   权力体制   生命力  

描述： 侧重中国乡土社会生存体制的理性批判,虽力度不够但已初显思想锋芒。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作家本人世界观、人

全文：洞》、《日光流年》、《年月日》等作品标志着作家由对乡土的理性批判转向民间乡土社会挖掘人的生命本能的原始正义,以此拯救现代社会日益萎顿的生命个体,唤醒他们原初的生命意识。正当人们担心作家困守在苦心经营

庄子生态美学思想研究

作者： 赵凤远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重生观   庄子   天道观   齐物观   生态美学  

描述： 庄子是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而轴心时代产生的思想几乎蕴涵了后世所有文化观念的因子,从而能够长久惠及后世并具有永久的价值。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现实与

全文：庄子是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而轴心时代产生的思想几乎蕴涵了后世所有文化观念的因子,从而能够长久惠及后世并具有永久的价值。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现实与

《诗经》中生活习俗研究

作者： 王志芳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活习俗   考古发现   综合分析   《诗经》   文献记载  

描述： 《诗经》以其记载历史的真实性和记叙内容的丰富性，加之诗歌特有的简洁、凝练、含蓄的艺术性，激发着历代学者的研究热情。许多学者从民俗学角度关注其中的生活习俗，挖掘和探究其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考古资料逐渐被引进《诗经》研究领域，推动了《诗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在借助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全文：《诗经》以其记载历史的真实性和记叙内容的丰富性，加之诗歌特有的简洁、凝练、含蓄的艺术性，激发着历代学者的研究热情。许多学者从民俗学角度关注其中的生活习俗，挖掘和探究其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考古资料逐渐被引进《诗经》研究领域，推动了《诗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在借助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和丰富的考古发现，通过文字记载和考古实物的有机结合，对《诗经》表现的诸多生活习俗予以综合考察分析，并通过探求交融了宗教信仰、生态条件、经济方式、社会制度、民族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生活习俗，再现历史的细节和真实，带读者进入《诗经》的时代，去接近质朴、粗犷的远古世界，从而了解先民的伦理观念、道德信仰、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情感意志，进一步强化人们对《诗经》史料价值的认同和肯定。 本文从《诗经》记载的纷繁复杂的习俗中，选取了最贴近民生的农耕、采集、渔猎、畜牧等物质生产习俗和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婚姻等社会生活习俗，共九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分析。 一、农耕习俗研究 农业生产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物质生产门类，先民根据已经掌握的物候知识，按照时序、节令的不同，有步骤地安排各项农事活动。耕种方式经历了火耕、耜耕、犁耕、牛耕等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诸阶段。耒、耜、斧、斨、钱、镈、銍、錡、銶等生产工具，被用于整地、中耕、收获、加工等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通过相土、开荒、整地、选种、播种、保苗、除草、灌溉、除虫、施肥、收割、晾晒、入仓等一系列耕种过程和管理方法的实施，先民将会收获麦、黍、稷、稻、粱、菽等粮食作物和瓜果菜蔬以及桑、麻、葛等经济作物，并将这些农耕生产所得广泛用于饮食、祭祀、酿酒、养蚕等各个领域。先民从事农业生产时，除运用科学方法以外，也举行典礼仪式，从而形成了藉田劝农、祈报求丰、预卜祈雨等一系列农耕信仰习俗。 二、采集习俗研究 《诗经》反映了商周时期仍与农耕生产并存，在先民的物质生产中占重要地位的采集劳动。从事采集工作者以女性为主，采集者借助简单的工具，于山涧、泽畔等处采摘品类众多的野菜和果实。这些采集品除供食用外，还被用于养蚕、纺织、祭祀、医药、制衣、包裹、缩酒，甚至被用为传情达意的媒介，服务于先民生活的诸多方面。