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作者： 解志伟   来源： 中央民族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乌孜别克族   文化   变迁   游牧社会   转场  

描述： jiang, whos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closely linked with nomadism: the source of the Uzbek nationality is made up of many ancient nomads of the Eurasian; the way of nomadic life lasts in the Uzbek nationality } and today's Uzbeks in Danangou Township of Mori County in Xinjiang are still engaged in nomadism and it is their traditional livelihood. They have created and are creating a rich

全文：乌孜别克族是我国人口特别少的外来少数民族之一,它来源于新疆以西的中亚地区,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游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乌孜别克族的血管里流淌着亚欧大陆许多古代游牧民族的血液,游牧这一生活方式在乌孜别克族中经久未绝。时至今日,新疆木垒县大南沟的乌孜别克族还在从事游牧业生产,游牧业是他们的传统生计方式,在这一传统生活方式中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游牧文化。游牧是与自然最贴近的一种生活方式,游牧生活的长期积淀形成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的文化传统,乌孜别克族游牧民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原生性,蕴含着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内涵。 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都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传统”通过与“现代”的对比而表现出来。现代化的风暴已经席卷全球,乌孜别克族社会也面临着现代化问题。国家和地方政府推行的定居工程改善了乌孜别克族的经济生活条件,但这也改变了他们几百年来的游牧生计传统,他们的游牧传统文化随着定居而渐行渐远,乌孜别克族传统游牧文化的发展与保护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乌孜别克族创造了丰富的游牧文化,这既包括有形文化也包括无形文化,其中不乏优秀之作,然而在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它却是少数几个没有上榜的少数民族之一。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发现”乌孜别克族的文化传统,推动乌孜别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报与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民族平等、文化多样性和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社会主流话语,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缺少任何一个民族都与上述话语不一致。因此本研究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现实意义。 本文有关木垒游牧社会文化生活和转场过程的详细描述及意义分析可以说具有创新意义,因为学术领域鲜有对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民族四季牧场的分布及变化、转场牧道的变更、不同时空坐落上的牧民社会生活进行系统的研究。转场是游牧社会生活的标志性事件,没有转场就没有游牧。木垒乌孜别克族根据畜牧的需要将三地不同自然空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牧场,通过转场他们将这些空间纳入到他们的游牧生活中,他们的生产、生活内容因时因地而异。转场是游牧的标志性文化事项,它是人与文化调适的一种手段,是游牧社会在时空上有序的流动,游牧社会是流动的社区。乌孜别克族的游牧生活是传统中的流动,定居并没有终止流动,它带来了新的流动,这种新的流动是跨越文化边界的流动。 本文主要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的丰富材料,结合相关研究文献对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生活文化变迁进行了系统的描述。本文前半部分以乌孜别克族的历史及其游牧生活为中心,首先论述了游牧业与转场的起源和乌孜别克族的民族过程,分析了游牧业在乌孜别克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意义,随后讲述了木垒大南沟乌孜别克族的家族史和转场史,并且对他们的转场历史加以分期进行论述。木垒乌孜别克族自其祖先进入中国时就开始了他们的本土化与国民化过程,这一过程贯穿了他们的游牧转场史。乌孜别克族社会文化变迁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在建构这一少数民族的同时,乌孜别克族也在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不断将自己构建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成为他们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一种手段。 本文的后半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民的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人生礼仪、民间传承、科技工艺、宗教信仰和节日等文化现象及其变迁进行了分类论述,在结论部分分析了乌孜别克族社会文化变迁及其当代社会文化的一些特点、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保护的问题。关于变迁,本文认为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变迁所呈现的结果是文化的碎片化;关于文化,本文认为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文化具有原生性、濒危性、真实性和地域性等特点;关于文化传统的发展与保护,笔者提出建设游牧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发乌孜别克族游牧文化资源发展体验旅游既可以促进游牧社会的经济发展,又可以加强他们传统文化的保护。

区域农业观光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体系理论构建与实践

作者： 杨晓美   来源： 陕西师范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发展潜力   多层次灰色评价   秦岭北麓   区域农业旅游资源  

描述： opment of agricultural tourism and to obtain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the measure of potential, but also for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rational exploitation of its resources of great significance.

