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祯《农书》农业生态思想研究

作者： 潘云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业生态思想   《农书》   农业可持续发展   王祯  

描述： 随着现代环境恶化、资源匮乏和生态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发展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生存面临着重大的考验。为此，如何审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少学者试图运用中国古代农业生态思想来解答这个问题。怎样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又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

全文：随着现代环境恶化、资源匮乏和生态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发展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生存面临着重大的考验。为此，如何审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少学者试图运用中国古代农业生态思想来解答这个问题。怎样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又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看来，王祯《农书》中所蕴含的“三才论”思想、“尚中”思想和“保持地力常新”思想，愈来愈显其独特的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王祯《农书》为研究对象，论述王祯《农书》农业生态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和社会背景，探讨王祯《农书》中的农业生态思想的内容和特色，最后结合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探讨王祯《农书》农业生态思想的现代价值。全文共分五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介绍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学术界对王祯《农书》中农业生态思想的研究状况；阐述本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以及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论述王祯《农书》农业生态思想的形成背景。首先简要介绍了王祯本人和《农书》概况，然后分析了王祯《农书》农业生态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和社会背景。经过资料收集和分析，得出“元气论”、“阴阳五行说?、“尚中观”、“三才论”是王祯《农书》农业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而元代统治者“崇本抑末”、重视农业生产的社会环境，是王祯《农书》产生的直接动因。 第三部分论述了王祯《农书》农业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即“天时、地利、人和”的传统生态思想、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的思想、农林牧综合经营的生态平衡思想和合理利用和保护水资源的思想。 第四部分分析了王祯《农书》农业生态思想的现代价值，认为王祯《农书》中“尚中”思想、保持地力常新、加强农田水利管理、合理布局农林牧业等思想，对于实现农业生态平衡、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五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指出了论文的不足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地问题。

元代农业灾害研究

作者： 龚光明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赈济   元代   防治   农业灾害  

描述： 元代农业灾害频繁，几乎各种灾害都发生过。农业气象灾害、生物灾害、环境灾害三大灾种差异大，各灾种内也极不平衡；它们又有共性，发生频率高，多大灾、连灾及群灾。灾害众多既有客观原因，亦有人为因素，尤其是大规模的屯田和砍伐森林造成地表植被的严重破坏，与农业灾害频繁有密切联系；此外，元代的围湖造田、赋税苛重、

全文：元代农业灾害频繁，几乎各种灾害都发生过。农业气象灾害、生物灾害、环境灾害三大灾种差异大，各灾种内也极不平衡；它们又有共性，发生频率高，多大灾、连灾及群灾。灾害众多既有客观原因，亦有人为因素，尤其是大规模的屯田和砍伐森林造成地表植被的严重破坏，与农业灾害频繁有密切联系；此外，元代的围湖造田、赋税苛重、政治腐败、战争频繁及大量的饥、贫、流民的长期存在等，对农业灾害均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元统治者为保持社会的稳定、维护自己的统治，较为重视灾害的赈济与防治。设立了专门的灾害赈济机构和监察机构；制定了惩治赈济不力的官员的法令及具体的制裁标准；规定了灾害申报、检踏、体覆和监察的程序及每年申报灾害的时间；赈济标准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其赈济方式及钱粮的来源，基本沿袭以前各代，但赈济力度要大于前代，因而其赈济的效果较好。 元统治者灾害的防治意识较强，防治措施既有对以前各代的总结、继承，又有所创新。元代“重农”思想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经历了“完全的游牧经济”到“初步认识到农耕经济的重要意义”，再到“重视农耕经济”的发展过程。其间制定许多发展农业、限制畜牧业的法令；极为重视农桑，除政府颁布《农桑辑要》外，还有大批农学家著书立说传播农业技术。元统治者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认为“灾害可治”，并认识到“天灾”、“人祸”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其灾害防治过程中始终存在“治”与“敬”的矛盾，出现很多禳灾活动，影响了灾害的防治效果。在灾害防治中，耕作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技术等，都有使用，灌溉工具也得以改进与更新。灾害防治方法在当时较为先进，其许多方法在当今仍有意义。元代屯田于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积极意义不可否定，但也严重破坏了植被，加剧了农业灾害。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

