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农业大学农耕特色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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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农业史——农业思想初探: 作者： 赵文杰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学道家农业道教思想; 描述： he civilization of agriculture of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全文：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鲁迅先生曾在《致徐寿裳信》中指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中国的农业文明源远流长,道家、道教思想根植于这种农业文明,反映了一定的农业思想。中国的科学技术在道家、道教中获得了思想根源,而且也在道教中获得了实质性发展。近几百年来,学术界对于道家、道教的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特别是关于道教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恩师姜生先生的《中国道教科技史》做出了诸多的贡献。在道教研究界,对于化学、医学、养生学、天文学以及物理学等领域的研究都已取得了重要成果,而对于道教中的农学思想却关注较少,论文的写作缘由也正基于此,以期丰富使道教科技史研究。论文首先论证了农业史中哪些内容可属于道家、道教的范畴,以及道教中所包含农业理论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发掘先秦道家中的贵农思想,注意到《道德经》中即有重生、贵农的思想根源,这对于道教的影响是极大的。《吕氏春秋》中《上农》等四篇充满了浓厚的道家色彩,其所包含的农学思想是中国农业史库中的瑰宝,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农学思想并指出了它对于后来道教中的农业思想的影响。作为黄老道经典的《淮南子》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农学理论和农业物候等内容,比较直观地体现了道家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时期。《太平经》作为早期道教经典,其中的农学理论涉及到“三急”、“地养说”、农业生产环境保护等内容,是道教经典中第一部对于农事活动予以关注的著作。其后的诸多道教学者在其著作中都涉及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和农学思想。葛洪作为东晋著名的道教学者就主张“农道合修”,所作《抱朴子》中关于重农的记载值得后人研究。北齐的道教著作《刘子》专门以“贵农”为篇名,明确提出道教的“贵农”,“重农”思想。至隋唐五代,道教逐渐发展成熟、壮大昌盛起来。《洞灵真经》又以“农道”为篇名,系统论证了农业作为治国之根本的重要性,其精髓在于提出了关乎农耕之道的“耕道”,这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了道教对于农业的重视。虽然其中内容多似《吕氏春秋》中的农学理论,但也不乏道教学者的独到理解和发挥。五代道士谭峭《化书》中的“食化”篇,延承《太平经》中“三急”学说,进一步论证了衣食作为生存之根本的重要性,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经过隋唐五代的发展,道教完成了其内在化,从外丹修炼逐渐转向内丹证道,及至宋元明清时期,道教主要的著作多是内丹和伦理学说。然此时出现了全真道农业学者陈旉,陈旉以其《农书》彪炳史册,《农书》在农业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都是无可比拟的。《农书》记载了长江流域的水稻农业生产技术,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农学思想。“地可以治”,“地力常新壮”等理论是极其精彩的,反驳了以往地力逐渐衰竭的说法,肯定了人作为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主要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其以“十二宜”为篇名,注重各个生产要素的相资相利,也是农业史上第一部将耕牛和养蚕作为农书的一部分,并以专门篇章论述的农学著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不仅在地理堪舆学上有重要贡献,其中记载的西域地区的农业状况也是我们了解西域农业的重要资料。纵观整个道教史,以农证道是其一大特色,农道兼修也是很多道士所选择的修仙之道。文章对于散落于其他道书中的农学思想也作了分析,力图做到少有遗漏。通过研究发现,道家、道教作为中国重要的思想流派,其对于农业科学技术层面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合理地发掘其中的农学理论,对于完善道教研究和指导现代农业生产都具有重要意义。

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 作者： 张高臣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近代义赈光绪朝自然灾害灾荒观社会影响荒政; 描述： cal changes took place in China. In the wars lunched against China by France, Japan; 全文：光绪朝34年间,正处在中国封建统治崩溃的前夜,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通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的势力步步深入,中国社会迅速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转化。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日暮穷途,中国社会内部相继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与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表象同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史所少见的重大灾害,如1877-1878年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1879年甘肃里氏8级大地震、1882-1890年黄河连续9年漫决、1889年的全国性大水灾、19世纪末叶连年发生的顺直水灾、戊戌维新时期以潦为主的全国灾荒、义和团运动时期以早为主的全国灾荒等等,无不在中国灾荒史上写下了令人怵目惊心的一页。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处于穷途末路的封建王朝是如何应对的?效果如何?民间社会对救荒问题又有什么反应?重灾频发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灾荒问题又是如何认识的?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深化对光绪朝历史的研究,又可为我国当前的防灾救荒事业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要正确分析和评价上述问题,首先要对光绪朝灾况有一个宏观的认知。