全文：对评价结果的分析运用,将秦岭北麓15个区县划分为不同的发展区域,并根据发展区域的不同特点对西安市、宝鸡市和渭南市三市的农业旅游区提出发展策略。 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区域农业旅游资源开发潜力

两汉农民生活研究

作者： 陈冬仿   来源： 郑州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活   人际关系   国家认同   聚落形态   精神文化   生产活动   两汉   农民  

描述： 汉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民人口是社会的主体，农民生活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重点探讨两汉农民居住场所、生产活动、人际交往、政治及精神文化等生活状况，力求勾勒出那个时代农民生活动态和立体的画卷。 根据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两汉乡村聚落形式和建筑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经过人为规划的聚落和自然

全文：汉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民人口是社会的主体，农民生活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重点探讨两汉农民居住场所、生产活动、人际交往、政治及精神文化等生活状况，力求勾勒出那个时代农民生活动态和立体的画卷。 根据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两汉乡村聚落形式和建筑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经过人为规划的聚落和自然分布的聚落都较为普遍。一般来说，考虑到修缮成本和农民生产生活的便利性等因素，自然分布的聚落为其主要形式。两汉乡村社会中存在的“新兴聚落”和“自然聚落”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其外在形式不等同于“散村”。聚落内部布局是农民长期因地制宜抉择的结果，其形态不可能都是整齐划一的；对于大部分农民的住宅而言，每户拥有独立的庭院，其形制为“一堂二内”，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两汉农民居住场所是一个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相结合的有机体，其内在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随着农民姓氏普及和宗族的发展，聚落内部血缘性联系日益增强，由若干族姓农户杂居成为其主流趋势；从农民家庭结构发展变化来看，聚落内更多是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共存的局面。 生产活动是农民生活的基础。社会生产力在发展，农业技术在进步，生产工具在改进，两汉农民的生产活动逐渐形成以种植业为主导，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特点。汉代疆域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农业各部门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与地位自然会有所不同。两汉农业生产具有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构成农业生产的普遍形式；男耕女织成为家庭内部生产分工的自然模式；根据不同农作物种植的最佳时间来安排农业生产，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化和合理化，并对后世的农业生产及耕作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农民人际交往，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深受当时统治思想及儒家新伦理观的影响。在人际关系的互动模式中，以血缘亲情为纽带构成的家庭、家族联系与互动处于基础性地位。在儒家纲常礼教的影响下，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及夫妻关系为主的农民家庭成员间的联系与互动，从西汉中期以前的基于自然情感下相对平等的关系逐渐趋于不平等的从属关系。随着农民宗族血缘意识的增强，宗族成员间的生活互助更为经常和普遍，并通过族内祭祀活动密切其联系与交往。受相对闭塞生活环境和安土重迁特性的影响，以近距离婚姻为主所形成的姻亲关系，邻里、朋友及师生等关系也是两汉农民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家族一起构成农民人际关系中的“熟人社会”。此外，通过社日和市场等公共性、开放性的节日活动和场所，农民不断拓展自己的人际交往范围，满足不同层面的交往需求。 随着现实政治演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两汉农民生活的政治环境处在动态变化中：一方面，乡里社会权力介体豪族化，由西汉中期以前国家所主导选任的乡里胥吏逐渐为乡里的强宗大姓担任和把持；另一方面，以什伍制为代表的国家制度的作用机理和实践效果也不断发生变化，连坐机能相对弱化。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考虑，汉代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给予农民一定的优遇。以儒术取士的选官制度使农民具有参政的权利和可能；出于受教化的需要他们有一定的受教育机会；享有民爵的权益和一定的法律地位。西汉中期以后，以财势为右的社会现实使农民所具有的种种权益和机会出现理论与实际相悖离的局面，这是封建皇权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在“忠孝一体”政治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农民由对父家长权威的敬畏与服从延伸到对皇权的崇拜与依附；各种民间组织及活动所使用的称号和组织形式体现出农民对代表皇权意志的乡里制的认同；通过祠祀及谣谚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对国家的认知。受其自身局限所致，农民的政治观念是代表皇权意志的国家统治理念长期浸润的结果。 两汉农民的精神生活和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鬼神信仰成为两汉农民重要的精神寄托，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祭祀活动和禁忌习俗，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功利性及生活化。出于祈求福佑、禳除灾疫等目的，两汉农民尤其注重祭祀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社神和对家庭生活影响较大的灶神。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感恩与敬重，祈求护佑子孙，两汉农民主要以墓祭的方式来祭祀祖先，逐渐形成具体的时间和相应程式。为了免受鬼魅的侵害，形成服事以娱鬼魅、驱傩等驱鬼辟邪的方法。基于不死成仙的幻想，两汉农民也有“长生不死”的强烈愿望，积极奉行养生术，建构身后的幽冥世界。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形成时日岁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禁忌。具有农民自身特色的歌舞及小型杂艺等精神娱乐活动，是其积极乐观精神风貌的一种体现。由于投入时间和娱乐内容上的限制，农民很难成为娱乐活动的经常参加者和享受者；因地域和习性等不同，农民的娱乐方式和内容也有较大的差异。 两汉农民的“生活世界”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轨迹。源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和传承性，农民的不同生活形态是对由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安土重迁特性的一种最好诠释。通过对两汉农民生活“小世界”的窥探，不仅可以引领我们去感知那份厚重的乡土人情，促使我们对今天生活在农村中的农民及其生活作出一定的反思和思考，同时也可更深入了解人们生活方面的渊源关系及中国农耕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研究