作者： 朱世桂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12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业科技   科技管理   农业史   科技体制   近现代  

描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

全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来保障,但我国历史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弊端,如条块分割,农科教分离、科技经济脱节、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探索农业科技体制形成与改革创新方略,为农业科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组织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体制问题一直是科技界讨论关注的热点。围绕农业科技体制人们在讨论中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体制的弊端、运行障碍及其克服的办法,至于当前科技体制是如何形成、特点如何、体制问题的根源如何产生、国家在构建科技体制过程中有那些经历、受哪些因素影响、产生了哪些启示等,探讨不够全面系统,历史性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也比较零散。农业科技体制一般涉及到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内容,本论文以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这一百年为经度,以各时期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为纬度,面对前人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科技体制形成及发展本因研究的缺憾,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一百年来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体制百年变迁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并对各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了不同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国情、政府政策等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一些特点、历史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完善发展的战略对策。 第一,分析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萌芽初创时期(1897--1937年)体制化过程与创立情况,得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近代社会力兴改革变法的政治环境、振兴实业改良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开始重视科技引进西方农学的科学文化氛围下创建产生。来自政府和社会两方面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动力量,以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以设农政,建机构,开展农事试验研究,奠定体制化的组织基础；以组社团,促交流,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办法》等规章,构建了农业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农科组织基本框架,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将农业科研管理逐渐从农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组织机构日渐发展,形成我国农业科技体制雏形。 第二,重点描画了1937年以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日占区不同区域农科体制形成及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国统区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原中央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建立了以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农业推广制度,以及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开展科技奖励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初步构建了注重技术试验推广应用的边区农业科技体制,为解放后创建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奠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建设经验。日占区日伪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优先开展见效快生产上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了一批农事试验机构,构建了科研计划目标明确、组织结构较为完整、设施相对配套齐全的日伪农业科技体制,为东北等地解放后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三,按1949—1957年和1958—1978年两个阶段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业科技体制重新构建与波动调整的历史内容,分析了组建独立的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县建“四级农科网”等新的农业科教体制形成过程,肯定了在集中型计划管理体制下协作攻关科技组织方式的制度合理性,梳理了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的历程,探讨了农业科技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管理方式、农科组织体系隶属关系多样、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重复分散的历史成因。 第四,全面回顾总结了1978年起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及成效,既反映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导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成效,又对以科技拨款方式转变为主的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基础性、公益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的矛盾与困惑,进行了客观描述等。 第五,历史地探析了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作用。 第六,运用综合集成等方法,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历史演变特点,和从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发展的影响。最后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启示,分析梳理了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科教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战略思路,建议侧重在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建立健全多元价值的科技评价制度等,将为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历史科学的参考依据。

汉代农业生产管理研究

作者： 黄富成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耕文明   小农经济   农业技术   汉代   农业生产   政府管理  

描述：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两汉时期，为巩固集权统治地位，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干预的程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性要素，如土地配置、人口流动、技术传播、铁器布控、经济交流乃至农本文化的宣教、农田开发等因受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及制

