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两朵：民间美术与文人画比较研究

作者： 朱叶   来源： 陕西师范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中国文化   民间美术   文人画  

描述： branches bears much paintings crystal clear and beautiful fruit of culture which folk art are included.

全文：因素是在春秋战国以后从中国诸子百家学说中脱胎出来的,以理性精神为主导,以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觉醒了的人文意识为契机,与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意识与文化形式的发展相同步,一种人格独立、思想自觉,以体道、审美为

可以和传世文献相对照的先秦出土文献研究

作者： 西山尚志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子思子   周易研究   《太平御览》   土文   民之父母   緇衣   禮記   通行本   古典文献   出土文献  

描述： of the Zhanguo period has been continually unearthed. These texts have enriched

全文：堆帛書《周易》、阜陽漢簡《周易》與今本《周易》的許多部分可以進行比較;郭店楚簡《老子》、馬王堆帛書《老子》與《老子》的許多部分可以進行比較;上博楚簡《民之父母》與《禮記·孔子間居》、《孔子家語·論禮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对西平地区的文化影响

作者： 李永翎   来源： 中央民族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文化影响   西平   历史时期   交通  

描述： mpared with the Silk main road. With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全文：在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对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研究重视不足,无论从研究数量,还是研究成果,都无法与丝绸之路主干道相比较。而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及生态意识的出现,丝绸之路在通畅阶段对沿途地区的环境及生态的负面影响在学术界引起了争鸣。客观、公正地评价丝绸之路,在不回避丝绸之路确有消极作用的同时,肯定它对沿途地区的的积极影响应该是我们对丝绸之路的基本态度。 本文通过对古代文献和现代考古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认为自汉武开疆扩土,丝绸之路青海道既是汉军进兵主要路线,羌族逼迫撤离西平湟中地区的逃离路线,也成为了汉族迁徙进入河湟地区的主要通道。汉族进入西平湟中地区,改变了过去地区单一民族的状况,出现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汉族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成熟的农耕技术,带来了富有经验和技能的大量劳动力,而且带来中原注重仁义礼仪的儒家文化。统治者的重视、私塾的盛行、官办学校的出现、文化大儒的出现,使得在中原战乱、局势难平的混乱时期,河西地区的文化却因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而大受其益。大批高官显贵、俊儒奇才陆续前来避难,河西地区在成为中原文化的寄宿地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河西文化的形成。而移居西平的大家族,在相对稳定的西平湟中地区得到了发展壮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积极参与河西地区的政治角逐,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走向和区域稳定。秃发鲜卑自河西走廊迁居西平湟中地区以来,对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影响深远。来自东西方的商旅僧侣带来了佛教,而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使得西平地区成为佛教重要的传播地区。 研究以确凿的事实证明,在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通畅的丝绸之路青海道不仅促进了西平地区的民族融合、文化整合,而且促进了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研究表明交通条件在地区开发中的重要作用,这有助于强化我们对当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而在早期开发中,出现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现象,对我们今后开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及区域移民将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历史教训。

我国现代农业产学研创新联盟研究

作者： 赵瑞波   来源： 河北农业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运行机制   现代农业   产学研联盟   组织模式  

描述： ability of creation transforming, so that it can optimize the competition structure and accelerate the qualitative leap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全文：,提出以企业家精神为牵引的基于供应链协同的现代农业产学研创新联盟,为区域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使联盟参与各方更加自觉、更加密切、更加深入地有机、有序的结合和合作,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

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史

作者： 金千秋   来源： 中国艺术研究院 年份： 2001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乐舞交流   印度舞蹈   舞蹈艺术   舞蹈学   外来艺术   古丝绸之路   民族乐舞   文化交流史   天宫伎乐   艺术交流  

描述： 本文主要论及历史上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状况，丝绸之路是 一条横亘于欧亚大陆的文化交通之路，也是世界文化展开的中轴之路，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都曾与这条丝路发生过联系。 古丝绸之路分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路丝绸之路是指 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民族地区以及希腊、罗马等国交往之路；海上丝绸 之路是

