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业生产管理研究

作者： 黄富成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耕文明   小农经济   农业技术   汉代   农业生产   政府管理  

描述：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两汉时期，为巩固集权统治地位，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干预的程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性要素，如土地配置、人口流动、技术传播、铁器布控、经济交流乃至农本文化的宣教、农田开发等因受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及制

全文：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两汉时期，为巩固集权统治地位，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干预的程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性要素，如土地配置、人口流动、技术传播、铁器布控、经济交流乃至农本文化的宣教、农田开发等因受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及制度管理的机制制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作用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而各异。本文通过探讨汉代政府管理机制对农业经济各种生产资源要素的引导和诱使，基本揭示了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宏观面貌，诸如小农经济在西汉整体性发展的原因、区域农业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江、淮等地在西汉一代农业经济发展长期滞缓、铁农具的发展与普及区域间差异较大的原因、农耕文化流浸的社会诱因以及农田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等，这些农业进程中的社会、经济现象均与政府管理的各种机制作用息息相关。由于技术在农业生产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更多关注了技术各构成要素形式及其在政府管理机制作用下对资源开发的途径、对于经济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对于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的经济绩效关系分析等。 在内容上本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章：汉代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管理。阐述小农经济形态的发展与形成，春秋战国是小农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形成期，文章认为秦汉则开始从法律地位上具体实践这种与集权体制匹配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结构均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单位，在生产上实行家庭内外耕、织结合的经济形式，在种植结构上分为大田主业谷物生产和桑麻瓜果蔬菜等副业生产。三杨庄汉代民居和农田遗迹的出土具体体现了这种小农家庭的经济生产结构。土地是小农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拥有法律意义上的私有田宅不仅是小农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也是政府“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伦理思想的体现。政府通过减税、“以律占租”、灾免、借贷、假田等法律确认的形式培植和维护小农经济个体的普遍发展，在承认小农私有财产权利的同时，也规定小农必须承担的赋税徭役等法定经济义务。但土地产权的自由流动也使小农容易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小农生存及其生产环境的管理，一方面重视民的本位作用，另一方面极力维护小农的土地权益及在农业生产中享用基础设施。总之，小农经济作为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是政府农业生产管理的核心。 第二章：汉代农官制度。汉代的农官系统是政府财政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农业生产管理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收入直接归中央大农或少府；武帝时的屯田开荒、农田水利及告缗田的开发等，大多由中央大农等直接管理，税入大农。农官系统只负责经济税赋征收而不治民。地方职官对农业生产管理的范围较为广泛，承担着治民和发展经济的政治和法律义务。职官“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文化政策、促进技术流传、督察农业生产等活动，既是他们的行政职责又是其法律义务。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管理是政府干预农业经济的本质体现，在内容上注重土地开发、人口增减、赋税征收及高产、宜地作物和农业技术的推广等。而“力田”这一阶层所代表的乡村社会靠种田起家的中小地主，成为政府在乡村社会宣教“重农”思想的代言者，不仅承担大量税赋苛责，也是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章：汉代铁农具的铸造与监管。铁器为田农之本，铁农具的应用和进步直接体现了农业发展的水平。铁官制度是指政府垄断铁器的生产、冶铸与销售渠道，铁器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经济战略物质成为政府调控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铁器官营后，铁农具实行标准化的工业生产，其质量监督和监察有一套完整的铭文标识体制。文章着重探讨了文献中提到的农业生产中的“大器”，认为“大器”就是“代田法”推行过程中，由大农相关专门机构研发的起翻土作用的带犁鐴大铁犁。由于它是铁官标准化生产的专用器物，价格昂贵，体积较大，不给也不适用于小农生产，因此“不给民用”。但翻土部件的出现为以后铁犁形制的发展与改进奠定了技术基础。铁农具的流传与普及与汉代区域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关：西汉前期，对周边外族实行封锁，铁器冶铸技术及产量尚有局限，这一时期许多地方木铁农具并用；西汉中后期，由于区域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在基本经济区和北方屯区，铁犁牛耕的发展已基本普及，而在江、淮、西南和岭南等地，受限冶和供铁作用，农耕业的发展仅集中于内地移民集聚地区，铁器农耕的发展并不普遍，铁农具所占比例较小；东汉时江淮、江南等地农业发展较快，至汉末，许多宜农地区已基本普及铁农具。铁农具区域发展的阶段差异体现了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 第四章：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农田开发是在政府的统筹组织下进行的，尤其是大规模毁林开荒、变牧为田的屯田垦荒及农田水利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土地原有的生态面貌，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耕地扩张、安抚流亡、经济增产等效果，但由于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匮乏以及大规模引浑淤灌对湖沼滩泽的堙没及滩区内的农田开发等，还是导致了局部的环境灾害，尤其是不当的水利工程因取排水失误还会导致土壤重归退化。江淮地区陂塘蓄水灌溉工程的发展对于改变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化害为利，改善农业生产的水域环境及人地宜居环境关系的改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后世江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农田开发及水利建设中管理不当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足以警示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 第五章：农业生产的区域政策与区间交流管理。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是依据集权统治的政治利益需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四种较为明确的区域经济政策，即保障基本经济区的发展、移民实边、贬抑诸侯、虚治东越等政策影响了西汉后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区域间的农业经济联系与交流体现了区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区间生产力差异。与西北及北方外族农业经济的交流，在输出与引进的经济互惠过程中，更体现了汉民族兼融并蓄的精神风貌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与扩张，尤其是汉与匈、羌、乌桓等北方部族的边境互市贸易以及与西亚诸国的经济交流，不仅成为维系双方关系稳定的重要利益纽带，而且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途。政府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投资与人口流动等促进农业生产技术在各地的传播，在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同时，有力地推动农耕文化在落后地区的发展，利于统一的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第六章：结语：历史的启示。我国两千余年来“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今农村经济发展和土地改革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通过揭示基本经济区农业经济转化的方式与手段，认为政府对农业经济资源控制与管理的机制和技术进步与流传的形式不仅是历史时期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且同样可为当前紧张的农业生产资源提供更多手段的管理模式与实现效益增扩的途径；由于我国各地因资源、技术水平的差异，区域经济存在较大的联系和互补性，通过政府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对农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过程中，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农田生态环境是大环境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应以促进环境和谐为前提。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大农田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二者的良性循环是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基础。 总之，通过客观评述汉代政府管理的制度机制对各种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形式、实现途径及影响范围，即经济组织效率和管理机制的关系，可了解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管理组织结构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促进或抑制作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绩效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即在国家力量作用下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对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各种要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主导和诱使作用。通过对汉代社会基础制度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绩效方式的剖析，基本可明白汉代农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面貌。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体制障碍，推动“三农”问题解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现实的借鉴与警示意义。