全文：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两汉时期，为巩固集权统治地位，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干预的程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性要素，如土地配置、人口流动、技术传播、铁器布控、经济交流乃至农本文化的宣教、农田开发等因受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及制度管理的机制制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作用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而各异。本文通过探讨汉代政府管理机制对农业经济各种生产资源要素的引导和诱使，基本揭示了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宏观面貌，诸如小农经济在西汉整体性发展的原因、区域农业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江、淮等地在西汉一代农业经济发展长期滞缓、铁农具的发展与普及区域间差异较大的原因、农耕文化流浸的社会诱因以及农田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等，这些农业进程中的社会、经济现象均与政府管理的各种机制作用息息相关。由于技术在农业生产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更多关注了技术各构成要素形式及其在政府管理机制作用下对资源开发的途径、对于经济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对于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的经济绩效关系分析等。 在内容上本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章：汉代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管理。阐述小农经济形态的发展与形成，春秋战国是小农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形成期，文章认为秦汉则开始从法律地位上具体实践这种与集权体制匹配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结构均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单位，在生产上实行家庭内外耕、织结合的经济形式，在种植结构上分为大田主业谷物生产和桑麻瓜果蔬菜等副业生产。三杨庄汉代民居和农田遗迹的出土具体体现了这种小农家庭的经济生产结构。土地是小农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拥有法律意义上的私有田宅不仅是小农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也是政府“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伦理思想的体现。政府通过减税、“以律占租”、灾免、借贷、假田等法律确认的形式培植和维护小农经济个体的普遍发展，在承认小农私有财产权利的同时，也规定小农必须承担的赋税徭役等法定经济义务。但土地产权的自由流动也使小农容易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小农生存及其生产环境的管理，一方面重视民的本位作用，另一方面极力维护小农的土地权益及在农业生产中享用基础设施。总之，小农经济作为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是政府农业生产管理的核心。 第二章：汉代农官制度。汉代的农官系统是政府财政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农业生产管理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收入直接归中央大农或少府；武帝时的屯田开荒、农田水利及告缗田的开发等，大多由中央大农等直接管理，税入大农。农官系统只负责经济税赋征收而不治民。地方职官对农业生产管理的范围较为广泛，承担着治民和发展经济的政治和法律义务。职官“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文化政策、促进技术流传、督察农业生产等活动，既是他们的行政职责又是其法律义务。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管理是政府干预农业经济的本质体现，在内容上注重土地开发、人口增减、赋税征收及高产、宜地作物和农业技术的推广等。而“力田”这一阶层所代表的乡村社会靠种田起家的中小地主，成为政府在乡村社会宣教“重农”思想的代言者，不仅承担大量税赋苛责，也是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章：汉代铁农具的铸造与监管。铁器为田农之本，铁农具的应用和进步直接体现了农业发展的水平。铁官制度是指政府垄断铁器的生产、冶铸与销售渠道，铁器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经济战略物质成为政府调控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铁器官营后，铁农具实行标准化的工业生产，其质量监督和监察有一套完整的铭文标识体制。文章着重探讨了文献中提到的农业生产中的“大器”，认为“大器”就是“代田法”推行过程中，由大农相关专门机构研发的起翻土作用的带犁鐴大铁犁。由于它是铁官标准化生产的专用器物，价格昂贵，体积较大，不给也不适用于小农生产，因此“不给民用”。但翻土部件的出现为以后铁犁形制的发展与改进奠定了技术基础。铁农具的流传与普及与汉代区域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关：西汉前期，对周边外族实行封锁，铁器冶铸技术及产量尚有局限，这一时期许多地方木铁农具并用；西汉中后期，由于区域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在基本经济区和北方屯区，铁犁牛耕的发展已基本普及，而在江、淮、西南和岭南等地，受限冶和供铁作用，农耕业的发展仅集中于内地移民集聚地区，铁器农耕的发展并不普遍，铁农具所占比例较小；东汉时江淮、江南等地农业发展较快，至汉末，许多宜农地区已基本普及铁农具。铁农具区域发展的阶段差异体现了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 第四章：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农田开发是在政府的统筹组织下进行的，尤其是大规模毁林开荒、变牧为田的屯田垦荒及农田水利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土地原有的生态面貌，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耕地扩张、安抚流亡、经济增产等效果，但由于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匮乏以及大规模引浑淤灌对湖沼滩泽的堙没及滩区内的农田开发等，还是导致了局部的环境灾害，尤其是不当的水利工程因取排水失误还会导致土壤重归退化。江淮地区陂塘蓄水灌溉工程的发展对于改变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化害为利，改善农业生产的水域环境及人地宜居环境关系的改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后世江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农田开发及水利建设中管理不当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足以警示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 第五章：农业生产的区域政策与区间交流管理。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是依据集权统治的政治利益需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四种较为明确的区域经济政策，即保障基本经济区的发展、移民实边、贬抑诸侯、虚治东越等政策影响了西汉后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区域间的农业经济联系与交流体现了区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区间生产力差异。与西北及北方外族农业经济的交流，在输出与引进的经济互惠过程中，更体现了汉民族兼融并蓄的精神风貌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与扩张，尤其是汉与匈、羌、乌桓等北方部族的边境互市贸易以及与西亚诸国的经济交流，不仅成为维系双方关系稳定的重要利益纽带，而且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途。政府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投资与人口流动等促进农业生产技术在各地的传播，在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同时，有力地推动农耕文化在落后地区的发展，利于统一的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第六章：结语：历史的启示。我国两千余年来“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今农村经济发展和土地改革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通过揭示基本经济区农业经济转化的方式与手段，认为政府对农业经济资源控制与管理的机制和技术进步与流传的形式不仅是历史时期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且同样可为当前紧张的农业生产资源提供更多手段的管理模式与实现效益增扩的途径；由于我国各地因资源、技术水平的差异，区域经济存在较大的联系和互补性，通过政府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对农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过程中，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农田生态环境是大环境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应以促进环境和谐为前提。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大农田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二者的良性循环是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基础。 总之，通过客观评述汉代政府管理的制度机制对各种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形式、实现途径及影响范围，即经济组织效率和管理机制的关系，可了解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管理组织结构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促进或抑制作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绩效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即在国家力量作用下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对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各种要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主导和诱使作用。通过对汉代社会基础制度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绩效方式的剖析，基本可明白汉代农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面貌。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体制障碍，推动“三农”问题解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现实的借鉴与警示意义。