全文：乐舞艺术传向东亚、东南亚各国，推动了文化落 后国家的民族乐舞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家王朝建立后，海上丝绸之路 兴盛，唐、宋以后与日本、朝鲜、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国交流日渐频繁， 乐舞交流也非常盛行

唐代田园诗主题由“田园乐”到“田园苦”的转变

作者： 李晓娜   来源： 西南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田园乐   儒家诗教   唐代   田园苦   社会转变  

描述： 唐代田园诗主题由“田园乐”向“田园苦”的转变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唐前期国家政权稳固，国力强盛，社会富裕安定，士人和农人的生活也比较安稳丰足，士人在田园上主要是体贴自然，休憩心灵，追慕隐逸。这一时期田园诗描写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田园生活：田园风光以宁静纯美、物产丰足、生机盎然为主；士人的田园生活随性自

全文：唐代田园诗主题由“田园乐”向“田园苦”的转变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唐前期国家政权稳固，国力强盛，社会富裕安定，士人和农人的生活也比较安稳丰足，士人在田园上主要是体贴自然，休憩心灵，追慕隐逸。这一时期田园诗描写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田园生活：田园风光以宁静纯美、物产丰足、生机盎然为主；士人的田园生活随性自适，并以此作为对世俗的一种超脱；农人生活安稳和美，农人形象带有隐士色彩。田园诗的各方面都以反映“田园乐”为主，偶有“田园苦”类作品。随着唐朝社会矛盾的激化，安史之乱爆发，其后社会动荡、国力衰弱、边患四起，藩镇割据，灾荒、战争、征兵、重赋等种种沉重负担加诸农人身上，士人的田园生活也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诗歌创作逐渐转向反映社会现实的道路，一些诗人重拾儒家诗教理论，再次提出以诗歌干预现实的要求。表现在田园诗上，即是“田园苦”主题的正式出现。以韦应物、戴叔伦、钱起、李嘉祐等人为代表，不少诗人开始创作“田园苦”主题的诗作。尤其韦应物是体现田园诗诗风、主题由盛唐转向中唐的关键人物。其后经由张籍、王建、李绅而至元白新乐府中以田园和农人为题材的诗作。“田园苦”主题的诗作大量增加；灾荒、战争、征兵、重赋等各种危害对农人生活的影响和农人深切的痛苦都被反映出来；士人们悯农、愧农的感情和对当政者的不满也日益深化。中唐这场田园诗变革的主要特点是：“田园乐”主题依然持续；田园风光描写由唐前期的丰足纯美转为凄清萧飒；“田园乐”与“田园苦”主题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诗人的作品中；以农事、农人生活为描述、抒情对象的诗作增多。至晚唐，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诗人对农人的关注更多，田园诗的创作愈加向“田园苦”主题倾斜，主要诗人有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等。描写单个农人的作品继续增多，一致反映农人苦难。诗中的田园更加惨淡，农人生活更加困苦。由于仕进无门，颠沛流离，诗人对政权的依附性减弱，对统治阶级的批判也更加直接、激烈，拥有了“骂世”“骂官”的风采。

深潜乡土　挖掘生命底色

作者： 祁宗芹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05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荒诞化   苦难命运   权力体制   生命力  

描述： 阎连科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在文坛上的一位极富实力的作家,他自1988年发表《两程故里》引起了强烈反响之后,一直笔耕不辍,创作了瑶沟系列,九流人物系列,和平军人系列等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侧重中国乡土社会生存体制的理性批判,虽力度不够但已初显思想锋芒。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作家本人世界观、人

全文：的苦难世界里而无法自拔的时候,作家又将笔锋重新对准了政治文化批判的主题,《坚硬如水》、《受活》等几部近作的相继问世,都给当代文学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阎连科也因此成为读者、评论家们竟相关注的对象。然而

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秦汉民间信仰研究

作者： 李秋香   来源： 河南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文化控制   文化认同   功能变迁   秦汉   民间信仰  

描述： le's understanding and regarding for the universe and the life at that time.