先民通过采集劳动，逐步熟悉了季节的变化和植物的生长规律，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知识。 三、渔猎习俗研究 渔猎是人类早期的谋生手段之一，商周时期的先民运用网渔具、钓渔具以及其他形式的杂渔具，展开了内陆水域和近海的捕捞业。这一时期出现了人工养鱼。丰富的渔业产品除了为人类提供鲜美的食品外，还被用来祭祀、蒙鼓、装备武器等。先民根据不同的狩猎对象选择不同的工具和方法，被猎获的动物满足了先民对肉食、皮毛、角骨等的需求。统治者的大规模田猎活动又具有娱乐、阅军、习武等性质。 四、畜牧习俗研究 畜牧业是从狩猎经济发展而来的，商末周初是畜牧最蕃盛的时代，这一时期饲养牲畜基本采用圈养和放牧相结合的方法，主要驯养马、牛、羊、猪、狗等家畜和鸡、鸭、鹅等家禽，各种禽、畜被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于夏商时期的相畜术至春秋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五、服饰习俗研究 服饰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外在表现，从《诗经》记载中已经能够看出相对稳定的服饰形式和逐渐完备的服饰制度。其时，衣服的原料主要来源于丝、麻、葛、草、皮等。先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纺织、印染技术。各种质地丰富、种类繁多的佩饰是服饰最绚烂多彩的组成部分，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感受和追求。周代后期，服饰被纳入了礼治的范畴，成了礼仪制度的载体和表现形式。 六、饮食习俗研究 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饮食习俗在人类各种生活习俗中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诗经》的记载反映了以农业为主、饲养业为辅的生产经营方式对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从而形成的以粮食作物为主食，以各种动物食品、蔬菜为副食的基本饮食结构。随着各种饪食器的不断改进和丰富，蒸、煮、熬等逐渐取代烧、烤而成为主食烹饪的主要方法。这一时期的菜肴按烹调方法的不同，大致有炙品、醢、羹、脍、脯、脩、菹等类型。盐、梅、酒、饴、花椒等各种调料的运用，为烹调艺术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先民运用凌阴贮冰和井底冷藏等方法储存食物。饪食器和饮酒器的系列化增加了饮食文化的丰富性。 七、居住习俗研究 在《诗经》所记载的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存在着地穴式、窑洞式、地面式、干阑式等各种形式的居宅。由夯土、版筑法建成的土木结构的居宅，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主流。先民根据相应的标选择更有利于生存的居住地和确定更科学的建房时间。居室内一般陈设有筵、席、几、床等家俱。 八、交通习俗研究 人类进入定居阶段以后，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交通设施的修筑，商周时期，道路、桥梁等设施的修建和维护在国家政务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车、马、舟船等交通工具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方便。交通设施的修筑和交通工具的运用，使人与人之间由此及彼、由近而远的交往和物物交换打破了地缘的局限，为社会生活的丰富提供了可能。 九、婚姻习俗研究 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是先秦时期已经确定了的谈婚论嫁的程序。《诗经》所反映的时代已经进入专偶婚时期，但远古群婚、对偶婚等遗俗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出现了婚姻形态多元化的特点。媵婚是贵族阶层诸多妻妾的一个来源，同姓不婚是周代婚姻习俗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本文侧重于从民俗学和考古学角度，选取了《诗经》中记载的农耕、采集、渔猎、畜牧等物质生产习俗和衣、食、住、行、婚姻等社会生活习俗，进行了综合考察分析。《诗经》中以诗歌这种艺术语言表现出来的诸多生活习俗，基本上能找得到与之相应的考古实物，并有《诗经》之外大量古典文献予以资料的支持。《诗经》记载和考古实物相互印证，说明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一致性，从而充分证实了《诗经》对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诗经》是诗，同时也是史，它以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保存了翔实的历史、文化史资料，承担了记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重任。