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

作者： 张祥稳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乾隆时期   康乾盛世   自然灾害   灾害史   荒政  

描述： “自古圣王之世，水旱之灾亦时有之”。康乾盛世时期的乾隆朝也不例外，它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期之一。乾隆朝60年间，自然灾害的种类多，发生的频率高，被及的范围广，涉及的人口多，产生的危害大。面对频仍的自然灾害，乾隆在发出“灾民实可怜”叹息的同时，命令大小官吏，要把民饥民困视作己饥己困，务必以拯灾恤

全文：“自古圣王之世，水旱之灾亦时有之”。康乾盛世时期的乾隆朝也不例外，它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期之一。乾隆朝60年间，自然灾害的种类多，发生的频率高，被及的范围广，涉及的人口多，产生的危害大。面对频仍的自然灾害，乾隆在发出“灾民实可怜”叹息的同时，命令大小官吏，要把民饥民困视作己饥己困，务必以拯灾恤困为“国家第一要务”，“宁可国家多费帑金，断不可令闾阎一夫失所”，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拯灾救荒的政策措施——荒政。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和荒政，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群众生活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衰落的重要因素。 时至目前，史学界对上述问题研究较少，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我们认为，对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和荒政展开深入、全面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有一个全面了解，从中归纳出乾隆朝60年间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及人为因素；另一方面，乾隆时期的荒政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对于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对我们今后的防灾、救灾和抗灾工作无疑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同时，对于康乾盛世衰落的原因，史学界一直忽略了自然灾害、荒政这两大因素，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所以，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三大板块：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乾隆时期的荒政，乾隆时期自然灾害、荒政与康乾盛世衰落之间的关系。 本论文以清代乾隆时期(1736——1795年)全国18各直省的自然灾害与荒政为研究对象，阐述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全貌，研究这一时期拯灾救荒的政策措施及其落实情况，分析自然灾害与荒政对康乾盛世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学的实证考察为基本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证紧密结合，综合运用计量、归纳、考证、演绎等研究手段。按照选题研究思路，充分利用和吸收自然灾害史、荒政史和清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借助灾害社会学、灾害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全面介绍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梳理乾隆时期的荒政体系，研究自然灾害、荒政与康乾盛世衰落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结构安排上，把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既有对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和荒政落实情况的整体描述，又有典型的个案分析；在行文过程中，把文字叙述与图表显示紧密结合。 全文主要由六章组成： 第一章，主要阐述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动态，选题的依据和研究的意义，研究的目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可能存在的不足和研究方案，以及本论文研究的时间段和地理范围界定，等等。 第二章，详细介绍清代乾隆时期水灾、旱灾、雹灾、虫灾、冻灾、风灾、瘟疫和地震等八种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乾隆朝60年间，各种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特别是水旱灾害。在上报至中央政府、确定已经“成灾”或已造成严重危害的自然灾害中，水灾被及的总州县次约为8074个，旱灾为3770个，雹灾为1148个，霜灾为163个，风灾为271个，人疫、牛疫共68个，地震111个。由此看来，乾隆时期，水旱雹灾发生最为频繁。在各类已发生的自然灾害中，有的被灾面积大，受灾人口多，危害严重，所以文中有选择地对一些特大自然灾害作专题介绍。 第三章，主要是在把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情况与清初康雍朝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归纳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特点，影响自然灾害发生的人为因素等。这一时期自然灾害的发生，呈现其自身的特点，如：灾害种类繁多，以水旱雹灾为主，地区分布不均衡，年发生情况差异较大，地形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决定着灾种及其发生的频度，等等。显然，乾隆时期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这一部分主要是探讨乾隆时期的人为因素对自然灾害的影响，如政府在水利问题上的不作为，民间对水利兴修的消极态度，各地普遍存在的与水争地现象，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封建迷信思想盛行；等等。所有这些，使自然灾害发生更加频繁，危害更大。 第四章，首先，简述清代以前我国古代荒政的发展历程，介绍清初顺康雍时期拯灾救荒的基本程序、主要措施及备荒情况，以便于对乾隆以前荒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为下文阐述乾隆时期荒政作必要的铺垫。然后，着重研究乾隆时期，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政府在借鉴前代荒政的基础上，制定了系统的救济灾荒的制度和政策，并在实际中加以落实。虽然这一时期关于荒政并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法律、法规出台，但在“以例治天下”的清代~①，已经出现过的拯灾行为即是以后救荒的范体。实际上，乾隆继位以后，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就使政府救荒行为走上了经常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荒政的集大成时期，它也是我国古代荒政最完善的时期，不论是与有清一代的各朝相比，还是与清代以前的各代相比，这一结论是毋庸争议的。 我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随着自然灾害的出现，荒政便应运而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清初顺康雍时期，救荒的基本程序包括报灾、勘灾、审户扣给赈，主要措施包括蠲免、抚恤、赈济、借贷、缓征、平粜、安辑流民等，地方主要是通过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积谷备荒。