全文：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作为秦汉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民众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及认识。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民俗学、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和地域文化史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所谓秦汉民间信仰,它的信仰者不仅仅包括处于社会基层的广大民众,而且包括一些地方官吏和皇室上层。秦汉民间信仰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稳定的农业经济基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秦汉民间信仰呈现出四个主要特点:即传统神祇与新造神灵并存;信仰对象等级性限制的减弱与世俗化特征的加强;神灵地域性特色的相对减弱与一统性特色的凸显;异地神灵与宗教神灵影响的逐渐扩大等。 民间信仰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而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便是其文化功能的重要体现。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文化认同是文化控制的前提,而文化控制是文化认同的结果,两者又都是民间信仰所发挥的文化作用之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民间信仰在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下,在主流文化的强烈渗透下,其所发挥的功能主要是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也就是说,民间信仰在促进文化认同、加强文化控制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地域文化认同、族群文化认同、历史文化认同和异地文化认同。首先,秦汉时期,基层民众以所在地域的基层社神、两个或多个地域的民众以所在地的跨地域人神为信仰对象,围绕着此信仰对象的物化象征,通过对此类神灵的祭献及外在的仪式等群体活动,从而找到了人群的身份归属即实现了彼此的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地域文化认同功能。其次,秦汉时期的华夏—汉族群以始祖神为共同的信奉对象,围绕着信仰对象的物化形式,通过流播有关祖先的创世伟业等神话传说,从而实现了本族群的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族群文化认同功能。复次,秦汉时期的多个社会阶层以古圣贤为信仰对象,围绕着信仰对象的物化象征,通过对古圣贤事迹的重新构建和传播,从而实现了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历史文化认同功能。最后,秦汉时期的各社会阶层对西王母这位来自异地的神灵不断进行加工改造,为我所用,随着信仰圈的扩大,西王母成为大家共同的信仰对象,成为正式宗教在中原诞生或普及之前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一位民间信仰神灵,或者说西王母被异于自身的文化所接受和改造。此为民间信仰的异地文化认同功能。 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控制类型主要分为禁忌类、巫术类、儒家伦理类、宗教类等四大部分。它们分别在解除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感、维护家庭和谐、保护个体生命及其身体健康、减缓社会矛盾、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合不同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明确家庭尊卑长幼的名分、实现对信仰群体的控制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秦汉时期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功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此时期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功能变迁总体上呈现出地域文化认同的由强变弱及族群文化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功能的渐趋增强等方面。民间信仰文化控制功能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先秦到秦汉之际,巫术类和禁忌类在文化控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西汉中期后,儒家伦理类文化所发挥的控制功能逐渐增强。随着西汉末东汉初佛教的东传和东汉末年原始道教的创立,宗教类文化控制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逐渐突出。但新的文化控制手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有的文化控制手段的迅速消失。相反,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生交融与整合,从而对民众的日常行为及精神世界发挥着强有力的文化控制作用。而国家政策法令的干预和主流文化的影响、人的社会化途径的多重作用、自然迫力的持续及生存危机感的出现、文化交流尤其是异文化对本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等,是导致秦汉民间信仰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等文化功能发生变迁的主要动因。 简言之,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是秦汉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重要体现,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功能不仅体现为共时性,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而导致变迁的动因则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两汉农民生活研究

作者： 陈冬仿   来源： 郑州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活   人际关系   国家认同   聚落形态   精神文化   生产活动   两汉   农民  

描述： 汉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民人口是社会的主体，农民生活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重点探讨两汉农民居住场所、生产活动、人际交往、政治及精神文化等生活状况，力求勾勒出那个时代农民生活动态和立体的画卷。 根据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两汉乡村聚落形式和建筑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经过人为规划的聚落和自然

