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明聚落中的河湟回民社会交往特点研究

作者： 马进虎   来源： 西北大学 年份： 2005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河湟地区   回汉藏文明交往  

描述： 河湟(黄河、湟水谷地)地处横贯欧亚大陆的古代交通线——丝绸之路的南端,属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汉族农耕区和藏族游牧区的分界线,同时,从唐代开始,河湟地区渐渐地向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三教鼎立”的局面演化。到元朝时,那种八个民族世居(藏、汉、回、撒拉、土、蒙古、东乡和保安),三种

全文：河湟(黄河、湟水谷地)地处横贯欧亚大陆的古代交通线——丝绸之路的南端,属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汉族农耕区和藏族游牧区的分界线,同时,从唐代开始,河湟地区渐渐地向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三教鼎立”的局面演化。到元朝时,那种八个民族世居(藏、汉、回、撒拉、土、蒙古、东乡和保安),三种文化共存的局面基本形成了。 从宗教交往的角度看,儒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三者关系的特点,就是“和而不同”。和就是三方相互尊重,相安无事:不同就是存异,不强求一致。因为三者的教义理念既有相互补充的一面,也有差异较大的一面,总的看,差异大于共性。儒家的仁礼和合,佛教的慈悲情怀:伊斯兰教的清洁精神,理论上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利害冲突,可以相互益济,也可以彼此欣赏(美人之美),加上三者共处一地,这是和的基础,但从文明的载体看,三者的悬殊极大,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所以要尊重不同。 河湟地区回汉、回藏的交往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河湟回汉藏在经济方面的交往特点是互补共荣,互补就是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的相互补充,互通有无,共荣就是合作赢利,利益均沾。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渊源、文化传统等因素,数百年来,河湟地区逐渐形成一种汉族、土族务劳农业,藏族、蒙古族草原游牧,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经营工商业的这样一种即分工又合作的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 河湟回汉藏在政治方面的交往特点是:政教分离,其实就是理顺政教的关系,即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根据历史经验,如何处理好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清代中后期回民起义的爆发以及近代诸马军阀家族的崛起都与此有关。 河湟回汉藏在文化方面的交往特点是相互理解,理解的媒介有“花儿”、“匾联”和“纲常” 河湟回汉藏在民间方面的交往特点是平等团结。

边塞农牧文化的历史互动与地域分野

作者： 李智君   来源： 复旦大学 年份： 2005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河陇   游牧文化   农耕文化   历史文化地理  

描述： 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的河西和陇右地区,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始终承担着双重角色。首先是沟通。沿着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从旧大陆的中西部传向东方,把北部和西部的草原文化渐次输入内地。同时把中华农耕文化的文明由这里输出至旧大陆的中部和西部。其次是防御。纵横于亚欧草原通道上的

全文：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的河西和陇右地区,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始终承担着双重角色。首先是沟通。沿着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从旧大陆的中西部传向东方,把北部和西部的草原文化渐次输入内地。同时把中华农耕文化的文明由这里输出至旧大陆的中部和西部。其次是防御。纵横于亚欧草原通道上的游牧民族,常常以掳掠的形式来弥补其内部人力、物力供应之不足。这样的行为就给周边富庶的农业地带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灾难。农耕民族为了避免或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在修筑长城进行防御的同时,还在中原内地与大漠草原之间,建立了一个防御性地带,即边塞地带。河陇地区在历史上就长期担任这一职责,从历代长城由陇右至河西都有分布就可见一斑。 因此沟通和防御就成了河陇历史文化产生地域差异的驱动力。 本文首先分析了河陇历史防御的层次性,即地域形胜的分层结构,揭示了这一结构对河陇社会空间格局的控制作用。事实上,为了达到边塞地带防御的有效性,塞内农耕民族力量与塞外游牧民族力量始终在反复的拉据中寻找双方在势力在空间上的均衡点。长城防线由陇右向河西、河套的推进与退守,正是双方势力对比变化在空间上的反映。这一反复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农牧文化的交流。汉晋学术文化在边塞地带的扩展、壮大与衰落可以看作是农耕文化在边塞地带推进与后退的结果,而河陇历史语言地理也同样受制于这一过程,在三大高原之间因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语言地理区域。传唱于河陇的“花儿”,其流变中的多元融会与分布格局,更是河陇多民族众手培育的文化硕果,是研究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于不同地域交流的“活化石”。作为庶民的程式化生活方式——民俗地理的研究,体现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由于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人生礼仪与时间生活。如果说以上文化地理的研究体现了河陇与周边地区之间的文化的互动与交流,那么佛教地理的研究则更能看出边塞地带文化多元给异域文化在这一地域孵化、壮大与东传所带来的诸多好处。而佛教艺术以及高僧大德也因佛教所受各地文化影响程度不同,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艺术成果与人数不等佛教人士。相对佛教,民间信仰受区域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就更大,因此河陇民间信仰有着及其浓厚的边塞特征。独具特色的边塞文化,在唐人的边塞诗意象中有着边塞环境寒苦的共同性,也有着不同地域诗词意象的差异性。由此亦可觇见河陇文化外界感觉的形成。 由此可见,河陇文化是由多民族在这里冲突与融合中缔造的边塞文化,但其历史文化的主体是中原农耕文化。