新时期村落叙事中的家族观念

作者： 邓妍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家族观念   血缘共同体   伦理传统   家族衰变   村落叙事  

描述： s which use family

全文：新时期以来,以村落为叙事主体的小说数量繁多且影响力大,其中,以家族制度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更是在文坛占领了巨大空间。很多部史诗性、个性化乃至里程碑式的作品都诞生于这段时期,引领了农村小说的又一高潮。乡村生活作为中国最典型的生存模式,一直是作家偏爱的创作题材,尤其在新时期作家笔下,以再现各种历史阶段、各类农村人物为主题的作品越发精彩纷呈。但是截至目前,学界将中国农村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来分析家族制度及其影响的研究文章还并不多见,可以说本文展现的是这类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也希望能在这个独特角度上有自己的创新。同时,作为与其他社会学科有交叉点的研究领域,将文学作品中的村落叙事与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家族制度相结合也是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与发掘方式。 中国北方农村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封建传统因素。在传统的视野中,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以家族化合作为根基的,而农村小说所表现的家族观念则是最有代表性的。农村小说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赤裸裸的反应了人性的真实面,而村落叙事传统又恰到好处的反映了中国农民心中不可回避的封建性和传统性的压抑,这也让全体中国人在心理和行为上,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中国特有的家族文化烙印。稳定与缓慢的农业文明所带来的安全感与舒适度已经让几千年的国人沉湎于中,甚至如今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心中还弥漫着浓郁的怀旧情绪。但是,反观现实又会发觉,新的商品化物质力量早已开始动摇乡村中国最为坚固的家族文化和家庭观念,传统的村落制度和家族观念也在经济转型中不可避免的面临着瓦解与衰变。所以,我们仍需探讨的是,这种经济基础的转变是否真的能够冲垮原有的乡村传统,甚至颠覆整个乡土文化与乡土人格的构成。 本文的论述内容主要是:在序言中,总体阐述新时期农村小说的基本特质和代表类型,以及本文的研究特色与创新点;在第一章中,主要论述中国乡村生存逻辑与家族观念的文化氛围,包括对村落叙事和家族观念的具体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引用作品来详细阐释自给自足与互助合作背景下的中国农村伦理,以及封建遗存与伦理规范下的中国家族传统;在第二章中,主要论述对象为中国人特有的乡土情结与血缘共同体理念,这部分内容包括人物亲缘情感与乡土崇拜、村落叙事传统特有的外族排挤、宗族械斗与代际纷争等,并结合大量作品详尽地分析了村落叙事的代表类型与特性;在第三章中,论述的是由前两章延伸出的命题——村落与家族叙事模式下的中国社会进程,涵盖了村落解体与家族衰变背后的深层隐喻,以及家族观念在村落叙事中的转变:传统沿袭与现代转型等内容。 本文论述所涉及的作家作品较多,包括从八十年代的经典文本开始截至当前最新锐的发行作品,主要援引对象为北方中原地区相对古老落后的村落(也比较引用了南方两湖一带风情小说)。本文论述中所指的村落则不仅包括现实中农民们祖辈自发聚居的自然村,还包括已由基础的农耕方式转变为手工合作的广义村镇,或者在改革开放中发家致富的新农村。表现出家族观念的农民们也涉及各个年代、各种类型、各种阶层,具有广义的、较为丰富的代表性。

论阮籍、嵇康的隐逸意识

作者： 杜建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命意识   隐逸意识   嵇康   理想人格   阮籍  

描述： to a more profound level, This article wishes to Ruan Ji, Ji Kang to make sense of the Recluse 1 system carding,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全文：阮籍、嵇康早年皆有治平之志,但魏晋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于是,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试图在逍遥与超越中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其诗文中所焕发出的隐逸意识把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学推向了一个更为深邃的境界。本文旨在对阮籍、嵇康的隐逸意识作一系统梳理,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章:阮籍、嵇康隐逸意识的历史渊源及时代背景。先秦儒道隐逸观(特别是道家庄子隐逸思想)对阮籍、嵇康有着重要影响。阮籍、嵇康早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之后因为现实的需要接受了道家思想,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二者既有矛盾,也有调和。此外,阮籍、嵇康隐逸思想的形成也离不开其所处的具体时代环境,魏晋玄学作为当时一种新兴的哲学思潮,是他们隐逸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二章:阮籍、嵇康隐逸意识的演变。阮籍、嵇康的隐逸意识并非自始有之,而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阮籍、嵇康早年皆有“济世之志”,渴望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但司马氏集团的残暴统治迫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最终,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走上隐逸的道路。一方面以避祸全身,另一方面幻想通过隐逸实现对现实的超越。 第三章:隐逸意识的文化内涵。阮籍、嵇康的隐逸意识既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在其放达任诞的隐逸行为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他们的隐逸不单单是为了避祸全身,而是对传统的勇敢反抗,这体现出他们内心深处浓烈、深沉的生命意识;与此同时,他们还努力追求一种理想人格,试图以此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他们淡泊名利,超越了世俗功利,让自己的身心回归自然,实现了与自然的融合。

宋代荒政研究

作者： 魏伟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仓储改革   灾荒   荒政思想   荒政  

描述： There are direct and indirect damage to human society which caused by natural disasters.