乾隆时期，拯灾救荒的基本程序与康雍时期不存在多少差异，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时间上的规定作了变动，有利于灾后赈、贷、蠲、缓事宜。在赈济问题上，乾隆始终恪守一个原则，即成灾必赈，它包括灾后抚恤、正赈、加赈和厂堂赈济，特别是加赈，在这方面，乾隆朝的政策极其宽大，几乎每年都有此举；赈济的钱粮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乾隆一贯反对私人钱粮参与其中，除了乡村的粥赈等慈善类行为；正是因为如此，仅赈济一项，60年间国家花费的银粮可谓不计其数，无法准确统计。在灾后借贷和钱粮缓征方面，乾隆时期的政策大大突破了前代的规定，政策上有越来越重视和宽松的趋势；特别是以往例不缓征的漕粮、漕项，在这一时期常常予以“法外开恩”。这对缓解灾民困苦，使灾区粮食充裕，稳定粮价和物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灾区赋税的蠲免也是乾隆时期荒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不但使蠲免的有关政策得以兑现，而且在皇帝巡幸、战争爆发、连年被灾和普蠲全国钱粮之际，灾民们也往往得到额外的蠲免，其数字惊人。为了使灾民有力购粮度日，乾隆还将政府所储或所购之粮减价出售，有按例减价，亦常有破格减价，即通过政府对灾民的粮价补贴，尽可能让灾民度过难关。除了政府直接向灾区调拨大量的粮、银外，乾隆还充分利用市场实现全国范围的粮食自由流动，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为灾区“裕食”的目标。令人遗感的是，尽管乾隆为救荒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在备荒特别是在地方积粮以备荒歉方面关注不够，因而使各地最终把救荒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的临时补苴上，这主要表现在各州县积储严重不足、积储制度徒有虚名，乾隆对这一情况也是一清二楚。总之，乾隆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在荒政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尝试。这一时期的荒政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各地荒政落实情况差异较大，不尽人意，文中通过个案的分析，使我们可见这一问题之一斑；造成荒政落实不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五章，它是在第二、第三、第四章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的衰落与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和荒政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康乾盛世是在乾隆朝中后期逐渐衰落的。但时至今日，没有一位学者把自然灾害、荒政与康乾盛世的衰落联系起来。实际上，笔者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其主要表现在：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了农业经济，使本来就停滞不前的传统农业出现了倒退的趋势，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的荒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灾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实际上其作用微乎其微；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一方面迫使清廷花费大量的人、财、物力，用于对灾区的蠲赈贷等；另一方面，对被灾地钱粮的缓征和对灾民的借贷，也使数额巨大的钱粮因灾害连年、人民生活困苦等原因而最终无法征还，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广大农民不得不依靠政府度过难关，这样就使得政府与百姓暂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人民群众在与官员的面对面接触中，更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吏治败坏等社会深层次的问题；还有，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本身就暴露了政府在水利问题上的不作为。在我国封建社会，“四民之中，最苦者农也”，毫无疑问，在自然灾害中真正受苦受难的是平民百姓，他们本来生活就十分困苦，劳作终年，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可以想象在自然灾害的频繁侵袭下是一幅怎样的不堪入目的灾民图。尽管乾隆政府在实际中为了救民于水火也进行了相应的努力，但由于存在全国粮食总量严重不足、自然灾害过于频繁、吏治败坏等多方面因素，使这一时期的荒政并没有能够解决灾民的实际问题，因而灾区的闹赈、遏籴、抢米等斗争此伏彼起，虽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灾民流离于道络绎不绝，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安置措施，但最终没有遏制住流民大潮，使他们最终成为清代中后期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主力军。所以，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最终，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正是在乾隆时期自然灾害的风风雨雨声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浪潮中落下了帷幕。 第六章，对本论文的第二至第五章进行总结和提炼，认为：清代乾隆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期之一。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有其自身的特点是。自然因素是导致灾害频繁的最直接的原因，但人为原因却不可忽视。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损失惨重，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它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灾民生活更加贫困，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乾隆在荒政上可谓不遗余力，慷慨大度，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另外，还应与他的个性和信仰佛教有关。 康乾盛世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它开始衰落于乾隆中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自然灾害及荒政的影响不应忽视。透过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荒政及其对康乾盛世衰落的影响的全面考察和研究，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四点启示：一是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二是自然灾害是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荒政是一把“双刃剑”，要重在落实；四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必须把科学防灾、救灾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也必须把依法救灾和以德救灾有机结合。 尽管本文在撰写过程中，笔者广泛地搜集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和深入的分析，但由于涉及的资料繁多、撰写时间仓促和个人专业水平有限等因素的存在，文章的不足甚至舛误之处在所难免，如对自然灾害被及州县次、荒政实施过程中相关数据统计不够全面，只对自然灾害发生的人为因素进行分析，对康乾盛世的衰落与自然灾害、荒政之间的关系分析也不够全面、透彻，等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明清农书研究