边塞农牧文化的历史互动与地域分野

作者： 李智君   来源： 复旦大学 年份： 2005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河陇   游牧文化   农耕文化   历史文化地理  

描述： 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的河西和陇右地区,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始终承担着双重角色。首先是沟通。沿着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从旧大陆的中西部传向东方,把北部和西部的草原文化渐次输入内地。同时把中华农耕文化的文明由这里输出至旧大陆的中部和西部。其次是防御。纵横于亚欧草原通道上的

全文：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的河西和陇右地区,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始终承担着双重角色。首先是沟通。沿着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从旧大陆的中西部传向东方,把北部和西部的草原文化渐次输入内地。同时把中华农耕文化的文明由这里输出至旧大陆的中部和西部。其次是防御。纵横于亚欧草原通道上的游牧民族,常常以掳掠的形式来弥补其内部人力、物力供应之不足。这样的行为就给周边富庶的农业地带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灾难。农耕民族为了避免或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在修筑长城进行防御的同时,还在中原内地与大漠草原之间,建立了一个防御性地带,即边塞地带。河陇地区在历史上就长期担任这一职责,从历代长城由陇右至河西都有分布就可见一斑。 因此沟通和防御就成了河陇历史文化产生地域差异的驱动力。 本文首先分析了河陇历史防御的层次性,即地域形胜的分层结构,揭示了这一结构对河陇社会空间格局的控制作用。事实上,为了达到边塞地带防御的有效性,塞内农耕民族力量与塞外游牧民族力量始终在反复的拉据中寻找双方在势力在空间上的均衡点。长城防线由陇右向河西、河套的推进与退守,正是双方势力对比变化在空间上的反映。这一反复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农牧文化的交流。汉晋学术文化在边塞地带的扩展、壮大与衰落可以看作是农耕文化在边塞地带推进与后退的结果,而河陇历史语言地理也同样受制于这一过程,在三大高原之间因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语言地理区域。传唱于河陇的“花儿”,其流变中的多元融会与分布格局,更是河陇多民族众手培育的文化硕果,是研究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于不同地域交流的“活化石”。作为庶民的程式化生活方式——民俗地理的研究,体现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由于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人生礼仪与时间生活。如果说以上文化地理的研究体现了河陇与周边地区之间的文化的互动与交流,那么佛教地理的研究则更能看出边塞地带文化多元给异域文化在这一地域孵化、壮大与东传所带来的诸多好处。而佛教艺术以及高僧大德也因佛教所受各地文化影响程度不同,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艺术成果与人数不等佛教人士。相对佛教,民间信仰受区域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就更大,因此河陇民间信仰有着及其浓厚的边塞特征。独具特色的边塞文化,在唐人的边塞诗意象中有着边塞环境寒苦的共同性,也有着不同地域诗词意象的差异性。由此亦可觇见河陇文化外界感觉的形成。 由此可见,河陇文化是由多民族在这里冲突与融合中缔造的边塞文化,但其历史文化的主体是中原农耕文化。

水帘洞石窟群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

作者： 宋元   来源： 西北师范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水帘洞石窟   艺术特点   文化内涵  

描述： Buddhist grotto art is a combination of culture and a product of Chinese culture.