全文：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有直接性的,即灾害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冲击力直接造成生命的死亡和生态的破坏,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灾”；也有间接性的,即灾害通过造成农作物的减产绝收间接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和正常的社会秩序,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荒”。灾荒就是“灾”与“荒”的统称。“荒”往往由“灾”而生,是“灾”导致的结果。 荒政正是伴随着灾荒的发生而产生的。它是指国家针对灾荒采取的各种补救措施,通过国家政权颁布、制定的各种救荒法令、制度的方式来体现。制定救荒政策,开展赈灾救荒活动既是国家的一项基本社会职能,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必要手段。 本文从宋代灾荒的历史实际出发,以科学理论作指导,对宋代的灾荒与荒政进行了总结和分析,重点对宋代荒政灾前备荒措施中的仓储制度和体现宋代时代特色的荒政新思想进行了具体且深入的论述,并指出了宋代荒政对我国现阶段赈灾救荒工作的开展具有的启示意义。 正文共分为四大章节： 第一章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和分析,阐述了宋代灾荒的概况及其发牛的原因,力图对宋代的救荒措施做出全面的总结。 第二章是笔者着墨较多之处。主要讨论了发生在两宋时期的两次非常著名的仓储改革的历程、内容及影响,并简要地对比了两者的异同之处。认为青苗法与社仓法都为仓储改革增添了新鲜的内容,虽然在客观效果与实际影响上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凝结了当时最优秀人才的汗水与智慧,都是敢于向传统挑战,并付诸行动的伟大创新。 第三章也是本文的重点。笔者选取具有时代特色的苏轼、王觌和董煟的荒政新思想,并对宋代荒政思想的发展状况进行总结与分析,由此得出古代的荒政思想在宋代逐步走向成熟这一结论。 第四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是笔者对宋代荒政特点所做的整体性概括与总结。第二节简略讨论了宋代荒政对当今赈灾救荒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文化交流研究

作者： 索毕德   sobhitha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佛教   文化交流   佛牙   比丘尼   斯里兰卡   中国   僧人  

描述： pects of exchanges. Buddhism played a prominent and decisive role in establishing cul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mai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wo countries

全文：古代中国和斯里兰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有着频繁的交往,其中文化交流在两国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这种文化交流主要是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在中、斯文化友好交流中,僧尼以及佛教艺术、典籍、佛牙等重要载体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斯里兰卡位于亚洲南部,是南亚次大陆南端印度洋上的岛国,中国古书中零星记载斯里兰卡的名称有30多个。中国与斯里兰卡虽远隔重洋,但自古以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就源远流长。 汉时,中国人就已到达斯里兰卡,开始了探索性的使节外交。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快速发展,两国使节往来频繁。中国与斯里兰卡正式开始了文化上的交流,尤其在佛教文化方面。唐朝政治高度发展、经济文化繁荣,受到斯里兰卡国王的格外关注。在公元7、8两个世纪,斯里兰卡国王曾先后六次派遣大使去唐朝访问。这一时期中、斯之间贸易十分频繁。元朝时,政府继续发展同斯里兰卡的友好关系,积极拓展海外贸易。元朝商人海外贸易十分活跃,这一时期中、斯交往也较为密切。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更进一步推进了中、斯之间的文化交流。 以法显、求那跋摩、僧伽跋摩、玄奘、不空等为代表的中外高僧通过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着中、斯之间的友好往来,为两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斯里兰卡的比丘尼也来到中国传播佛教文化,也是中、斯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远洋贸易与佛教交流的重要载体,商人在推动两国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官方使节的互访也是中、斯两国友好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 佛教典籍、佛教艺术是中、斯佛教交流中不可或缺的媒介。佛牙本身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在中、斯佛教文化交流中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关于佛牙的巡礼和交流已经成为两国友好往来的重要缩影。中国僧人远赴斯里兰卡朝拜佛牙,瞻仰佛礼,实际上已成为两国人民彼此理解、沟通的有效方式。 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来,印度一直是中国众僧西去取经、朝拜的最向往、最崇敬的佛教圣地。而佛教自传入斯里兰卡后,即得到国王的大力提倡,发展十分迅速,很快成为斯里兰卡的国教。后来,随着佛教在印度逐渐衰落,斯里兰卡一跃成为南传佛教的中心。同时,古代中国的一些帝王也对于佛教的引入青睐有加。因此,佛教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中、斯文化交流中的重中之重。 中、斯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的友好关系和深厚友谊。一方面,斯里兰卡向中国学习,深受其惠；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也在对外友好交流开放中,吸取了斯里兰卡的优秀经济、文化成果,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共赢的,两国在相互借鉴中携手进步、共同发展。

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

作者： 张高臣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近代义赈   光绪朝自然灾害   灾荒观   社会影响   荒政  

描述： cal changes took place in China. In the wars lunched against China by France, Japan and the Eight-power Allied Forces, imperial force made its way into China step by step and China was transforming itself into a semi-colonial, semi-feudal society.