作者： 周美岑   来源： 西南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公共服务   新农村公共服务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描述： est strategic decision. In the "Proposal on the

全文：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务生产力为根本目的,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总体要求,以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长期目标,以扩大农村公共财政覆盖面为核心手段,可以从

1933-1945年甘肃经济建设研究

作者： 裴庚辛   来源： 华中师范大学 年份： 2008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1933—1945   甘肃商业   甘肃工业   甘肃金融业   甘肃农业  

描述： 近代甘肃经济落后,农业生产仍是传统的耕作方式,产量低下;工业则没有几家近代工厂,主要是手工业工场或家庭手工业作坊,新式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再加上灾荒频发,烟毒横行,地方当局借禁种之名行罚款之实。甘肃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与落后的经济水平相对应,近代甘肃的金融机构主要有票号、钱庄(银号)、当铺等几种形式,

全文：近代甘肃经济落后,农业生产仍是传统的耕作方式,产量低下;工业则没有几家近代工厂,主要是手工业工场或家庭手工业作坊,新式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再加上灾荒频发,烟毒横行,地方当局借禁种之名行罚款之实。甘肃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与落后的经济水平相对应,近代甘肃的金融机构主要有票号、钱庄(银号)、当铺等几种形式,票号、钱庄均以信用放款为主,不同的是票号存放款是辅业,主要为融通资金,其客户多为大商人;而钱庄则是对中小商人放款。其中票号在晚清时执甘肃金融牛耳,其总号多设于山西,甘肃多为汇兑庄。票号由初期的专营汇兑逐渐过渡为兼营存放款,钱庄则资金微薄。发展缓慢。民国成立后票号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钱庄逐渐发展壮大。民国前期时金融市场的主体是钱庄,其信用甚至超过了随政局动荡而开设关停的官银号、银钱局。当铺则主要开设于县城、集镇等地,采用质押放款形式,对象为票号、钱庄顾及不到的普通平民,其资金周转时间长,在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后逐步式微。与此相比,官办金融机构的设立主要是以维持地方官僚、军阀的统治搜集财源为目的,是地方政权的附属机构。同时,在经营活动中,这些官营银行从地方官僚、军阀的需要出发,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的混乱。而且官办金融机构常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倒闭歇业,信誉反而不如私营的钱庄。虽然在国家银行入驻之前甘肃金融市场的主体是传统金融机构,但是仍然出现了现代银行的萌芽。 资金不足一直是困扰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以经营信用放款为主的小资本钱庄适应了小工商业的需要,在社会融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兴起,钱庄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由于资本市场的欠缺,新式银行作为相对大规模的间接融资手段,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近代以来政府财政匮乏,需要银行的债务支持以及以银行为中介向社会筹资。新式银行与近代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以正相关的形式存在。就甘肃来说,官办银行常沦落为政府的钱柜,省政府经常向银行透支,连银行的正常营业也常受政府的影响,这为时人所诟病。从银行自身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企业,银行与其它企业一样,在近代社会相同的历史背景下面临同样的困境。但是由于经营业务的特殊性,其发展道路又与普通企业存在明显的差异。近代银行是在外国银行的刺激下步入历史舞台的,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外国银行的冲击及钱庄的激烈竞争,生存空间十分狭小。在落后的甘肃,银行的发展受政局的影响更大。在近代中田社会频繁的政权更迭和剧烈的经济变动中,银行在艰难挣扎中前行,虽然发展缓慢但却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东北沦陷,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部分处于战火中,西南、西北成为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大后方根据地。由于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国民政府一面抗战,一面加大建设以支援抗战,实行了“抗战建国同时并进”的战时政策。基于多方面考虑,国民政府对其西部大后方进行了总的定位,“西南是抗战根据地,西北是建国根据地”,并加大了对西南、西北的开发与建设,出现了近代西南、西北开发的高潮。发展农业,确保战争物资的供应成为国民政府后方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政府的引导和银行业的支持下,通过改良旧有品种、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利用农业贷款在全省尤其是河西地区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改善了农牧业生产的条件,促进了战时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甘肃粮食总产量连年稳步增长,为抗战提供了更多的军粮和马匹,支持了长期抗战的进行。