论文依据大量的档案资料,并借鉴近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种类和频次,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破坏强度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光绪时期,大洪水、大地震、大旱灾、大瘟疫、大风、奇寒汇聚在一起,交相并发,危害奇重,是中国近代社会中自然灾害发生极为频繁,自然灾害打击面极广,自然灾害破坏程度极为严重的一个时期,“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廿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①,就是对整个光绪朝灾况的恰当总结。频发的严重自然灾害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固然是深重的灾难,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亦是严重的威胁。从自身的利益和安危出发,光绪朝仿行前代采取了诸多荒政举措。论文在对清代前中期形成的荒政制度进行简要叙述的基础上,以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依据,着力对光绪朝的荒政举措、荒政效果及荒政实施的制度性缺陷展开分析。通过分析可知,光绪年间,朝廷和一些地方大员为防灾救荒付出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防灾救荒实效,对此应予以肯定。然而就荒政的整体后果来看,整个国家范围内出现的水利失修、仓储制度衰败、灾赈过程中弊窦丛生、灾害发生后饥荒严重等现象,表明当时看似完整有效的荒政机制实质已处于失控状态。造成这种失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日渐衰微,封建朝廷再也无法利用自身的政治权威组织起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有效的防灾、抗灾和救灾斗争了。其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坏和防灾、救灾投入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政府荒政的实际效果。然而,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光绪年间的国家财政异常匮乏,经常项目下的防灾支出额度被不断地压缩,临时性支出则非到万不得已时不予拨款,这无疑又加大了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灾害发生后果的严重性。其三,光绪年间的官场腐败极其严重,救灾钱粮受到多方侵渔,更是严重影响着荒政的实际效果。多方面因素的交织,决定了光绪年间的政府荒政渐趋颓废。然而,政府荒政的日渐颓废,尤其是灾害发生后“官赈”能力的不足,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近代义赈是指与官方主持的灾赈——“官赈”相区别的,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活动。尽管近代义赈实质上仍是一种民间救灾行为,但它与传统的民间捐赀助赈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对传统民间捐赀助赈的一种继承,更是一种超越。近代义赈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其一,官赈不力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让出了活动空间：其二,以善堂为代表的传统慈善机构赈灾功能的传承；其三,近代“江南善士网络”和东南地缘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为近代义赈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和经济基础；其四,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灾活动对具有爱国热情的慈善人士的影响和刺激；其五,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参与；其六,报纸、电报等近代传播媒介在救灾领域的介入。所有这些,促成了近代义赈的兴起。尽管近代义赈兴起后,受到众多的非议和阻挠,但其以新生事物特有的顽强生命力,不断冲破阻碍向前发展,且由于救灾效果显著而逐渐得到地方大员和朝廷的认同,并在救灾方法和救灾形式上对传统的国家救荒机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成了官赈向义赈倾斜的“官义合办”救灾形式的出现。重大自然灾害频发,不能不对光绪朝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论文选取了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三个方面展开了集中的分析阐述：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论文分析指出,频繁、严重的灾荒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死亡,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是光绪朝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主因。同时,每次大灾均造成天文数字的灾民以不同的流动形态和流向逃荒外流。这种灾民流动,既带有传统社会的一般特点,又反映出了光绪朝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特征。与以上两点相联系,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外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灾区,甚至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失衡,并对灾民的身体素质和思想意识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大灾频发对社会经济影响极大：其一,灾害发生后,“减负”和赈济政策的实施,既减少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增加了其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使财政收支失衡的局面愈加恶化。其二,重灾频发严重破坏了农田生态系统,无情地摧毁了农民生存、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既造成了广大农民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又导致了劳动力和农用生产工具的大量缺失及大片耕地的荒芜；灾荒年间地价的大跌和粮价的暴涨,又使农村生产关系和灾民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各方面因素共同对灾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严重障碍。其三,中国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决定了,大灾荒发生,必然导致出口贸易额急遽下降。