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

作者： 卜风贤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年份： 2001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周秦汉晋   减灾方略   农业灾害   历史研究  

描述： 农业灾害的历史与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始终。在古代社会，中国农业灾害频繁发生，对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危害和破坏。在现代灾害学昌兴的新的历史形势下，农业灾害史的研究需要汲取灾害学的理论成果，重新审视古代灾害的发生发展及农业减灾的措施和成效。为此，本文研究了周秦汉晋时期的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全文由三

全文：。 针对历史农业灾害史料处理中存在的法则零乱问题，本文提出了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办法，根据现代灾害学中的灾度理论，确立了1度灾害的基准线，在此基础上，依据历史灾害资料的有关信息，以灾区大小、灾情状况和灾期

宁南旱区应变型种植制度的机理与技术体系构建

作者： 王龙昌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年份： 2001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机理   应变型种植制度   决策系统   技术体系－   干早   旱区农业  

描述： 旱地农业在我国和世界农业生产中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人口增长，人类面临的食 物短缺、水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的形势更加严峻，旱地农业发展受到广大旱区国家高度重视， 并在早区农作制度研究方面取得许多重大进展。 宁南旱区地处黄土高原西北端，属黄河中游黄土丘陵沟壑区，旱作农田占总耕地面积的 90％。该区气