全文：汉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民人口是社会的主体，农民生活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重点探讨两汉农民居住场所、生产活动、人际交往、政治及精神文化等生活状况，力求勾勒出那个时代农民生活动态和立体的画卷。 根据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两汉乡村聚落形式和建筑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经过人为规划的聚落和自然分布的聚落都较为普遍。一般来说，考虑到修缮成本和农民生产生活的便利性等因素，自然分布的聚落为其主要形式。两汉乡村社会中存在的“新兴聚落”和“自然聚落”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其外在形式不等同于“散村”。聚落内部布局是农民长期因地制宜抉择的结果，其形态不可能都是整齐划一的；对于大部分农民的住宅而言，每户拥有独立的庭院，其形制为“一堂二内”，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两汉农民居住场所是一个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相结合的有机体，其内在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随着农民姓氏普及和宗族的发展，聚落内部血缘性联系日益增强，由若干族姓农户杂居成为其主流趋势；从农民家庭结构发展变化来看，聚落内更多是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共存的局面。 生产活动是农民生活的基础。社会生产力在发展，农业技术在进步，生产工具在改进，两汉农民的生产活动逐渐形成以种植业为主导，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特点。汉代疆域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农业各部门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与地位自然会有所不同。两汉农业生产具有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构成农业生产的普遍形式；男耕女织成为家庭内部生产分工的自然模式；根据不同农作物种植的最佳时间来安排农业生产，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化和合理化，并对后世的农业生产及耕作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农民人际交往，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深受当时统治思想及儒家新伦理观的影响。在人际关系的互动模式中，以血缘亲情为纽带构成的家庭、家族联系与互动处于基础性地位。在儒家纲常礼教的影响下，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及夫妻关系为主的农民家庭成员间的联系与互动，从西汉中期以前的基于自然情感下相对平等的关系逐渐趋于不平等的从属关系。随着农民宗族血缘意识的增强，宗族成员间的生活互助更为经常和普遍，并通过族内祭祀活动密切其联系与交往。受相对闭塞生活环境和安土重迁特性的影响，以近距离婚姻为主所形成的姻亲关系，邻里、朋友及师生等关系也是两汉农民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家族一起构成农民人际关系中的“熟人社会”。此外，通过社日和市场等公共性、开放性的节日活动和场所，农民不断拓展自己的人际交往范围，满足不同层面的交往需求。 随着现实政治演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两汉农民生活的政治环境处在动态变化中：一方面，乡里社会权力介体豪族化，由西汉中期以前国家所主导选任的乡里胥吏逐渐为乡里的强宗大姓担任和把持；另一方面，以什伍制为代表的国家制度的作用机理和实践效果也不断发生变化，连坐机能相对弱化。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考虑，汉代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给予农民一定的优遇。以儒术取士的选官制度使农民具有参政的权利和可能；出于受教化的需要他们有一定的受教育机会；享有民爵的权益和一定的法律地位。西汉中期以后，以财势为右的社会现实使农民所具有的种种权益和机会出现理论与实际相悖离的局面，这是封建皇权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在“忠孝一体”政治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农民由对父家长权威的敬畏与服从延伸到对皇权的崇拜与依附；各种民间组织及活动所使用的称号和组织形式体现出农民对代表皇权意志的乡里制的认同；通过祠祀及谣谚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对国家的认知。受其自身局限所致，农民的政治观念是代表皇权意志的国家统治理念长期浸润的结果。 两汉农民的精神生活和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鬼神信仰成为两汉农民重要的精神寄托，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祭祀活动和禁忌习俗，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功利性及生活化。出于祈求福佑、禳除灾疫等目的，两汉农民尤其注重祭祀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社神和对家庭生活影响较大的灶神。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感恩与敬重，祈求护佑子孙，两汉农民主要以墓祭的方式来祭祀祖先，逐渐形成具体的时间和相应程式。为了免受鬼魅的侵害，形成服事以娱鬼魅、驱傩等驱鬼辟邪的方法。基于不死成仙的幻想，两汉农民也有“长生不死”的强烈愿望，积极奉行养生术，建构身后的幽冥世界。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形成时日岁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禁忌。具有农民自身特色的歌舞及小型杂艺等精神娱乐活动，是其积极乐观精神风貌的一种体现。由于投入时间和娱乐内容上的限制，农民很难成为娱乐活动的经常参加者和享受者；因地域和习性等不同，农民的娱乐方式和内容也有较大的差异。 两汉农民的“生活世界”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轨迹。源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和传承性，农民的不同生活形态是对由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安土重迁特性的一种最好诠释。通过对两汉农民生活“小世界”的窥探，不仅可以引领我们去感知那份厚重的乡土人情，促使我们对今天生活在农村中的农民及其生活作出一定的反思和思考，同时也可更深入了解人们生活方面的渊源关系及中国农耕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秦汉民间信仰研究