作者： 康旭峰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6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农书   经世致用   士人   社会史   明清  

描述： 明清时期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农书编纂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明清农书不仅在数量上全面超越了以前各个历史时期，而且其内容广博，涉及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并且对明清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代中期以后，“经世致用”思潮风行；明末清初和清末出现了两次“西学东渐

全文：明清时期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农书编纂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明清农书不仅在数量上全面超越了以前各个历史时期，而且其内容广博，涉及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并且对明清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代中期以后，“经世致用”思潮风行；明末清初和清末出现了两次“西学东渐”的高潮；“农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以科举考试制度为特征的精英教育与民间大众教育紧密结合；出版印刷业繁荣。所有的这些都成为了明清农书创作的有利条件，促成了明清时期农书创作高潮期的出现。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和封建王朝重农思想的影响，士人群体是明清农书的创作主体，而这其中，具有进士、举人等科举功名身份的各级官员和在野士大夫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以地方性农书为代表，明清农书有着显著的地域特征，而明清时期普遍实行的地方官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有效地促进了区域农学的交流。明清农书的创作也体现出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如明代农书的创作的高峰期是在嘉靖以后，而光绪朝则是清代农书创作的兴盛时期。这其中既有“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也有海外贸易的刺激，又有美洲新作物的推动。 借助于明清农书，明清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播在农书作者与农民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明清民间大众教育的繁荣使得广大农民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这是农书在农民群体间传播的前提。由于明清时期出版印刷业发达，农书的价格并不是农书传播流布的重大障碍，而明清时期多元化的图书发行渠道也有利于农书的传播。明清时期的民间日用类书能有效地传播物候、农业生产知识。图说性质的农书因其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故广受欢迎。明清农书在海外的传播促进了中西衣学的交流，扩大了中华农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核桃文化及其休闲农业开发研究