战时甘肃农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农业贷款的发放,农业贷款给农民提供了种籽、农具、牲畜,帮助农民兴修了水利,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提高了抗灾能力,使甘肃省粮食总产量连年增加,即使是在遭受比较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也没有减产。对农民的贷款发放主要是依靠各种合作社进行的,合作社的种类有信用合作社、运销合作社、畜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杜。农贷为甘肃农牧业的战时发展提供助力很大,但是毋庸讳言,农贷本身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如贷放范围不够普遍,放款手续比较复杂等。由于农民文化水平的低下,土豪劣绅把持了部分合作社,把合作社的低息农业贷款以高息转贷给农民,使农业贷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随着战争的深入,西北地位日显重要,为此,国民政府加大了西北建设力度。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前期,甘肃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稳步发展,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矿、交通、邮电通讯、金融等现代产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低,但已不再处于零星的萌芽状态,而是在甘肃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已经超过了近代任何历史时期。比较突出的成就是近代工矿业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力,尤其是石油工业成为全国领先的行业。兰州已经初步建设成为新兴的西北近代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大后方的毛纺织中心之一。抗战时期甘肃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与政府的引导和银行业的支持分不开。银行业不仅提供了工矿业发展需要的资金,而且直接投资办厂,利用银行贷款诱导手工业进行技术改造。虽然在抗战后期银行业资金大部分投向商业领域,助长了投机之风,但是不可否认,银行业对于战时甘肃工业的发展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使甘肃省的农牧业、手工业、工矿业得到了发展,抗战时期甘肃军队云集,流入难民增多,外来人口的增加使得日用品需求旺盛,而甘肃本身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地区,战前绝大部分日用品就依赖外省输入,战时工业虽有所发展仍然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拉动商业经济日益活跃并一度繁荣起来,商品流通的范围和商品交换的规模逐步扩大,国内外贸易均有长足发展。战时商业发展的特点为抗战时期传统商路的变迁,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间商贸往来的日益密切。西北地区各省间贸易力度的加大,对苏易货贸易的发展及银行业对商业发展的示范效应和负面影响。

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植物遗存研究

作者： 孙永刚   来源： 内蒙古师范大学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早期青铜时代   西辽河上游   植物遗存   生业方式   新石器时代  

描述：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讨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与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不同考古学文化时期人类活动、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的关系。本文涉及的年代范围是距今10000-3500年间，约相当于地学界的全新世初期至大暖期结束时期，或考古学界的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

全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对西辽河上游地区古代文明产生的动因与过程的探讨。 论文共分为7章： 第1章，绪论。明确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研究概况、论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第2章

中国农村生态文化建设研究

作者： 李恩   来源： 吉林大学 年份： 2012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态农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人与自然和谐   农村生态文化  

描述： 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繁爆发，并且出现了几十年不遇的极端异常天气。这些异常情况，在我国也屡见不鲜。这些灾害性天气，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追求高增长给自然环境带来的严重破坏。20世纪末，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绿色经典文库，在总序中吴国盛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高增长时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相当严