与此同时,作为进口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广大民众,因受自然灾害打击而购买力锐减,也会导致商品进口额的大幅降低,从而使整个贸易状况陷入萧条。然而,粮食进口却是例外。光绪年间中国成为粮食进口大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自然条件以及国内外经济、政治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列强入侵导致商品性农业畸形发展的影响；也不能否认国际粮商对中国的粮食倾销活动的影响；更不能忽视生齿日繁的压力。但是,如果完全否认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一味地强调上述因素,也有失偏颇。因为,光绪年间大规模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且每一次都引起了粮食的大量进口,如果对此忽略不计,是很难说得通的。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光绪年间,尽管朝廷和各地方大员对灾荒引发社会冲突事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然而,由于救灾不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持续不断。这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可以大体概括为：因水利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灾民请愿求赈的和平斗争；灾民抢米索食的原始性斗争；灾民为保卫合法劳动果实而掀起的抗捐、抗税、抗粮斗争；因灾引发的反洋教斗争；由灾害引起的“匪患”；会党及革命党人利用灾民起事等七种类型。这些由灾害引发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冲突,互相交织,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内而外,严重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加快了清王朝覆灭的速度。面对不断爆发的大灾奇荒,对光绪朝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清流派、洋务派、戊戌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政治派别均从民生角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由于所处时代特征的差异和各自立场的不同,他们的灾荒观中既存在共性,又各具特色。其中,清流派的灾荒思想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式”特点；洋务派的灾荒观则具有明显的“师夷”特色；戊戌维新派的灾荒观表现出了较为清晰的“维新”特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灾荒观则表现出“标本兼治”的革命特色。当然,他们的灾荒观中或多或少都强调了“天象示警”问题,说明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还没有脱出“天象示警”的传统灾荒观的藩篱,反映了其在灾荒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性。

曹魏两大政治集团论析: 作者： 王建明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曹魏政治集团汝颍谯沛; 描述： they unified vast areas of Northern China and carried out fruitful management, which avoided serious damage; 全文：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战乱频繁,最终形成以曹操为首的曹魏集团、刘备为首的蜀中集团、孙权为首的江东集团,其中以曹操为首的政治军事集团实力最为雄厚,人材辈出,并在长期征战中形成了内部的两大派别: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汝颍集团多以文官为主,谯沛集团多以统兵大将为主,这两大集团从曹操起兵讨董卓始就围绕在曹操身边进行了长期的南征北战,最终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并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管理,避免了长期战乱对这一地区的严重破坏,为日后中国的统一打下了良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基础。从曹操自伐董卓始,夺兖州、征张绣、平徐淮、战官渡、定四州、征乌桓、占荆州,击败了一个又一个貌似强大不可战胜的对于,势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曹魏两大政治集团从政治军事上给予了曹操重大支持: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屯田之法从政治、经济上占据丰动,夺兖州、征张绣、平徐淮、战官渡、定四州、征乌桓、占荆州,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曹魏集团内部这两大政治集团自跟随曹操进行南征北战之日起,由于各自代表的集团利益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埋下了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隐患。汝颍集团代表的是以维护东汉没落统治为名,保护自身在东汉末期的利益为实的世家大族,他们可以支持曹操独霸一方,却坚决反对曹操代汉;而谯沛集团代表的是通过战争军功或因为战乱获得高位的曹氏宗族及新贵们,他们希望通过曹操代汉获得更大的利益。公元209年,在曹操统一大业中最重要的赤壁之战竟然以惨败告终,而作为最高战略参谋集团的汝颍集团竟然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不可思议的同时失语,而久经战阵的曹操大军也是一败千里,至此,曹操在其有生之年再无力一统天下。从反对曹操代汉的角度来看,这个结果是孙权、刘备愿意看到的,而汝颍集团也是愿意这一结果出现的,从历史记载中没有记录高级参谋人员在此次大败中丧命,倒让人感觉到汝颍集团似乎早知有此一败一般。曹操在世之时,曹魏两大政治集团谯沛集团占据上风,但是汝颍集团通过曹操立嗣,极力支持曹丕继位,并在曹操去世后积极支持曹丕称帝获拥立之功,最终由陈群提出“九品中正制”从制度上确立世家大族的政治垄断,两大政治集团力量逐步走向均衡。魏明帝去世后,曹魏两大政治集团从合作最终走向分裂,最终形成了不死不休的局面。谯沛集团的曹爽、何晏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被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件,罢废曹爽(之后灭三族),独掌军国大权,并通过一系列的罪名对谯沛集团的成员进行残酷打击。自后以晋代魏,以汝颍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取得了全面胜利,而最初随曹操南征北战的谯沛集团在其三代后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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