全文：光绪朝34年间,正处在中国封建统治崩溃的前夜,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通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的势力步步深入,中国社会迅速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转化。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日暮穷途,中国社会内部相继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与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表象同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史所少见的重大灾害,如1877-1878年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1879年甘肃里氏8级大地震、1882-1890年黄河连续9年漫决、1889年的全国性大水灾、19世纪末叶连年发生的顺直水灾、戊戌维新时期以潦为主的全国灾荒、义和团运动时期以早为主的全国灾荒等等,无不在中国灾荒史上写下了令人怵目惊心的一页。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处于穷途末路的封建王朝是如何应对的?效果如何?民间社会对救荒问题又有什么反应?重灾频发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灾荒问题又是如何认识的?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深化对光绪朝历史的研究,又可为我国当前的防灾救荒事业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要正确分析和评价上述问题,首先要对光绪朝灾况有一个宏观的认知。论文依据大量的档案资料,并借鉴近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种类和频次,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破坏强度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光绪时期,大洪水、大地震、大旱灾、大瘟疫、大风、奇寒汇聚在一起,交相并发,危害奇重,是中国近代社会中自然灾害发生极为频繁,自然灾害打击面极广,自然灾害破坏程度极为严重的一个时期,“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廿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①,就是对整个光绪朝灾况的恰当总结。 频发的严重自然灾害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固然是深重的灾难,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亦是严重的威胁。从自身的利益和安危出发,光绪朝仿行前代采取了诸多荒政举措。论文在对清代前中期形成的荒政制度进行简要叙述的基础上,以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依据,着力对光绪朝的荒政举措、荒政效果及荒政实施的制度性缺陷展开分析。通过分析可知,光绪年间,朝廷和一些地方大员为防灾救荒付出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防灾救荒实效,对此应予以肯定。然而就荒政的整体后果来看,整个国家范围内出现的水利失修、仓储制度衰败、灾赈过程中弊窦丛生、灾害发生后饥荒严重等现象,表明当时看似完整有效的荒政机制实质已处于失控状态。造成这种失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日渐衰微,封建朝廷再也无法利用自身的政治权威组织起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有效的防灾、抗灾和救灾斗争了。其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坏和防灾、救灾投入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政府荒政的实际效果。然而,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光绪年间的国家财政异常匮乏,经常项目下的防灾支出额度被不断地压缩,临时性支出则非到万不得已时不予拨款,这无疑又加大了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灾害发生后果的严重性。其三,光绪年间的官场腐败极其严重,救灾钱粮受到多方侵渔,更是严重影响着荒政的实际效果。多方面因素的交织,决定了光绪年间的政府荒政渐趋颓废。 然而,政府荒政的日渐颓废,尤其是灾害发生后“官赈”能力的不足,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近代义赈是指与官方主持的灾赈——“官赈”相区别的,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活动。尽管近代义赈实质上仍是一种民间救灾行为,但它与传统的民间捐赀助赈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对传统民间捐赀助赈的一种继承,更是一种超越。近代义赈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其一,官赈不力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让出了活动空间：其二,以善堂为代表的传统慈善机构赈灾功能的传承；其三,近代“江南善士网络”和东南地缘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为近代义赈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和经济基础；其四,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灾活动对具有爱国热情的慈善人士的影响和刺激；其五,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参与；其六,报纸、电报等近代传播媒介在救灾领域的介入。所有这些,促成了近代义赈的兴起。尽管近代义赈兴起后,受到众多的非议和阻挠,但其以新生事物特有的顽强生命力,不断冲破阻碍向前发展,且由于救灾效果显著而逐渐得到地方大员和朝廷的认同,并在救灾方法和救灾形式上对传统的国家救荒机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成了官赈向义赈倾斜的“官义合办”救灾形式的出现。 重大自然灾害频发,不能不对光绪朝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论文选取了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三个方面展开了集中的分析阐述： 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论文分析指出,频繁、严重的灾荒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死亡,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是光绪朝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主因。同时,每次大灾均造成天文数字的灾民以不同的流动形态和流向逃荒外流。这种灾民流动,既带有传统社会的一般特点,又反映出了光绪朝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特征。与以上两点相联系,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外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灾区,甚至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失衡,并对灾民的身体素质和思想意识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大灾频发对社会经济影响极大：其一,灾害发生后,“减负”和赈济政策的实施,既减少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增加了其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使财政收支失衡的局面愈加恶化。其二,重灾频发严重破坏了农田生态系统,无情地摧毁了农民生存、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既造成了广大农民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又导致了劳动力和农用生产工具的大量缺失及大片耕地的荒芜；灾荒年间地价的大跌和粮价的暴涨,又使农村生产关系和灾民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各方面因素共同对灾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严重障碍。其三,中国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决定了,大灾荒发生,必然导致出口贸易额急遽下降。与此同时,作为进口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广大民众,因受自然灾害打击而购买力锐减,也会导致商品进口额的大幅降低,从而使整个贸易状况陷入萧条。然而,粮食进口却是例外。光绪年间中国成为粮食进口大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自然条件以及国内外经济、政治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列强入侵导致商品性农业畸形发展的影响；也不能否认国际粮商对中国的粮食倾销活动的影响；更不能忽视生齿日繁的压力。但是,如果完全否认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一味地强调上述因素,也有失偏颇。因为,光绪年间大规模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且每一次都引起了粮食的大量进口,如果对此忽略不计,是很难说得通的。 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光绪年间,尽管朝廷和各地方大员对灾荒引发社会冲突事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然而,由于救灾不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持续不断。这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可以大体概括为：因水利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灾民请愿求赈的和平斗争；灾民抢米索食的原始性斗争；灾民为保卫合法劳动果实而掀起的抗捐、抗税、抗粮斗争；因灾引发的反洋教斗争；由灾害引起的“匪患”；会党及革命党人利用灾民起事等七种类型。这些由灾害引发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冲突,互相交织,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内而外,严重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加快了清王朝覆灭的速度。 面对不断爆发的大灾奇荒,对光绪朝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清流派、洋务派、戊戌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政治派别均从民生角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由于所处时代特征的差异和各自立场的不同,他们的灾荒观中既存在共性,又各具特色。其中,清流派的灾荒思想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式”特点；洋务派的灾荒观则具有明显的“师夷”特色；戊戌维新派的灾荒观表现出了较为清晰的“维新”特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灾荒观则表现出“标本兼治”的革命特色。当然,他们的灾荒观中或多或少都强调了“天象示警”问题,说明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还没有脱出“天象示警”的传统灾荒观的藩篱,反映了其在灾荒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性。

