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驴的母系起源与遗传多样性研究

作者： 葛庆兰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线粒体DNA   母系起源   遗传多样性   中国家驴  

描述： 为了研究中国家驴的起源进化与遗传多样性,本研究利用线粒体DNA(mtDNA) D-loop序列分析方法对我国12个家驴品种126个个体进行分析,这些家驴品种为泌阳驴、德州驴、关中驴、淮北灰驴、佳米驴、蒙古驴、凉州驴、庆阳驴、太行驴、西吉驴、新疆驴和云南驴。通过数据分析本研究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

全文：、蒙古驴、凉州驴、庆阳驴、太行驴、西吉驴、新疆驴和云南驴。通过数据分析本研究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家驴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在所分析的12个家驴品种126条序列中,共发现36种单倍型,37

西北民族民俗剪影——新疆穆斯林节日与饮食文化

作者： 豪斯   来源： 西北民族研究 年份： 2016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青海人   陕西人   塔吉克人   柯尔   上寺   饮食文化   古尔   回族人   锁呐   维吾尔人  

描述： “古尔邦”的阿拉伯语全称本是“尔德·古尔邦”(尔德·阿祖哈),是牺牲(献身)节的意思。在新疆没有什么节日能比这个节日更为隆重、更能唤起人们的欢乐之情了。原因是这里的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柯孜、塔吉克、塔塔尔、乌孜别克以及东乡、撒拉等等。这是一个穆斯林诸民族、来源于伊斯兰教而已形成全民族性的共同节日民俗了。 按照传统习惯,节日当天,穆斯林黎明即起,沐浴更衣。看!维吾尔族的穆斯林已登高上房,在屋顶上以锁呐呼唤同胞共庆了——一曲锁呐的奏鸣和鼓声拉开了欢庆气氛的帷幕(见封二图①)。于是节日盛装的穆斯林男女,涌向了各自的清真寺去礼拜、诵经——维吾尔人的、塔吉克人的、当地回族人以及迁移居疆的各地回族人的清真寺敞开了大门,甚至就在近寺的空地,迎来了它的虔诚信徒,包括出自各种原因平时不能到寺的那类教民。这里是维吾尔人的、回族陕西人的、青海人的清真寺当天的外景。善男信女跪在大殿内外在礼拜,在诵经;穷人也等候在寺院门口,接受穆斯林兄弟的真诚施舍(见封二图②③④⑤)。 自然,在上寺之前家家户户早已打扫得一干二净,节日的高潮是伴随着上寺、上坟舍施之后的畅怀欢宴,节前已准备好了各出手艺和心裁的各类糕点、还有传统的油

仰韶文化二次合葬墓及相关问题研究

作者： 朱忠华   来源： 西北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二次合葬   社会结构   葬俗   仰韶文化  

描述： r is constituted by two or more graves.The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forms of human skeletons which lie in the graves, Secondary Joint Burial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Straight limb-like, piled up and

全文：本文首先依据墓葬形制的不同把二次合葬墓分为两大类:单坑式二次合葬墓、大坑套小坑的复合式二次合葬墓;然后再依据二次合葬墓内人骨的处理摆放方式,进一步把单坑式、复合式二次合葬墓分为仰身直肢状、错位叠放、集中堆置、乱葬、瓮棺葬。单坑式二次合葬墓分为五类,复合式二次合葬墓分为四类。通过地层关系及出土器物的对比,确定各类墓葬之间的早晚关系,梳理出二次合葬墓的演变序列。在搞清楚二次合葬墓埋葬特点及发展演变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二次合葬墓发生及演变的社会背景。 本文通过对包含二次合葬墓的墓地结构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有多种墓地结构。仰韶文化早期有三级墓地结构:墓群——墓区——墓地。史家墓地、姜寨二期上层墓地、下王岗二期东北墓地的显著特征是:二次合葬墓广泛盛行,墓葬集中分布,墓地无墓区之分。此时,仰韶文化早期的三级墓地结构转变为二次合葬墓——墓地两级墓地结构。阎村类型瓮棺合葬墓地的结构更加松散。 随着二次合葬习俗的发展,墓地结构越来越松散。二次合葬习俗的发展过程,就是合葬墓所代表的家族组织从氏族中萌芽、发展壮大,并最终完全取代氏族组织的全过程。相关问题研究部分讨论了二次合葬习俗的起源、传播。认为二次合葬习俗于裴李岗文化晚期阶段起源于淮河上游地区,续而持续西进,从秦岭南麓沿丹江、汉水进入陕西地区,在仰韶文化早期阶段得到大发展,并于仰韶文化中期从关中地区退缩到豫西地区。最后探讨了墓葬二层台的产生及作用;并对人骨扰乱葬、俯身葬、割体葬等习俗进行辨析。