全文：的改进败学们型．研究姑果表明，宁南早区不 一柯作物伪东分生态邀应性、多年主收审好于二牢坐作物／汐赐作而好于贾丽僳物，1类作物叨 于谷炎作物．从降水条件看，丰水年份的作物水分生态适应应效高，而于早年

从劝农文看宋朝乡村社会问题

作者： 于芹   来源： 西南大学 年份： 2012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劝农文   宋朝乡村   社会问题  

描述： 近年来伴随研究视角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关注历史和现实中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等“三农”问题。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期,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特别是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乡村社会中的人、财、物产生了抽离作用,进而影响到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乡村

全文：近年来伴随研究视角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关注历史和现实中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等“三农”问题。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期,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特别是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乡村社会中的人、财、物产生了抽离作用,进而影响到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乡村社会中传统人际关系的发展等方面。这一时期较之于相对平静发展的其它社会历史历程,更容易出现某些与传统道德要求相悖的社会现象,因而也更容易看到其社会的剧烈变动,更容易了解其社会的“反常”现象。加之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政策的推波助澜,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不受限制,进一步加剧了宋朝乡村社会中土地的集中和流转,伴随土地频繁流转而来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以及乡村社会中阶层的频繁变动。“千年田换八百主”,财产的不稳定性,加重了宋人的不安全感,而当古人们举目无助的时候往往会求之于未知的超自然力量,因此致使宋朝巫术等神秘主义信仰活跃。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和宋朝政府统治政策的推动作用,使得宋朝社会呈现了一股重利之风,乡村社会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到了这场风波之中。随之而来的是,传统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族)的减少,以至于其零星点缀般的存在于宋朝社会中,小家庭增加并且成为宋朝社会家庭形式的主流,传统大家庭(族)家长权力、威望等减弱,意味着其对本来应该为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族)控制力减弱,如此一来传统大家庭(族)分散成为若干既有共财又有私财而松散的联系在一起的新家庭(族),后来的家庭(族)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参与经济活动等的方式,已与传统的大家庭(族)大不相同。鉴于宋朝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这里我们所考虑的是：在这一背景下,宋朝乡村社会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宋朝乡村社会关系又出现了哪些新变化?而宋朝地方官员的“劝农文”是观察宋朝地方社会极好的窗口和资料切入点。因此,我们打算以“劝农文”为起点,结合《夷坚志》《明公书判清明集》等史料并结合已有研究,对宋朝乡村社会问题加以力所能及的探讨,试图通过解读“劝农文”中的相关信息,对宋朝乡村社会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系统而又准确的认识,进而解读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宋朝乡村社会问题。宋朝统治者对于当时乡村社会中新出现的某些现象持排斥态度,力图改变之并致力于重构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希望在当时的农村建立一个传统伦理下的“和谐”社会。那么,宋朝统治者都进行了哪些努力?这些努力有没有起作用?到底产生了怎样的效果?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和说明的问题。我们打算通过对宋朝乡村社会问题的解读,从中总结出社会大变动下的宋朝乡村社会情形,进而发掘宋朝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员面对这种变化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这对我们今天的乡村社会转型研究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全文拟分为绪论、正文和小结三个部分。 绪论中,我们主要论述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对文中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设定了本文研究思路和研究目标。 正文分为四个部分论述的问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从劝农文看宋朝乡村的家庭(族)关系问题：相对于传统家庭(族)以义礼为纽带而维持的方式,随着宋朝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经济利益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日益提高,宋朝家庭(族)成员间因为经济利益的分配与争夺而降低了传统义礼的地位,进而影响到了传统家庭(族)的向心力和家庭(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家庭(族)中家长的威信下跌,家庭(族)成员关系相对于宋代以前处于失调而紧张的境地。这不仅给家庭(族)成员相互之间的友好相处带来了障碍和危害,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乡村的稳定、良性发展制造了阻力。 第二,从劝农文看宋朝乡村的邻里关系问题：邻里之间因为经济利益而产生摩擦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了,摩擦的产生造成了两种结果：一方面,传统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体系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从而对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与继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经济的原因,宋代地缘互助的可能性相比前代增加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地缘互助的增加是对传统乡村社会中互助体系的另类继续。比之前代,此时的地缘互助更多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互助体系,是在以互惠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互助体系,虽然也许它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名称。 第三,从劝农文看宋朝乡村的信仰问题：经济利益的突出,影响了宋朝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发展模式,乡村信仰中各类神灵的经济功能开始凸显,神灵具有了通报市场信息以及指导人们的求利方向和行为等的功能,人们开始花费更多的钱财用于缘事斋筵,以求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第四,劝农文对宋朝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的影响：面对宋朝乡村社会中的种种与统治者意志相违背的现象,宋朝地方官们致力于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力图建立一个传统社会下的和谐社会,他们的努力虽然有时候收效甚微,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小结部分,主要是针对对本文正文部分而做的总结和归纳,以及问题反思,以期对本文的写作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深刻的认识。