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

作者： 张高臣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近代义赈   灾荒观   光绪朝自然灾害   社会影响   荒政  

描述： 光绪朝34年间,正处在中国封建统治崩溃的前夜,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通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的势力步步深入,中国社会迅速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转化。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日暮穷途,中国社会内部相继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

全文：光绪朝34年间,正处在中国封建统治崩溃的前夜,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通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的势力步步深入,中国社会迅速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转化。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日暮穷途,中国社会内部相继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与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表象同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史所少见的重大灾害,如1877-1878年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1879年甘肃里氏8级大地震、1882-1890年黄河连续9年漫决、1889年的全国性大水灾、19世纪末叶连年发生的顺直水灾、戊戌维新时期以潦为主的全国灾荒、义和团运动时期以早为主的全国灾荒等等,无不在中国灾荒史上写下了令人怵目惊心的一页。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处于穷途末路的封建王朝是如何应对的?效果如何?民间社会对救荒问题又有什么反应?重灾频发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灾荒问题又是如何认识的?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深化对光绪朝历史的研究,又可为我国当前的防灾救荒事业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要正确分析和评价上述问题,首先要对光绪朝灾况有一个宏观的认知。论文依据大量的档案资料,并借鉴近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种类和频次,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破坏强度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光绪时期,大洪水、大地震、大旱灾、大瘟疫、大风、奇寒汇聚在一起,交相并发,危害奇重,是中国近代社会中自然灾害发生极为频繁,自然灾害打击面极广,自然灾害破坏程度极为严重的一个时期,“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廿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①,就是对整个光绪朝灾况的恰当总结。 频发的严重自然灾害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固然是深重的灾难,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亦是严重的威胁。从自身的利益和安危出发,光绪朝仿行前代采取了诸多荒政举措。论文在对清代前中期形成的荒政制度进行简要叙述的基础上,以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依据,着力对光绪朝的荒政举措、荒政效果及荒政实施的制度性缺陷展开分析。通过分析可知,光绪年间,朝廷和一些地方大员为防灾救荒付出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防灾救荒实效,对此应予以肯定。然而就荒政的整体后果来看,整个国家范围内出现的水利失修、仓储制度衰败、灾赈过程中弊窦丛生、灾害发生后饥荒严重等现象,表明当时看似完整有效的荒政机制实质已处于失控状态。造成这种失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日渐衰微,封建朝廷再也无法利用自身的政治权威组织起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有效的防灾、抗灾和救灾斗争了。其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坏和防灾、救灾投入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政府荒政的实际效果。然而,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光绪年间的国家财政异常匮乏,经常项目下的防灾支出额度被不断地压缩,临时性支出则非到万不得已时不予拨款,这无疑又加大了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灾害发生后果的严重性。其三,光绪年间的官场腐败极其严重,救灾钱粮受到多方侵渔,更是严重影响着荒政的实际效果。多方面因素的交织,决定了光绪年间的政府荒政渐趋颓废。 然而,政府荒政的日渐颓废,尤其是灾害发生后“官赈”能力的不足,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近代义赈是指与官方主持的灾赈——“官赈”相区别的,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活动。尽管近代义赈实质上仍是一种民间救灾行为,但它与传统的民间捐赀助赈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对传统民间捐赀助赈的一种继承,更是一种超越。近代义赈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其一,官赈不力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让出了活动空间：其二,以善堂为代表的传统慈善机构赈灾功能的传承；其三,近代“江南善士网络”和东南地缘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为近代义赈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和经济基础；其四,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灾活动对具有爱国热情的慈善人士的影响和刺激；其五,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参与；其六,报纸、电报等近代传播媒介在救灾领域的介入。