全文：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繁爆发，并且出现了几十年不遇的极端异常天气。这些异常情况，在我国也屡见不鲜。这些灾害性天气，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追求高增长给自然环境带来的严重破坏。20世纪末，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绿色经典文库，在总序中吴国盛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高增长时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相当严重，环境状况不断恶化，但有关调查却显示，我国公众和学界的环境意识均非常欠缺。我们深感，弘扬绿色意识、倡导绿色观念、确立绿色伦理，是我们走向新世纪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而又艰巨的文化工程，中国的绿色事业任重而道远。”可直到今天，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追求财富的“企业家”们，对环境的关怀依然少见行动。一轮又一轮的自然灾害与恶劣气候，在反复地提示人们：要关爱地球，关爱自然，关爱万物。正如卡洛琳·麦茜特所描述，“有毒的废弃物、杀虫剂和除草剂，渗透到地下水、沼泽地、港湾和海洋里，污染着盖娅的循环系统。伐木者修剪盖娅的头发，于是热带雨林和北部古老的原始森林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植物和动物的物种每天都在灭绝。人类与地球之间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伙伴关系。”这是1990年环境关注者发出的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整个星球的呼声，然而直到20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被真正地关注和重视。新一轮的自然报复行动再次提醒人们要重新审视追求财富增长的发展方式，让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2009年12月，世界气候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解决现有经济增长（发展）方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和造成的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种追求高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对自然和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和空前的破坏，这种危机正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之后，我国农村建设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解决了十三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也为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在总结成绩的同时，又必须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三农”问题将关乎着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走向和人类的可持续性。在世界环境危机、生态危机频繁爆发的今天，我们必须回归理性来寻找导致这些危机的根源。在理论与实践工作者们寻找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农业作为生态修复功能的产业时代已经终结，现在为了实现人类（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土地稀缺的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农业已经成为新的主要环境污染源，农业生产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寂静的春天》里所描述的景象既生动又深刻。美国五十年前所出现的危险景象正陆续发生在我国粮食主产区。过量施肥，滥用农药，大量喷洒除草剂，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显现，对人类的健康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些对我们的生存环境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来自于农民自我生存的需要，来自于西方科技文化的影响，也来自于农业农村落后现实的无奈。问题的解决，光靠技术进步无法实现，技术只能解决产量提高和资源利用效率问题，而无法解决如何利用资源和如何复活自然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光靠农民自身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农民作为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行为主体无法自觉地关注人类的持续发展而放弃现有的生活方式，进而寻找存在极大风险的新的生存出路；问题的解决，光靠经济的方式也无法实现，经济的目标只关注利益，当一项新的选择没有更多的利益出现时，“理性”经济人不会选择这项新事物。所有这一切都需跳出传统的单向解决问题的思路，用更深层次的方式来寻求解决之道。而农村生态文化建设将为所有这一切问题的解决提供全新的思路和途径。农村生态文化建设将包括导引方向的精神文化、秩序规范的制度文化和具体实践的物质文化。在农村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和谐思想，又要发挥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同时也要借鉴西方保护自然的环境伦理。并将马克思批判文化、中华传统主动适应文化和西方解决问题文化结合起来，建立起更具综合性的全新生态文化思想与发展战略，在理论与实践统合中努力前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生态文化就是人类按照生态规律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的内容。当前我国农村生态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物质生态文化扭曲、制度生态文化建设缺失、精神生态文化建设空白。针对这些问题，结合生态文化建设的本质内涵，提出我国农村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及出路：将发展生态农业作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选择，生态农业可以实现资源、环境、效率、效益兼顾；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或综合农协）作为完善农村制度建设的有效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既实现了创建初期的经济功能，更起到了农村社会大发展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文化作为农村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只有全体成员懂得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的精神，才能真正发挥建设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保证农村生态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建设中国农村生态文化，还要国家实行与这些路径相配套的保障措施才能确保其实现。确保农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国家责任，缩小城乡差距；培养塑造生态化农民，保障农村生态文化建设主体的自觉行动；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由家庭向自然地建设生态文化；追求文化自觉，保障农村生态文化建设的最终实现；协同推进新农村建设，优化农村综合环境是吸引优秀人才逆向流动的必然选择，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推进，对于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福利是一个有效选择。 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不是单一的经济研究可解，也不是单一的社会学研究可解，既不是单一的金融学研究可解，也不是单一的管理学可解，既不是单一的技术进步可解，也不是单一的哲学思维可解，必须将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而农村生态文化作为一项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次内容的建设，可以涵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视域，作为一项系统研究，农村生态文化建设初步给出了我国农村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