试论寺洼文化

作者： 宋江宁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年份： 2001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渭河上游   夹砂陶   双耳罐   底径   鼓腹   九站遗址   西周中期   辛店文化   徐家   宝鸡地区  

描述： 本文以寺洼文化徐家碾墓地、九站遗址、栏桥墓地、寺洼山墓地的出土资料为基 础，并结合其他遗存的资料，将寺洼文化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寺洼山类遗存为代表， 时间从夏商之际到商晚期（先周晚期）。后期以九站、徐家碾、任家坪类遗存为代表， 时间从先周晚期到西周中期。前后两期之间似有缺环。 寺洼文化前期主要分布于

全文：本文以寺洼文化徐家碾墓地、九站遗址、栏桥墓地、寺洼山墓地的出土资料为基 础，并结合其他遗存的资料，将寺洼文化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寺洼山类遗存为代表， 时间从夏商之际到商晚期（先周晚期）。后期以九站、徐家碾、任家坪类遗存为代表， 时间从先周晚期到西周中期。前后两期之间似有缺环。 寺洼文化前期主要分布于定西地区东南部的临洮和会川，天水地区西南的武山县， 武都地区西北的岷县境内，即洮河中下游与渭河上游地区。后期向东发展，洮河流域 至今未发现后期遗存，其中徐家碾类遗存分布于平凉地区西部的庄浪县和天水地区的 栏桥县、武都地区的武都县境内，即渭河上游和其支流与白龙江及西汉水上游地区。九 站类遗存分布于平凉地区、庆阳地区和陕西咸阳和宝鸡地区的北部边缘，即泾河上游 和渭河上游部分地区。任家坪类遗存主要发现于武都县和宕昌县境内。即白龙江上游。 关于寺洼文化的来源，本文认为其由与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和岷县大族坪等遗 存相近的遗存发展而来。甘肃洮河中下游和渭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晚期应是这类遗存的 来源。 关于寺洼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本文认为寺洼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洮河中上 游和渭河上游向泾河上游、白龙江、西汉水上游发展，即从东向西发展，在此过程中 与辛店文化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与先周和西周的关系则趋向密切。

参与式视角下乡村文化动员研究

作者： 涂羿南   来源： 中国农业科学院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价值理念   文化动员   参与式理念   乡村文化  

描述：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农村的经济水平显著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建设，经济上的相对落后让乡村居民逐步失去其对乡村文化及自身的认同感，在归属感缺失和核心价值观衰退的情况下，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如农民的信仰体系紊乱和价值观失落，如乡村

全文：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农村的经济水平显著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建设，经济上的相对落后让乡村居民逐步失去其对乡村文化及自身的认同感，在归属感缺失和核心价值观衰退的情况下，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如农民的信仰体系紊乱和价值观失落，如乡村生活落后，陈规陋习泛起，甚至于导致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效率低下，农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此外，叶敬忠教授通过大量的实地研究和乡村治理理论研究提出，在新农村背景下建设新农村，就必须保证农民的“话语权”，保证各利益群体在社会事物参与过程中的话语权，并在决策和选择过程中的介入、承诺和贡献、对资源的利用和控制、能力建设和自组自立、利益分享等方面有所体现。基于此，本研究借助参与式发展理念，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着眼于“大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建设，在现有社会环境及乡村文化资源基础之上，以陕西省洛川县槐柏镇为例，对现有乡村文化动员的组织及其功效（即现状、特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旨在通过高效且可操作的乡村文化动员体系的建立，在现在的资源基础上更好地进行乡村文化建设，从而实现乡村发展的内生性力量，最终促进新农村建设整体目标的实现。研究认为，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开展高效的乡村建设，必须对农民的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给予充分保证，即围绕农民的文化发展需求和发展能力，在对自身组织机构的资源禀赋、组织目标和文化动员体系下其他组织机构进行评估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文化生活中的核心价值理念，确立其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合作伙伴及其组织发展相关的乡村文化理念，展开有针对性的乡村文化建设。

中国棉花主产区空间布局变迁研究（1980—2002）

作者： 朱启荣   来源： 中国农业大学 年份： 2005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变迁   主产棉区   比较效益   空间布局  