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理论与实践

作者： 张可成   来源： 山东农业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品牌建设流程   品牌建设要素   农产品品牌   建设实践  

描述：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not only the main commodities for human life but also the commodities with strong concealment of quality.

全文：)如下: 1、农产品品牌建设一般分析。笔者认为:(1)西方的“Brand”不等于中国的“品牌”。中国“品牌”的概念应该是西方“Brand”加上“Quality”的总和。(2)农产品品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古籍智能处理技术研究

作者： 常娥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古籍数字化   自动校勘   古籍整理专家系统   自动编幕   农业古籍  

描述： 我国古籍数字化工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标志是一批大规模、基础性的古籍著作被开发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产品，并成功走向市场。相关研究论文很多，其中主要对古籍数字化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进行了探讨，对古籍数字化取得的成果、数字化技术进行了介绍，然而很少见到有关古籍内

全文：技术问题，并且就农业古籍整理手段的现代化方面进行了论述，重点研究了农业古籍自动编纂和自动校勘技术及其相关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对古籍数字化相关技术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古籍数字化的关键在于

中国北方现代人扩散与农业起源的环境考古学观察

作者： 吉笃学   来源： 兰州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文化对环境的响应   BP事件   新旧石器过渡   中晚期过渡   现代人起源   农业起源   新石器   末次盛冰期   7.2   6.4kyr  

描述： 环境考古学是通过环境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人类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以缓解各种压力，从而实现规避风险保全自己的目的，为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人类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一般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响应；二是适应。目前，现代人扩散和农业起源是了解和认识人类适应策略的最理想的案例。为

全文：的环境反应模式。结果发现： 1．在22kyr BP和21kyr BP左右的末次盛冰期，宁夏彭阳和甘肃秦安相继出现了与现代人有关的细石器制品，说明现代人已扩散到陇西黄土高原的腹地。 2．ZL005地点的黄土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

作者： 朱世桂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12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业科技   科技管理   农业史   科技体制   近现代  