中国农业伦理问题研究

作者： 方金   来源： 山东农业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业政策伦理   农业环境与资源伦理   农业伦理   伦理型农业体系   农产品生产与交易伦理  

描述：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策有了很大调整,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产品的生产和交易空前繁荣,农业新技术日新月异,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然而,在这些重大变化的同时,农业领域以及农产品生产与交易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生物技

全文：伦理学的角度探讨农产品生产与交易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并就伦理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交易战略的构建进行了研究。最后,对我国更加公正和合乎伦理的农业体系构建提出了初步设想。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1

神话与历史：大禹传说研究

作者： 杨栋   来源： 东北师范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夏文化   神话与历史   大禹   古史辨派   大禹文化   大禹传说  

描述： by human and god. What is more important, Dayu spirit and culture due to him have a immeasurable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n the political awareness of feudal state, on the lower-level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on the aesthetic culture of literature and art.

全文：文本叙事,它既表现出非逻辑性的“非叙述”性特点,又具有神圣叙事的原型编码性质；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其演变与发展又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鉴于此,本文对大禹传说主要作三方面解读： 1.历史考证——大禹传说中

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

作者： 张高臣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近代义赈   光绪朝自然灾害   灾荒观   社会影响   荒政  

描述： cal changes took place in China. In the wars lunched against China by France, Japan and the Eight-power Allied Forces, imperial force made its way into China step by step and China was transforming itself into a semi-colonial, semi-feudal society.