作者： 李秋香   来源： 河南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文化控制   文化认同   功能变迁   秦汉   民间信仰  

描述： le's understanding and regarding for the universe and the life at that time.

全文：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作为秦汉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民众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及认识。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民俗学、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和地域文化史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所谓秦汉民间信仰,它的信仰者不仅仅包括处于社会基层的广大民众,而且包括一些地方官吏和皇室上层。秦汉民间信仰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稳定的农业经济基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秦汉民间信仰呈现出四个主要特点:即传统神祇与新造神灵并存;信仰对象等级性限制的减弱与世俗化特征的加强;神灵地域性特色的相对减弱与一统性特色的凸显;异地神灵与宗教神灵影响的逐渐扩大等。 民间信仰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而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便是其文化功能的重要体现。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文化认同是文化控制的前提,而文化控制是文化认同的结果,两者又都是民间信仰所发挥的文化作用之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民间信仰在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下,在主流文化的强烈渗透下,其所发挥的功能主要是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也就是说,民间信仰在促进文化认同、加强文化控制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地域文化认同、族群文化认同、历史文化认同和异地文化认同。首先,秦汉时期,基层民众以所在地域的基层社神、两个或多个地域的民众以所在地的跨地域人神为信仰对象,围绕着此信仰对象的物化象征,通过对此类神灵的祭献及外在的仪式等群体活动,从而找到了人群的身份归属即实现了彼此的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地域文化认同功能。其次,秦汉时期的华夏—汉族群以始祖神为共同的信奉对象,围绕着信仰对象的物化形式,通过流播有关祖先的创世伟业等神话传说,从而实现了本族群的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族群文化认同功能。复次,秦汉时期的多个社会阶层以古圣贤为信仰对象,围绕着信仰对象的物化象征,通过对古圣贤事迹的重新构建和传播,从而实现了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历史文化认同功能。最后,秦汉时期的各社会阶层对西王母这位来自异地的神灵不断进行加工改造,为我所用,随着信仰圈的扩大,西王母成为大家共同的信仰对象,成为正式宗教在中原诞生或普及之前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一位民间信仰神灵,或者说西王母被异于自身的文化所接受和改造。此为民间信仰的异地文化认同功能。 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控制类型主要分为禁忌类、巫术类、儒家伦理类、宗教类等四大部分。它们分别在解除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感、维护家庭和谐、保护个体生命及其身体健康、减缓社会矛盾、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合不同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明确家庭尊卑长幼的名分、实现对信仰群体的控制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秦汉时期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功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此时期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功能变迁总体上呈现出地域文化认同的由强变弱及族群文化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功能的渐趋增强等方面。民间信仰文化控制功能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先秦到秦汉之际,巫术类和禁忌类在文化控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西汉中期后,儒家伦理类文化所发挥的控制功能逐渐增强。随着西汉末东汉初佛教的东传和东汉末年原始道教的创立,宗教类文化控制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逐渐突出。但新的文化控制手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有的文化控制手段的迅速消失。相反,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生交融与整合,从而对民众的日常行为及精神世界发挥着强有力的文化控制作用。而国家政策法令的干预和主流文化的影响、人的社会化途径的多重作用、自然迫力的持续及生存危机感的出现、文化交流尤其是异文化对本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等,是导致秦汉民间信仰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等文化功能发生变迁的主要动因。 简言之,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是秦汉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重要体现,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功能不仅体现为共时性,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而导致变迁的动因则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