所有这些,促成了近代义赈的兴起。尽管近代义赈兴起后,受到众多的非议和阻挠,但其以新生事物特有的顽强生命力,不断冲破阻碍向前发展,且由于救灾效果显著而逐渐得到地方大员和朝廷的认同,并在救灾方法和救灾形式上对传统的国家救荒机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成了官赈向义赈倾斜的“官义合办”救灾形式的出现。 重大自然灾害频发,不能不对光绪朝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论文选取了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三个方面展开了集中的分析阐述： 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论文分析指出,频繁、严重的灾荒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死亡,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是光绪朝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主因。同时,每次大灾均造成天文数字的灾民以不同的流动形态和流向逃荒外流。这种灾民流动,既带有传统社会的一般特点,又反映出了光绪朝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特征。与以上两点相联系,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外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灾区,甚至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失衡,并对灾民的身体素质和思想意识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大灾频发对社会经济影响极大：其一,灾害发生后,“减负”和赈济政策的实施,既减少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增加了其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使财政收支失衡的局面愈加恶化。其二,重灾频发严重破坏了农田生态系统,无情地摧毁了农民生存、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既造成了广大农民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又导致了劳动力和农用生产工具的大量缺失及大片耕地的荒芜；灾荒年间地价的大跌和粮价的暴涨,又使农村生产关系和灾民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各方面因素共同对灾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严重障碍。其三,中国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决定了,大灾荒发生,必然导致出口贸易额急遽下降。与此同时,作为进口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广大民众,因受自然灾害打击而购买力锐减,也会导致商品进口额的大幅降低,从而使整个贸易状况陷入萧条。然而,粮食进口却是例外。光绪年间中国成为粮食进口大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自然条件以及国内外经济、政治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列强入侵导致商品性农业畸形发展的影响；也不能否认国际粮商对中国的粮食倾销活动的影响；更不能忽视生齿日繁的压力。但是,如果完全否认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一味地强调上述因素,也有失偏颇。因为,光绪年间大规模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且每一次都引起了粮食的大量进口,如果对此忽略不计,是很难说得通的。 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光绪年间,尽管朝廷和各地方大员对灾荒引发社会冲突事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然而,由于救灾不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持续不断。这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可以大体概括为：因水利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灾民请愿求赈的和平斗争；灾民抢米索食的原始性斗争；灾民为保卫合法劳动果实而掀起的抗捐、抗税、抗粮斗争；因灾引发的反洋教斗争；由灾害引起的“匪患”；会党及革命党人利用灾民起事等七种类型。这些由灾害引发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冲突,互相交织,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内而外,严重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加快了清王朝覆灭的速度。 面对不断爆发的大灾奇荒,对光绪朝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清流派、洋务派、戊戌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政治派别均从民生角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由于所处时代特征的差异和各自立场的不同,他们的灾荒观中既存在共性,又各具特色。其中,清流派的灾荒思想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式”特点；洋务派的灾荒观则具有明显的“师夷”特色；戊戌维新派的灾荒观表现出了较为清晰的“维新”特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灾荒观则表现出“标本兼治”的革命特色。当然,他们的灾荒观中或多或少都强调了“天象示警”问题,说明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还没有脱出“天象示警”的传统灾荒观的藩篱,反映了其在灾荒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性。