作者： 孙宜莉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12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赏玩文化   休闲农业开发   价值体现   核桃文化  

描述： 核桃是世界著名四大干果之首,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有“长寿果”、“万岁子”之称。核桃在我国栽培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勤劳而又智慧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所创造的核桃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索核桃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近年来,休闲农业成为旅游业的新亮点,受到了广泛

全文：核桃是世界著名四大干果之首,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有“长寿果”、“万岁子”之称。核桃在我国栽培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勤劳而又智慧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所创造的核桃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索核桃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近年来,休闲农业成为旅游业的新亮点,受到了广泛关注,文化的深度挖掘对于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目前休闲农业开发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核桃作为我国传统栽培作物,探索核桃传统文化对于休闲农业开发无疑具有有益的启示和帮助。目前,关于核桃文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核桃种质、基因、选育等的研究,但对于传统文献中核桃文化价值的探究却少有人进行系统的总结。因此,核桃文化的挖掘工作尚待深入。 本文立足于充分利用古籍资料,探讨古代人民对核桃的开发和利用,具体从核桃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进行论述,与现代旅游业中最受重视的休闲农业开发相结合,不仅是古籍资料中核桃文化的现实应用,而且为休闲农业中的文化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论文首先探究核桃的起源地以及我国核桃栽培扩大分布的变化轨迹,主要体现在核桃栽植地域延伸和古代人民对核桃认识的变化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沿着历史这一主线逐步探索古代人民对核桃适用性的发掘以及文化的创造,并论述现代核桃文化及其产业发展现状。其次,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重点研究核桃文化价值,物质层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饮食文化、药用文化、把玩文化；精神层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文学艺术和民俗文化,并从中总结三个方面的核桃文化休闲农业开发价值,分别是：园艺观赏价值、抗体保健价值、艺术赏玩价值。最后,总结我国核桃休闲农业开发现状及其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核桃休闲农业开发的原则与对策,选择安徽宁国甲路镇为案例区,在深入分析该地区资源环境条件的基础上,将上述总结的核桃文化以及价值,应用于休闲农业开发中。

番茄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作者： 刘玉霞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传播   番茄   分布   影响   原因  

描述： 明清时期，中外交流频繁，美洲作物不断传入我国。美洲作物的引进、栽培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这些作物的引进大大丰富了中国作物的种类，对中国农业及饮食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对美洲作物的引进和传播研究较多，但大多侧重粮食作物，对蔬菜作物缺乏研究。 本文以番茄在中国的传播为研究对象