描述： 棉花生产的发展不但直接关系到我国两亿多棉农的增收问题,而且还影响到十多个棉花主产省的经济发展和我国棉纺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发展,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剖析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区域棉花生产布局变化的主要因素,为政府优化棉花生产布局,提高我国棉花生产的国际竞争力

全文：棉花生产的发展不但直接关系到我国两亿多棉农的增收问题,而且还影响到十多个棉花主产省的经济发展和我国棉纺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发展,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剖析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区域棉花生产布局变化的主要因素,为政府优化棉花生产布局,提高我国棉花生产的国际竞争力和调节全国的棉花总量供需关系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采用了统计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对1980～2002年中国棉花主产区的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本文以比较优势和区位经济理论为主要依据,建立了分析理论框架,对影响中国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变化的经济、自然、技术和政策等因素进行了较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中国主产棉区棉花生产今后的调整方向和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20世纪80年代,湖北、四川、江苏和陕西省的棉花种植面积迅速减少,同时,向山东、河北和新疆等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迅速增加;90年代,湖北、四川、江苏等长江流域地区和陕西省的棉花种植面积继续减少,与此同时,黄淮流域的山东、河北等地区的棉田面积迅速减少,而新疆的棉花种植面积迅速扩张。 引起中国主产棉区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发生上述变化的原因是由于经济、自然、技术和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主产棉区的种植业之间的比较效益变化和非农产业收入增加是导致地区性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变化的最直接原因。第二,自然条件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棉花生产的比较效益,是引起地区性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自然条件变化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均会导致地区性的棉花生产空间变化。第三,技术进步导致粮棉生产比较效益发生变化,是引起20世纪80年代初山东、河北两省和80年代中后期湖北等南方地区棉田锐减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不但提高了新疆棉花生产的经济效益,而且提高了该地区的粮食单产水平,导致粮食生产过剩,使部分粮田转化为棉田。第四,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和技术进步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其粮棉生产成本变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国家棉花定价的政策框架下,棉花收购价格和奖售政策的调整必然导致各地区棉花生产出现非均衡发展,同时,中央政府采取的差别性的地区政策会对一些地区棉花生产的经济利益产生明显影响。研究还表明,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经济、自然、技术和政策等因素对它们的棉花生产布局的影响作用不同。 中国主产棉区调整的方向是:今后应进一步缩减四川省的棉田面积,努力增加湖北的襄樊盆地和河南的南阳盆地的棉田面积,适当扩大苏皖丘陵山、岗地棉区和江苏滨海盐碱地的棉田面积,同时,应努力增加淮河平原的棉田面积,减少冀东棉田,增加冀南棉田,恢复鲁西北棉区,扩大豫东南和南阳盆地棉田面积;新疆棉区的发展方向是,可进一步扩大南疆棉区棉花的种植规模,适度扩大北疆棉区;新疆棉花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走节水和提高效益之路。为减少棉花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稳定棉花生产,应尽快建立中国农业保险制度和设立棉花生产风险基金,保护棉农植棉积极性。

西北地区新农村节约型庭院建设模式研究

作者： 陈明   来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定边   四节技术   庭院   新农村  

描述： iculture, farmer and countryside problems, is always the core work of party and state,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conomy, technology and talents resource are flowing to the city, villages are relatively in high marginalized situation, the agriculture develop difficult and the peasants' income grow slowly.

全文：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近6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因此“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但由于现代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技术、人才都在向城市高度聚集,农村濒临相对边缘化的境况,农业发展步履艰难、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然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对农村建设是挑战更是机遇,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实现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性问题。 农民增收乏力,农村规划滞后以及农村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在全国的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代表性。本文选取陕西省定边县的十个村庄作为研究对象,该地区处于干旱气候区,水资源短缺,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着村级经济薄弱,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如何建立适合我国西北地域特点的农村建筑模式和新能源利用模式是我国新农村建设面临的迫切任务,对缓解我国能源供应的压力,最终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系统阐述了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国内外农村建设的发展概况、庭院建设基础理论,结合我国西北地区气候条件,对于该地区乡村住宅建设中节水、节能、节地、节材技术的应用研究,通过分析专家学者关于农村庭院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外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运用系统分析法、文献综合法、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总结了生态庭院建设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这些村庄具体农宅庭院实例,分析了定边地区生态特点、地理气候条件,农民的生活习惯,以及当地经济状况。通过以上内容的研究,论文将“四节”技术运用到建筑空间布局中去,使其组合更优化,功能更齐全,使用更人性化,进而提出了定边地区5种典型村庄建设模式;最后提出了适合定边地区节约型庭院建设的目标和要求,阐述了优化设计了四套节约型的生态住宅庭院,来满足不同类型村民的需求,希望能为西北地区农村生态农宅庭院建设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西北旱作农区农作制优先序研究

作者： 成敏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西北旱作农区   BP神经网络   农作制优先序   抗旱减灾对策?  