描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

全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来保障,但我国历史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弊端,如条块分割,农科教分离、科技经济脱节、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探索农业科技体制形成与改革创新方略,为农业科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组织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体制问题一直是科技界讨论关注的热点。围绕农业科技体制人们在讨论中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体制的弊端、运行障碍及其克服的办法,至于当前科技体制是如何形成、特点如何、体制问题的根源如何产生、国家在构建科技体制过程中有那些经历、受哪些因素影响、产生了哪些启示等,探讨不够全面系统,历史性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也比较零散。农业科技体制一般涉及到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内容,本论文以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这一百年为经度,以各时期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为纬度,面对前人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科技体制形成及发展本因研究的缺憾,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一百年来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体制百年变迁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并对各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了不同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国情、政府政策等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一些特点、历史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完善发展的战略对策。 第一,分析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萌芽初创时期(1897--1937年)体制化过程与创立情况,得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近代社会力兴改革变法的政治环境、振兴实业改良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开始重视科技引进西方农学的科学文化氛围下创建产生。来自政府和社会两方面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动力量,以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以设农政,建机构,开展农事试验研究,奠定体制化的组织基础；以组社团,促交流,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办法》等规章,构建了农业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农科组织基本框架,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将农业科研管理逐渐从农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组织机构日渐发展,形成我国农业科技体制雏形。 第二,重点描画了1937年以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日占区不同区域农科体制形成及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国统区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原中央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建立了以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农业推广制度,以及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开展科技奖励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初步构建了注重技术试验推广应用的边区农业科技体制,为解放后创建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奠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建设经验。日占区日伪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优先开展见效快生产上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了一批农事试验机构,构建了科研计划目标明确、组织结构较为完整、设施相对配套齐全的日伪农业科技体制,为东北等地解放后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三,按1949—1957年和1958—1978年两个阶段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业科技体制重新构建与波动调整的历史内容,分析了组建独立的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县建“四级农科网”等新的农业科教体制形成过程,肯定了在集中型计划管理体制下协作攻关科技组织方式的制度合理性,梳理了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的历程,探讨了农业科技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管理方式、农科组织体系隶属关系多样、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重复分散的历史成因。 第四,全面回顾总结了1978年起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及成效,既反映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导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成效,又对以科技拨款方式转变为主的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基础性、公益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的矛盾与困惑,进行了客观描述等。 第五,历史地探析了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作用。 第六,运用综合集成等方法,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历史演变特点,和从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发展的影响。最后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启示,分析梳理了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科教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战略思路,建议侧重在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建立健全多元价值的科技评价制度等,将为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历史科学的参考依据。

1933-1945年甘肃经济建设研究

作者： 裴庚辛   来源： 华中师范大学 年份： 2008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1933—1945   甘肃商业   甘肃工业   甘肃金融业   甘肃农业  

描述： 近代甘肃经济落后,农业生产仍是传统的耕作方式,产量低下;工业则没有几家近代工厂,主要是手工业工场或家庭手工业作坊,新式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再加上灾荒频发,烟毒横行,地方当局借禁种之名行罚款之实。甘肃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与落后的经济水平相对应,近代甘肃的金融机构主要有票号、钱庄(银号)、当铺等几种形式,