全文：的丰富性、布局的统一性等。雕塑艺术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具有秀骨清风的西魏佛像雕塑艺术特色又有圆润、丰满、秀美的北魏雕刻艺术特色,还有宋代以来清秀雍容的新的艺术风格。水帘洞石窟群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 1.水帘洞石窟群是儒、释、道三教相结合的产物。 2.水帘洞石窟群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甘南藏族自治州游牧人口定居的机制、模式和效应研究

作者： 王娟娟   来源： 兰州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机制   效应   甘南   模式   游牧人口定居  

描述： f the Qingzang plateau.Gannan is adjacent to Qinghai province in west,to Sichuan province in south,to the southern of Gansu province in east and to the Loess plateau in north.Mountainous country and plateau are its major landforms types.It is a highest

全文：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属于青藏高原中部牧区与东北部农林区的过渡地带，西邻青海省，南接四川省，东部逐渐向陇南过渡，北连甘肃中部的黄土高原。全区以山地和高原地貌为主，与祁连山地一起构成甘肃省境内两个海拔最高的部分，草原是其主要的自然资源。 依托优势资源，以游牧方式从事的畜牧业成为甘南的产业主导。在渔猎文明时期，这种方式能够较好地维持草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但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思想观念依旧的情形下，游牧方式本身的弱质性不断暴露，其存在的外在条件正在消失，游牧向定居变迁成为历史的必然。就生态环境承载力而言，无论是从因子承载力来看，还是从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来看，较之以前，甘南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降低，可持续发展阈值范围不断缩小，如果继续发展游牧畜牧业，甘南的草地生态环境系统将面临崩溃。基于这种状况，1986年甘南启动了关乎牧民千秋万代的大工程——游牧人口定居，游牧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但是与定居项目的目标尚有很大的距离。 实地调研表明，游牧人口定居项目应当因时因地选择完善的机制体系做保证，这一机制体系由动力、运行、稳定、效益等四大机制组成，它们之间存在严密的逻辑关系，互为基础、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其中，若有一个或几个机制不完善，定居工程的进程都会受阻，草地生态功能加速劣变的现状将难以扭转。本文依据甘南生态功能系统分区、草地类型及其功能价值、草地利用现状、现有生态保护措施等，提出并论证了游牧人口定居的不同模式：在草畜矛盾极为尖锐的生态脆弱区引导游牧人口进行完全定居；在自然条件差异大，生态退化较轻的地区鼓励采用半定居模式；在农业发展有一定基础、草地出现一定程度退化的牧区和退化严重的高海拔牧区实施混合定居。在完善的机制体系作用下，通过采用适宜的定居模式，作为一项保障性安居工程，游牧人口定居项目将凸现积极效应，表现在生活、生产、社会、生态和文化等方面。通过长期的实践，这些效应已有初步展现。需要强调的是，效应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促进，并以合力的形式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甘南游牧人口定居项目实施中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如再社会化问题、寺院经济问题、定居牧民的社会关系、思想认识问题等，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唐宋隐逸词史论

作者： 徐拥军   来源： 苏州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和战之争   清空说   党争   心路历程   唐宋词   隐逸  

描述： reclusion in "The Book of Odes", the earliest Chinese poetries .Hereafter, reclusion has become an