描述： est region, which c ombined with the water-saving, agricultura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echniques, and then taken " drought resistance, reduce erosion, increase efficiency" as a principle.

全文：了以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抗旱减灾为主的农作制以及合理有效的抗旱减灾对策。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在甘肃天水、定西、平凉、庆阳地区,宁夏银南地区、固原地区,陕西宝鸡、咸阳、渭南、铜川、延安、榆林

地域性景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联性研究

作者： 胡蓉   来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地域性景观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生态   文化环境  

描述： 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全文：地域性景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也决定了我国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容和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其得以繁衍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且,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存在的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构成了一个专属于此地域的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内的各个变量相互作用、平衡运作维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稳健的发展。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化形态的地域性景观,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者互相影响,互为前提。地域性景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前提条件,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形成了新的地域性景观。在两者的关系中,地域性景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是先导性的,没有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同时也不具有其独特的地域性。正是由于我国拥有辽阔的疆土和由此而形成的南北迥异的地域性景观,才会产生如此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的新的地域性景观是对已有地域景观的有益补充,充分显示了人作为文化创作主体对于环境的适应性和创造力。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最易受科技影响的脆弱的自然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如何使人类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平衡并且处于一种整体和谐的动态发展的过程,就需要我们既依存于自然环境,又要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和保护方法息息相关。 文章中以陕西安塞腰鼓和兰州黄河水车为例,通过分析这两种分别属于精神生活领域和物质生活领域的非物质文化形式的起源与历史、现状与发展以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说明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与景观要素不仅给与传统文化艺术奠定物质基础,还深刻的影响到人们的性格、精神风貌、习俗习惯和生产方式,并且直接的赋予这些传统文化一种特定的地域色彩和个性。充分的说明了地域性景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密切联系,由此验证在整体性和真实性保护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应该全面地历史性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一命题。

番茄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作者： 刘玉霞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传播   番茄   分布   影响   原因  

描述： 明清时期，中外交流频繁，美洲作物不断传入我国。美洲作物的引进、栽培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这些作物的引进大大丰富了中国作物的种类，对中国农业及饮食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对美洲作物的引进和传播研究较多，但大多侧重粮食作物，对蔬菜作物缺乏研究。 本文以番茄在中国的传播为研究对象

全文：明清时期，中外交流频繁，美洲作物不断传入我国。美洲作物的引进、栽培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这些作物的引进大大丰富了中国作物的种类，对中国农业及饮食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对美洲作物的引进和传播研究较多，但大多侧重粮食作物，对蔬菜作物缺乏研究。 本文以番茄在中国的传播为研究对象，时间上选自明清至当代，以大量史料为依据，综合运用文献学、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番茄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阐述了百年来番茄的引种、推广历程。通过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比较，归纳和分析出番茄传播的动因，指出了番茄传入后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第一章在简述番茄起源中心及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后，重点考证了番茄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研究表明，番茄传入的时间为明末，约在万历年间。本人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番茄传入中国的三条途径，认为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可能性不大。最初从海路分两条路线传入南方沿海地区，广东应该是番茄传入后的最早落地点之一；明末清初从荷兰传入台湾是其传播途径之二；民国初期从俄罗斯传入是则是途径之三。此后，番茄又被多次、多途径的从国外引种。 本文第二章全方位展现了番茄在中国的引种与推广历程。明末，番茄传入中国，山西、贵州、云南均有记载。清初，番茄传到福建、台湾及华北地区的山西、山东、河北及陕西等。清中后期，扩展到云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民国时期，番茄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但番茄栽培不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郊区。建国后，番茄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蔬菜。目前，中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番茄生产国之一。 在前几章史料梳理的基础上，第三章对番茄引种推广的原因作了系统的分析，包括自然生态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饮食文化因素及其他社会因素。第四章分析了番茄传入后对中国的经济、农业种植结构、饮食结构及科学研究等影响。 番茄的传播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它的传播速度、传播范围受到自然和人类双重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对人类产生反作用。随着番茄的进一步传播，番茄产业发展迅速，它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更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