全文：近代甘肃经济落后,农业生产仍是传统的耕作方式,产量低下;工业则没有几家近代工厂,主要是手工业工场或家庭手工业作坊,新式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再加上灾荒频发,烟毒横行,地方当局借禁种之名行罚款之实。甘肃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与落后的经济水平相对应,近代甘肃的金融机构主要有票号、钱庄(银号)、当铺等几种形式,票号、钱庄均以信用放款为主,不同的是票号存放款是辅业,主要为融通资金,其客户多为大商人;而钱庄则是对中小商人放款。其中票号在晚清时执甘肃金融牛耳,其总号多设于山西,甘肃多为汇兑庄。票号由初期的专营汇兑逐渐过渡为兼营存放款,钱庄则资金微薄。发展缓慢。民国成立后票号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钱庄逐渐发展壮大。民国前期时金融市场的主体是钱庄,其信用甚至超过了随政局动荡而开设关停的官银号、银钱局。当铺则主要开设于县城、集镇等地,采用质押放款形式,对象为票号、钱庄顾及不到的普通平民,其资金周转时间长,在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后逐步式微。与此相比,官办金融机构的设立主要是以维持地方官僚、军阀的统治搜集财源为目的,是地方政权的附属机构。同时,在经营活动中,这些官营银行从地方官僚、军阀的需要出发,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的混乱。而且官办金融机构常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倒闭歇业,信誉反而不如私营的钱庄。虽然在国家银行入驻之前甘肃金融市场的主体是传统金融机构,但是仍然出现了现代银行的萌芽。 资金不足一直是困扰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以经营信用放款为主的小资本钱庄适应了小工商业的需要,在社会融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兴起,钱庄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由于资本市场的欠缺,新式银行作为相对大规模的间接融资手段,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近代以来政府财政匮乏,需要银行的债务支持以及以银行为中介向社会筹资。新式银行与近代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以正相关的形式存在。就甘肃来说,官办银行常沦落为政府的钱柜,省政府经常向银行透支,连银行的正常营业也常受政府的影响,这为时人所诟病。从银行自身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企业,银行与其它企业一样,在近代社会相同的历史背景下面临同样的困境。但是由于经营业务的特殊性,其发展道路又与普通企业存在明显的差异。近代银行是在外国银行的刺激下步入历史舞台的,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外国银行的冲击及钱庄的激烈竞争,生存空间十分狭小。在落后的甘肃,银行的发展受政局的影响更大。在近代中田社会频繁的政权更迭和剧烈的经济变动中,银行在艰难挣扎中前行,虽然发展缓慢但却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东北沦陷,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部分处于战火中,西南、西北成为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大后方根据地。由于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国民政府一面抗战,一面加大建设以支援抗战,实行了“抗战建国同时并进”的战时政策。基于多方面考虑,国民政府对其西部大后方进行了总的定位,“西南是抗战根据地,西北是建国根据地”,并加大了对西南、西北的开发与建设,出现了近代西南、西北开发的高潮。发展农业,确保战争物资的供应成为国民政府后方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政府的引导和银行业的支持下,通过改良旧有品种、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利用农业贷款在全省尤其是河西地区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改善了农牧业生产的条件,促进了战时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甘肃粮食总产量连年稳步增长,为抗战提供了更多的军粮和马匹,支持了长期抗战的进行。战时甘肃农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农业贷款的发放,农业贷款给农民提供了种籽、农具、牲畜,帮助农民兴修了水利,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提高了抗灾能力,使甘肃省粮食总产量连年增加,即使是在遭受比较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也没有减产。对农民的贷款发放主要是依靠各种合作社进行的,合作社的种类有信用合作社、运销合作社、畜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杜。农贷为甘肃农牧业的战时发展提供助力很大,但是毋庸讳言,农贷本身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如贷放范围不够普遍,放款手续比较复杂等。由于农民文化水平的低下,土豪劣绅把持了部分合作社,把合作社的低息农业贷款以高息转贷给农民,使农业贷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随着战争的深入,西北地位日显重要,为此,国民政府加大了西北建设力度。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前期,甘肃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稳步发展,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矿、交通、邮电通讯、金融等现代产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低,但已不再处于零星的萌芽状态,而是在甘肃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已经超过了近代任何历史时期。比较突出的成就是近代工矿业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力,尤其是石油工业成为全国领先的行业。兰州已经初步建设成为新兴的西北近代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大后方的毛纺织中心之一。抗战时期甘肃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与政府的引导和银行业的支持分不开。银行业不仅提供了工矿业发展需要的资金,而且直接投资办厂,利用银行贷款诱导手工业进行技术改造。虽然在抗战后期银行业资金大部分投向商业领域,助长了投机之风,但是不可否认,银行业对于战时甘肃工业的发展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使甘肃省的农牧业、手工业、工矿业得到了发展,抗战时期甘肃军队云集,流入难民增多,外来人口的增加使得日用品需求旺盛,而甘肃本身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地区,战前绝大部分日用品就依赖外省输入,战时工业虽有所发展仍然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拉动商业经济日益活跃并一度繁荣起来,商品流通的范围和商品交换的规模逐步扩大,国内外贸易均有长足发展。战时商业发展的特点为抗战时期传统商路的变迁,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间商贸往来的日益密切。西北地区各省间贸易力度的加大,对苏易货贸易的发展及银行业对商业发展的示范效应和负面影响。

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学启示

作者： 付智强   来源： 长江大学 年份： 2012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荀子   周易   论语   孟子   生态  

描述：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大黄金时期,春秋晚期到西汉的四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也称为“大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不断深化并逐渐向大一统迈进。这一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争芳斗艳、交相辉映,形成了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诸子十家,其可观