全文：隐逸与文学的结缘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便有几首写到隐逸的作品,此后,隐逸成为历代文人抒写的重要题材。隐逸与词的结合在早期的敦煌词中就已出现,中唐时在文人词体制确立过程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并最终形成了隐逸词这一大词的门类。本文将对唐宋隐逸词史进行勾勒叙述,展现不同阶段隐逸词的风貌。 第一章主要论述唐五代北宋前期隐逸词。第一节对唐五代的隐逸词进行梳理,并分析唐五代隐逸词的创作特点。第二节论述北宋前期隐逸词的创作概况,重点论述柳永的隐逸词。羁旅行役和贬谪是隐逸词创作的诱导因素,失意的词人脱离了歌宴酒席的环境,使他们完成了温柔乡向水云乡的转变,柳永的创作是这种转变的标本。 第二章论述北宋中后期的隐逸词。北宋中后期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为缓解社会矛盾,有志之士开始进行社会变革,但不幸的是这种改革却陷入了士大夫之间的意气之争,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党争。畏祸及身的心理使他们开始主动寻求解脱,隐逸或对隐逸的向往是对仕途厌倦的愿望表达。在这种背景之下,隐逸词的创作开始兴盛起来。另外,此时的宋词在创作观念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苏轼拿起以诗为词的武器,引导了词的新一轮改革,这也是北宋中后期隐逸词兴盛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苏轼和晁补之的隐逸词是这个时期创作的代表,清旷是苏轼隐逸词的主要特色,晁补之一方面发展了苏轼的风格,另一方面又将内心的愤激之情掺入其中,成为苏辛之间的桥梁。另外黄庭坚等人也创作了不少隐逸词。 第三章论述南渡时期的隐逸词。金人的入侵将歌舞升平的士大夫们推向了流离失所的灾难生活当中,有志之士们纷纷投入战斗以求取得抗敌救国的胜利,但是随着形势稍有好转,统治者们便抱定坐稳半壁江山的决心,以求和换取苟且的安定。抗战的斗士们被主和派纷纷排挤出朝,或贬或害；还有一部分干脆做起隐士来,过着眼不见心不烦的逍遥自在的生活,于是隐逸便成了他们的精神避难所。这时期的隐逸词人有朱敦儒,叶梦得、中兴四大词人,张孝祥等人。朱敦儒以其创作使隐逸词的创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潇洒闲适,语言浅近的希真体是朱敦儒的隐逸词的主导风格。另外一部分词人继续着苏轼的风格。 第四章论述南宋中后期的隐逸词。这一时期隐逸词创作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是东坡风与希真风的流衍,文中归纳了这两种现象,并探析了个中的原因。另外,这一个时期和战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陆游和辛弃疾两位隐逸词创作的大家,便是这种斗争下的悲剧性的人物。陆游的隐逸词有沉郁逋峭和闲适淡然两种风格,这与他徘徊在儒道之间的思想个性有关；辛弃疾的隐逸词则表现为悲慨苍凉下的超旷放达,这与他的英雄心态与谪居心态有关。 第五章继续论述南宋中后期的隐逸词。这一时期的隐逸词有些是对前一阶段隐逸词的延续,吴潜、刘克庄是这个时期的代表,基本上继承的是辛词的风格,却又表现出诸多不同。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寒士词人的隐逸词,他们表现出不同于仕宦词的隐逸心态和审美风貌。当然最有特色的词家是姜夔,他的隐逸性格与词风生成关系密切,直接导致了他清空淡远的词境和高洁的词品。 第六章论述南宋遗民词人的隐逸词。这个时期的隐逸词颇代表了遗民的心态,在抒写隐逸之时难以忘却的是对故国的深情,以及表现出来的对于人生价值失落的无奈、对历史的反思和责任的消解的重新选择,他们希望构建一个清雅的隐居环境来安顿自己的心灵。张炎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他的隐逸词体现了他的清空的审美思想,“伤痕与追忆：超越的沉重”、“还乡与重构：精神的栖居”是他隐逸词的两个重要主题。张炎的《词源》可看作宋词的理论终结,其中的“清空”说与隐逸文化密不可分,文中通过考察解释清空的“古雅峭拔”一词的含义,发现张炎此语不仅通于论词也通于论乐和论画,因而找到了“清空”说与文人画“逸”格的内在关联,从而使张炎对唐宋诸词家的评价问题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