全文：明清时期，中外交流频繁，美洲作物不断传入我国。美洲作物的引进、栽培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这些作物的引进大大丰富了中国作物的种类，对中国农业及饮食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对美洲作物的引进和传播研究较多，但大多侧重粮食作物，对蔬菜作物缺乏研究。 本文以番茄在中国的传播为研究对象，时间上选自明清至当代，以大量史料为依据，综合运用文献学、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番茄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阐述了百年来番茄的引种、推广历程。通过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比较，归纳和分析出番茄传播的动因，指出了番茄传入后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第一章在简述番茄起源中心及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后，重点考证了番茄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研究表明，番茄传入的时间为明末，约在万历年间。本人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番茄传入中国的三条途径，认为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可能性不大。最初从海路分两条路线传入南方沿海地区，广东应该是番茄传入后的最早落地点之一；明末清初从荷兰传入台湾是其传播途径之二；民国初期从俄罗斯传入是则是途径之三。此后，番茄又被多次、多途径的从国外引种。 本文第二章全方位展现了番茄在中国的引种与推广历程。明末，番茄传入中国，山西、贵州、云南均有记载。清初，番茄传到福建、台湾及华北地区的山西、山东、河北及陕西等。清中后期，扩展到云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民国时期，番茄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但番茄栽培不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郊区。建国后，番茄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蔬菜。目前，中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番茄生产国之一。 在前几章史料梳理的基础上，第三章对番茄引种推广的原因作了系统的分析，包括自然生态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饮食文化因素及其他社会因素。第四章分析了番茄传入后对中国的经济、农业种植结构、饮食结构及科学研究等影响。 番茄的传播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它的传播速度、传播范围受到自然和人类双重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对人类产生反作用。随着番茄的进一步传播，番茄产业发展迅速，它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更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农业文化遗产景观研究初探

作者： 赵维真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年份： 2012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可持续性旅游   农业文化遗产景观   保护与开发   文化遗产  

描述： 当今世界在经历了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步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国科学研究飞速发展,高新技术日新月异,新生学科应接不暇…..近百年来地球人近乎疯狂地改天换地,把自己原本十分美好的家园弄得面目全非。空前的繁华掩盖不了隐藏着的巨大危机,物种灭绝、灾难频繁、环

全文：当今世界在经历了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步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国科学研究飞速发展,高新技术日新月异,新生学科应接不暇…..近百年来地球人近乎疯狂地改天换地,把自己原本十分美好的家园弄得面目全非。空前的繁华掩盖不了隐藏着的巨大危机,物种灭绝、灾难频繁、环境愈发恶劣等等现象似乎告诉人们：索取多少就必然会付出多少,大自然正在对人类的掠夺给予毫不客气的报复。暮然回首,人们才突然发现已经失去了自己原本美好的家园!面对严酷的现实人类有些不知所措,迫使惊慌之余的人们开始认真反思自身的行为。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揭开了人类社会新的一页,也迎来了整个世界发展进步的新时代。“资源、环境、开发、保护”等等问题提上了议程。人们正在进行种种努力,试图找回本来属于自己的对“地球之家”的信任感与稳定感。 在此背景之下,本文通过广泛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在总结归纳提炼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试图从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景观、旅游业的发展等诸方面的关系与可持续性发展上进行初步探讨。力求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和可操作性的方法,以达到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有所帮助的目的。总的可概括为农业文化遗产景观的保护开发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本文首先探讨了农业文化遗产景观的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概念,辨析了它与农业文化遗产之间的异同,在此基础之上又对它们广义与狭义两方面的概念进行了论述与分析探讨,指出了农业文化遗产与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接着对农业文化遗产景观的类型与各自不同的特点、特征进行了对比,引证国内外多处著名农业文化遗产景观,进行深入分析,从起源到背景以及现状娓娓道来,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态环境、不同人文条件下农业文化遗产景观的演变历程,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暴露的诸多问题,提出了重保护、慎开发、谋发展的整体思路；然后,对农业文化遗产景观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把可持续性发展思想大胆引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出了保护发展中应当注重的诸多建议；同时就农业文化遗产景观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等不同层面对二者进行了具体分析,探讨了遗产与旅游、保护与发展的理论与举措,以期丰富农业文化遗产景观的保护开发与传承的内涵,进而不断完善理论体系；文章还对农业文化遗产景观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思考与期望。本文最后根据笔者参与的设计案例,结合农业文化遗产景观的理论研究,在与实践的结合方面进行了进一步阐述,为本文的可操作性作了尝试性探讨。 农业文化遗产景观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理论是一个严肃的理论体系,是导师根据当前我国国情,经过反复思考,综合多家之言,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提出的一个理论体系,笔者只是在导师严格指导之下,对有关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和粗浅分析。其中的观点和结论难免有失偏颇,这个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个开放型、创新型的理论,本文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启发我们的思路,激发热心人士的兴趣,引发业内专业人士的积极回应,进行共同探讨与商榷,即达到本文之目的,亦不负作者之初衷了。