全文：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大黄金时期,春秋晚期到西汉的四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也称为“大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不断深化并逐渐向大一统迈进。这一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争芳斗艳、交相辉映,形成了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随着国家大一统的出现,思想界的统一也是顺势而生,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以儒家为主体兼容百家的思想格局。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儒学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对于现代中国的各项事业也存在着重大的潜在影响。挖掘和整理传统儒家文化在当前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论语》、《孟子》和《荀子》也都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研究儒家思想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这三部文献的,而之所以把《周易》列入研究范围是因为它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著作,诸子之学都与《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朝就被列为五经之首,之后又冠居“十三经”之首。所以,研究《周易》的思想内涵能够探寻出中华文化的流变之源。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这四部文献的内容,从生态保护的角度重新认识了古典文献的思想内涵。 本文总共分为五大部分： 引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缘起、意义及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 正文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周易》的生态学启示。《周易》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先人对于大自然认识的经验总结,和自然界有着天然的联系。《系辞下传》中阐释六十四卦的名称虽然很小,但是代表的事物种类却很多,蕴含的意义也很深远,它们间接而中肯地表达了意思。所以,《周易》对自然地认识更多的是感性的、局部的、肤浅的,但它却是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的。所以,对于《周易》的生态学研究也是基于感性的理解,从宏观上把握其内容的思想内涵。《周易》认为太极是世界的本源,世间万物皆生于此。那么由此而产生的这一系统内部必然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体,所以我们要注重生态系统内各个要素之间的平衡。本章还从天人关系、自然之道、顺应自然等方面论述了《周易》的生态学启示,最后还总结了其哲学内涵。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论语》的生态学启示,孔子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其思想言论手机在《论语》之中。系统第研究其内容,能够基本还原儒家思想的初始面目,更加直观地了解孔子的主张。本章首先阐述了孔子对天的认识,孔子提出“知天畏天”,这就表明了人在自然界所应该处的地位,同时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周易》思想内涵的继承和发展,包含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接着又论述了孔子的“仁”这一儒家核心思想,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上扩展了仁的含义,也为之后孟子提出“人民而爱物”做了思想铺垫。孔子还对中庸十分推崇,并提倡把中庸作为一种处世方式。在对待自然方面就表现为一种适中平和的生活方式,对于自然资源不能过度开发利用。本章还探讨了孔子“和”的思想,举例论证了孔子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向往。最后还表达出了对“生”的重视,既重视自然界中的生命,又赞美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之功。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孟子》一书的生态学启示。孟子是子思的学生,而子思又是孔子的孙子,孟子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以“大道”的传承者自居,以传承孔子的思想为己任,他对圣人学说的危境感到担忧,告诫世人要向古之圣贤学习,以避免大道的失坠。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重要学说,孟子的性善论为世人的行为处事指明了方向,劝告人们要保持本心,多做善事。同样,在人与自然界的交往过程中,人们也同样应该用良心来善待自然万物,如此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农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样遵循着大自然自身的规律。在农业方面孟子主要提出了“时养”,生物的生长发育都有其特定的时节,所以要使农业丰产就一定要特别注重时令。孟子还进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思考,提出索取自然资源不能过度,并且日常生活不能奢侈纵欲,要适当地节制欲望,如此既能节约生活资料的消耗,又能达到养心的目的。孟子还提出了“仁民而爱物”这一重要主张,他把对人的仁爱扩展到物,表现了一种更博大的胸怀,而孟子所指的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大自然界。这充分说明了孟子对于生命的关怀。 第四章主要介绍了《荀子》的生态学启示。荀子是“百家争鸣”的总结性人物,其思想主体属于儒家流派,但同时又提出了许多有独创性的观点。对于天的理解上,荀子首次明确提出了“天人之分”。荀子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将人类社会的治乱同客观存在的天隔离起来,但并没有将天和人对立起来,而是在正确认识了天的自然性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天人相参”的理论,辩证地论述了天人关系。荀子认为天使可以被认知的,但同时又反对以非理性的、反科学的方法来认知天。在认知天的基础上,荀子明确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更加肯定了天的自然属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荀子的思想具有很明显的现实性,提倡人们认识自然规律然后再去顺势改造利用自然。荀子肯定了人们日常消费的合理性,反对禁欲主义,提出开源节流的主张。在具体措施方面荀子也提出了许多有借鉴意义的方法。 这些儒家经典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深入研究其生态学内涵既能够丰富对古典文献的研究,又能够拓展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