全文：光绪朝34年间,正处在中国封建统治崩溃的前夜,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通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的势力步步深入,中国社会迅速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转化。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日暮穷途,中国社会内部相继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与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表象同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史所少见的重大灾害,如1877-1878年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1879年甘肃里氏8级大地震、1882-1890年黄河连续9年漫决、1889年的全国性大水灾、19世纪末叶连年发生的顺直水灾、戊戌维新时期以潦为主的全国灾荒、义和团运动时期以早为主的全国灾荒等等,无不在中国灾荒史上写下了令人怵目惊心的一页。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处于穷途末路的封建王朝是如何应对的?效果如何?民间社会对救荒问题又有什么反应?重灾频发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灾荒问题又是如何认识的?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深化对光绪朝历史的研究,又可为我国当前的防灾救荒事业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要正确分析和评价上述问题,首先要对光绪朝灾况有一个宏观的认知。论文依据大量的档案资料,并借鉴近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种类和频次,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破坏强度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光绪时期,大洪水、大地震、大旱灾、大瘟疫、大风、奇寒汇聚在一起,交相并发,危害奇重,是中国近代社会中自然灾害发生极为频繁,自然灾害打击面极广,自然灾害破坏程度极为严重的一个时期,“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廿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①,就是对整个光绪朝灾况的恰当总结。 频发的严重自然灾害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固然是深重的灾难,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亦是严重的威胁。从自身的利益和安危出发,光绪朝仿行前代采取了诸多荒政举措。论文在对清代前中期形成的荒政制度进行简要叙述的基础上,以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依据,着力对光绪朝的荒政举措、荒政效果及荒政实施的制度性缺陷展开分析。通过分析可知,光绪年间,朝廷和一些地方大员为防灾救荒付出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防灾救荒实效,对此应予以肯定。然而就荒政的整体后果来看,整个国家范围内出现的水利失修、仓储制度衰败、灾赈过程中弊窦丛生、灾害发生后饥荒严重等现象,表明当时看似完整有效的荒政机制实质已处于失控状态。造成这种失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日渐衰微,封建朝廷再也无法利用自身的政治权威组织起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有效的防灾、抗灾和救灾斗争了。其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坏和防灾、救灾投入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政府荒政的实际效果。然而,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光绪年间的国家财政异常匮乏,经常项目下的防灾支出额度被不断地压缩,临时性支出则非到万不得已时不予拨款,这无疑又加大了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灾害发生后果的严重性。其三,光绪年间的官场腐败极其严重,救灾钱粮受到多方侵渔,更是严重影响着荒政的实际效果。多方面因素的交织,决定了光绪年间的政府荒政渐趋颓废。 然而,政府荒政的日渐颓废,尤其是灾害发生后“官赈”能力的不足,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近代义赈是指与官方主持的灾赈——“官赈”相区别的,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活动。尽管近代义赈实质上仍是一种民间救灾行为,但它与传统的民间捐赀助赈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对传统民间捐赀助赈的一种继承,更是一种超越。近代义赈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其一,官赈不力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让出了活动空间：其二,以善堂为代表的传统慈善机构赈灾功能的传承；其三,近代“江南善士网络”和东南地缘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为近代义赈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和经济基础；其四,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灾活动对具有爱国热情的慈善人士的影响和刺激；其五,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参与；其六,报纸、电报等近代传播媒介在救灾领域的介入。所有这些,促成了近代义赈的兴起。尽管近代义赈兴起后,受到众多的非议和阻挠,但其以新生事物特有的顽强生命力,不断冲破阻碍向前发展,且由于救灾效果显著而逐渐得到地方大员和朝廷的认同,并在救灾方法和救灾形式上对传统的国家救荒机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成了官赈向义赈倾斜的“官义合办”救灾形式的出现。 重大自然灾害频发,不能不对光绪朝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论文选取了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三个方面展开了集中的分析阐述： 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论文分析指出,频繁、严重的灾荒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死亡,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是光绪朝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主因。同时,每次大灾均造成天文数字的灾民以不同的流动形态和流向逃荒外流。这种灾民流动,既带有传统社会的一般特点,又反映出了光绪朝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特征。与以上两点相联系,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外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灾区,甚至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失衡,并对灾民的身体素质和思想意识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大灾频发对社会经济影响极大：其一,灾害发生后,“减负”和赈济政策的实施,既减少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增加了其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使财政收支失衡的局面愈加恶化。其二,重灾频发严重破坏了农田生态系统,无情地摧毁了农民生存、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既造成了广大农民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又导致了劳动力和农用生产工具的大量缺失及大片耕地的荒芜；灾荒年间地价的大跌和粮价的暴涨,又使农村生产关系和灾民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各方面因素共同对灾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严重障碍。其三,中国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决定了,大灾荒发生,必然导致出口贸易额急遽下降。与此同时,作为进口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广大民众,因受自然灾害打击而购买力锐减,也会导致商品进口额的大幅降低,从而使整个贸易状况陷入萧条。然而,粮食进口却是例外。光绪年间中国成为粮食进口大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自然条件以及国内外经济、政治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列强入侵导致商品性农业畸形发展的影响；也不能否认国际粮商对中国的粮食倾销活动的影响；更不能忽视生齿日繁的压力。但是,如果完全否认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一味地强调上述因素,也有失偏颇。因为,光绪年间大规模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且每一次都引起了粮食的大量进口,如果对此忽略不计,是很难说得通的。 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光绪年间,尽管朝廷和各地方大员对灾荒引发社会冲突事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然而,由于救灾不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持续不断。这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可以大体概括为：因水利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灾民请愿求赈的和平斗争；灾民抢米索食的原始性斗争；灾民为保卫合法劳动果实而掀起的抗捐、抗税、抗粮斗争；因灾引发的反洋教斗争；由灾害引起的“匪患”；会党及革命党人利用灾民起事等七种类型。这些由灾害引发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冲突,互相交织,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内而外,严重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加快了清王朝覆灭的速度。 面对不断爆发的大灾奇荒,对光绪朝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清流派、洋务派、戊戌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政治派别均从民生角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由于所处时代特征的差异和各自立场的不同,他们的灾荒观中既存在共性,又各具特色。其中,清流派的灾荒思想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式”特点；洋务派的灾荒观则具有明显的“师夷”特色；戊戌维新派的灾荒观表现出了较为清晰的“维新”特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灾荒观则表现出“标本兼治”的革命特色。当然,他们的灾荒观中或多或少都强调了“天象示警”问题,说明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还没有脱出“天象示警”的传统灾荒观的藩篱,反映了其在灾荒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