曹魏两大政治集团论析

作者： 王建明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曹魏政治集团   汝颍   谯沛  

描述： Group headed by Cao Cao, Shuzhong Group led by Liu Bei, Jiangdong Group led by Sun Quan. The political bloc led by Cao Cao had the most abundant strength and talents came forth in large numbers. During the long-term expedition two major factions within formed: Ru一Ying Group and Qiao Pei Group. Ru-Ying Group charged civil service mainly and Qiao Pei Group was mainly made up of generals. These two groups had a long-term punitive expedition since Cao Cao fought against Dong Zhuo. Finally they unified vast areas of Northern China and carried out fruitful management, which avoided serious damage in the region by a long war and laid a good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founda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in the future. Cao Cao fought against Dong Zhuo at the beginning, seizing Yanzhou, Zhangxiu, Xuhuai, Guandu, the four states, Wuhuan and Jingzhou, beat the seemingly invincible powerful opponents one after another. His forces got stronger and stronger.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groups of Cao Wei supported Caocao o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spects. Because these two groups represented the interests of their own, inevitably buried hidden dangers of can get on well with in adversity but can not share wealth. Ru-Ying Group is represented by the family of Han who was in the name of safeguarding the rule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but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They can support Cao Cao's domination, but resolutely oppose his taking over Han dynasty. Qiao Pei Group on behalf of Cao Cao's family numbers who wished to gain greater benefits through Cao Cao's taking over Han dynasty. AD 209 years, The Battle of Red Cliff, which was Cao Cao's great cause of reunificat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ended in failure. As the highest strategic staff groups, Ru Ying Group throughout the campaign process simultaneously inconceivable aphasia, and the army of Cao Cao was defeated. Cao Cao became unable to dominate the country again in the rest of his life. This result was what Sun Quan, Liu Bei would like to see, Ru Ying Group was also willing to see it. From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was no record of staff at the Advanced Medium's death to give people the impression that Ru-Ying Group seemed to have known the defeat in advance. When Cao Cao was still alive, Qiao Pei Group holded the upper hand. But after the death of Cao Cao, Ru-Ying Group strongly supported Cao Pi to be the king. Finally Chen Qun put forward "Jiupinzhongzheng system", which established the family of Han's political monopoly.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groups gradually moved towards a balance. After the death of Wei Ming King,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groups split from co-operation, eventually formed a situation of endless immortality. Cao Shuang and He Yan of Qiao Pei Group were launched by Sima Yi through Gaopingling case when the situation was good. Sima Yi killed Cao Shuang and holded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country. He cruelly blowed members of the Group Qiao Pei through a series of charges against them. Then, Jin Dynasty took place Wei. Ru-Ying Group obtained a comprehensive win. While Qiao Pei Group after its three generations with a heavy heart exit stage of history.

全文：、刘备愿意看到的,而汝颍集团也是愿意这一结果出现的,从历史记载中没有记录高级参谋人员在此次大败中丧命,倒让人感觉到汝颍集团似乎早知有此一败一般。 曹操在世之时,曹魏两大政治集团谯沛集团占据上风,但是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